陈圆圆红颜悲歌

        中国历史上的明清易代之际,金戈铁马,腥风血雨,扣人心弦,而一代红妆,推波助澜,亦引人瞩目。董小宛、顾横波、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等几位风尘女子,以其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与那个特定时代的人事沉浮、家国兴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而其人其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引起了人们不衰的兴趣。其中,由于陈圆圆的命运与明清两朝及李自成、吴三桂等四方势力的变化消长息息相关,是一位易代风云中的关键人物,更惹得无数文人骚客流连忘返,逞才使气,形成了“都为红颜曲笔多”的纷繁局面。在层出不穷的众多有关陈圆圆的文艺作品中,吴梅村的叙事诗《圆圆曲》不惟开其先河,而且得故事之真,(刘健《庭闻录》卷一),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陈圆圆,本名刑沅,字畹芬,从养姥姓陈。“家本姑苏浣花里”,“前身合是采莲人”,对陈圆圆籍贯、身世、才貌的介绍简明而有诗意。“姑苏”即苏州;“浣花里”为唐代能诗善乐的名妓薛涛的居处;“采莲人”者,西施也。由此看来,陈圆圆本是苏州一烟花女子,她多才多艺与薛涛比肩,倾城之貌如西施转世。她有着作为那个时代的女子可以理解的理想:“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企盼得到君王的宠幸,出人头地,光彩门户。可是,她大概没有想到,才艺双绝给她带来的却是接踵而至的磨难,理想的实现在表面的荣耀下包藏着的实则是辛酸和悲苦。
        崇祯十四年(1641),在春暖花开的时节,风流才子冒辟疆初见陈圆圆于苏州。一见之下,冒氏便为“擅梨园之胜”的陈圆圆所倾倒:“是日燕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之陈姬之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死欲仙(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这年秋天,冒辟疆又来到苏州与陈圆圆相会,一个风流倜傥,一个才貌无双,才子佳子,相倾相慕,遂定婚嫁之约。可是,当冒氏次年二月前往苏州时,已经晚了,陈圆圆已于十日前为“窦、霍门下客以势逼去”:(冒辟疆《影梅庵忆语》)
        外戚左都督田宏遇前岁游 南京,买歌妓顾寿。而陈沅绝色尤甚,或以八百金市馈宏遇。(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圆圆曲》中“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叙说的就是上述一段史实。一个“强字,写出了“豪家”是多么蛮横和霸道,也表现了这一事变对陈圆圆来说,是多么屈辱和不平。她爱的是才子而不是眼前田宏遇这个六十四岁的老朽,她多么想念自己的心上人冒辟疆啊!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现实,难怪她“此时只有泪沾衣”了。是的,作为一个弱女子,在“熏天意气连宫掖”的恶势力面前,除了怨叹“薄命”,以泪洗面外,还能做些什么呢?而尤其使人扼腕难平的是,对陈圆圆的不幸来说,这远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此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从低谷中走出来,声势日壮,连奏凯歌;满族崛起于关外,对中原虎视眈眈。在内忧外患之下,崇祯皇帝寝食不安。为了纾主子的所谓“宵、旰”之忧,田宏遇将陈圆圆献进宫去,期待她的美貌能使主子紧锁的眉头稍稍舒展。哪知这时的崇祯皇帝,被江河日下的形势弄得焦头烂额,已全无倚红偎翠的闲情逸致。”明眸皓齿无人惜”,宫娥拥入,君王不起,后因放出宫女的机会,陈圆圆又回到了田家,以“教就新声倾坐客”度日。“坐客飞觞红日幕,一曲哀弦向谁诉”,陈圆圆苦于这种飞觞侑酒的生活,但又无法摆脱,这日复一日的苦难何时才是尽头?满腔的哀怨可对谁人倾吐诉说?这里,我们听到了一颗苦闷心灵发出的痛苦呻吟。
        恰在这时,吴三桂闯进了陈圆圆苦寂无告的生活。吴三桂“廿七登坛,儒门出将,父子元戎”(《姜新致明宁远总兵书》),特别是崇祯十五年春,明清松锦战役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以后,他的地位便迅速上升,被明廷倚为北方屏障。他生得“巨耳隆准”、(刘健《庭闻录》卷六),一表人材。总之,是个模样长得俊,风头出得早的人物。崇祯十六五年月间,清廷在豫郡王多铎“非义妄动,天必不估,……宜暂停师旅”(蒋良骐《东华录》卷四)的建议下,开始北撤入侵的军队。与此同时,李自成起义军攻占了湖广荆襄及河南大部分地区,严重威胁着明帝国的生存。明王朝鉴于外患暂缓、内忧孔棘的严峻局面,密谋从全国各镇抽调兵力对付义军。吴三桂就是在这时奉召离开宁远防地,进京“入援,而且受到了崇祯皇帝的赐宴款待。(《明实录附录·崇祯实录》卷十六)。在吴三桂离京返回宁远时,善于投机的田宏遇为子巴结这位如日中天的将军,设宴为之饯行,并在席间“出沅佐觞”,这一来非同小可,遂在明清之际生出许多风风雨雨,曲曲折折来。
        “相见初经田窦家”时,吴三桂年方三十一岁,志得意满,风华正茂,所谓“白皙通侯最少年”,当不虚言。这位“通侯”不但年轻有为,而且风流多情,一见陈圆圆,便“拈取花枝屡回顾”,其心荡神迷,几不胜情之态跃然纸上。而吴三桂的出现,对于在田府这座“樊笼”里度日如年的陈圆圆来说,不啻是茫茫暗夜中的一颗救星,她把他作为依托的所在,希望的象征,“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此刻陈圆圆对吴三桂的期望是何等热切,何等迫不及待!英雄美人,一见倾心,善于察言观色的田宏遇顺水推舟,当即答应将陈圆圆送与吴三桂。可是,由于军书催逼甚急,吴三桂来不及迎娶,便依依不舍地赶回了宁远防地。这给满腔热望的陈圆圆兜头又是一盆冷水,“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她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愤懑,一筹莫展之馀,只有以默默的等待打发时光。不幸的是,她等来的不是朝思幕想的将军的“油壁车”,而是刘宗敏的追索、凌辱。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义军从陕西出发,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北京进军,一路上雄关重镇,望风而降,“巍巍万雉”的帝京,一朝失堕。这时义军如果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正确的政策,特别是对尚在山海关握有重兵的吴三桂施以恰当的策略,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页或许会是另一种面貌吧。可惜,小生产者身上固有的劣根性在胜利的条件下迅速暴露、膨胀。一是为财,对明朝归降的勋戚大臣“拷打要银”;一是为色,在红妆脂粉辈上大施胜利者的淫威。在这场闹剧中,义军军事首领刘宗敏充当了急先锋。他进京后,“拥妓欢笑,饮酒为乐”(钱粤只《甲申传信录》卷四),他不满足于“美而艳”的“国公家媳妇”和一般的妓女,又在名重京城的陈圆圆身上打开了主意。此时田宏遇已一命呜呼,陈圆圆脱离田府,到了吴家,是身有所属的“楼头思妇”,而不是飘零无主的“天边粉絮”了。刘宗敏哪管这些,“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
        伪都督刘宗敏据田氏第,闻陈 沅、顾寿美,索之。寿从优人遁,遂枭优七人。系襄索沅,襄言已归宁无,宗敏不信,拷之酷。(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刘宗敏之所以敢在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身上动手脚,是因为他已被成为历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就没把吴三桂当作一回事:“此弹丸者,不足当京师一角,用靴尖踢倒耳”(佚名《谀闻续笔》卷一)。可是他错了,错得是那样令人痛心,他得到了陈圆圆,也同时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他的荒唐直接促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转瞬间烟消云散。
        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吴三桂正率军奔走于“入援京师”的途中。京城的陷落,一下子将他抛到了“进退失据”的十字路口,事关重大,何去何从?经过一番犹豫权衡,他决定投降李自成。就阶级本质而言,吴三桂与农民义军格格不入,但在当时特定情势下,降闯是可能的。一是阖家三十馀口性命攥在人家手里;二是为自己以后的前途,名节计;三是对陈圆圆不能忘情,难以抛舍。明宫太监王永章的《甲申日记》,录有吴襄向大顺政权呈交的吴三桂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写的三封家书。在这三封家书中,吴三桂于国破家亡之际,对“陈妾安否”和下落如何一再询问,足见陈圆圆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妻子岂应关大计”,但“英雄无奈是多情”啊!可就在作出降闯决定不久,传来的消息却是爱妾被夺,老父被抓,明朝降臣备受拷掠,吴三桂冲冠一怒、叛闯降清,拉开了一场天翻地覆历史巨变的帷幕。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清,挟吴家三十馀口作人质,与吴、清联军大战于一片石,结果义军惨败,怒杀吴王桂全家,而陈圆圆大难不死,复为吴三桂所得。“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唬妆满面残红印”。“蜡炬迎来”而偏“在战场”、“唬妆满面”而残留“红印”,“惊魂”甫定而“云鬟不整”,活现陈圆圆流离颠沛,不胜艰辛之态。如果说“相见初经田窦家”时,陈圆圆还满怀欣喜和期待的话,那么这次“再相见”,以及此后“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的汉中富贵生活,让人感受到的却是淡淡的哀愁和挥之不去的感伤。当年苏州“贵戚竞延致”的妓女生涯, “一斛明珠万斛愁”所包含的由“豪家”强赐而导致的爱情的夭折,幽闭“樊笼”、佐客飞觞的苦闷,“楼头思妇”复为“天边柳絮”的失落, “关心飘泊腰肢细”的流离,这一连串非常人所能经历的波折和磨难,怎能不使得陈圆圆失却几分热情和追求,平添几分对荣华的淡漠和对莫测前途的悲观?可是,这些并不为人所理解,“消息传来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技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当陈圆圆痛感声名所累之苦时,那些旧时的女伴却为那表面的荣耀所吸引而向往、艳羡,为自己老大无成而黯然神伤,对陈圆圆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更深层的悲哀。
        吴梅村《圆圆曲》约作于顺治七年。(采冯沅君说。见《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第394页)。因此,诗中所叙止于“珠歌翠舞古梁州”,即止于陈圆圆在汉中的生活。对于她随吴三桂入川、入滇以后的事,未能涉及。但是,吴梅村以诗人的敏感,对吴三桂和陈圆圆的结局作了预言: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 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悉,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馆娃”、“越女”、“香径”、“屧廊”等典故,都与夫差有关。历史上,夫差何尝不盛极一时?他建了馆娃宫,供越女西施居住,宫里有采香径、响屧廊,后来吴亡于越,人去楼空,一切如过眼云烟,这何尝不是吴三桂面临的结局?同时也预示陈圆圆对吴三桂的爱情不得善终,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在等待着她。吴梅村所以作出这样的预言,并不像乾隆时代的靳荣藩所说的那样:“梅村能料吴逆之乱”,他没有这样的政治远见,他的预言主要来源于对人物性格和事物发展逻辑的体察。圆圆为吴三桂所得,一时荣华富贵,好像“一片春色来天地”,但她毕竟不过是上层贵族的一个高级玩物而己,不可能有独立的地位和人格,即使成为王妃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与自由,她的生活只能以悲凄幽怨为伴而告终。从更普泛的意义看,福祸相依,盛极衰来,是自先秦诸子就有的古老哲学思想,吴梅村生逢陵谷变迁,人事无常的明清之际,对此感受尤为强烈,“自古豪华如转毂”《永和宫词》之类的感慨在其诗作中时有流露。从此着眼,陈圆圆身受的宠幸当然不会久远。关于陈圆圆的归宿,有的说她固色衰失宠而出家,有的说她在吴三桂反清失败后而自尽,两说有异,但悲剧结局则一,正与吴氏预言相印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圆圆曲》的陈圆圆故事又是有始有终,比较完整的。
        《圆圆曲》于吴三桂“婉而多讽”,但由上可以看出,它对陈圆圆的态度显然与对吴三桂不同,表现了比较进步的思想意识,这一点在与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比较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圆圆曲》之后,有关陈圆圆故事的作品频频问世。这些作品与《圆圆曲》相同之处有二:一是对吴三桂均持否定态度,只是表现程度上略有区别;一是所涉及的故事情节基本不出《圆圆曲》构架,只是在繁简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对待陈圆圆的态度上,后来的大部分作品却有异《圆圆曲》之为,大致而分溢恶和溢美两派。
        《圆圆传》的作者陆次云明言《圆圆曲》是他写作的依据,但他的基本态度是把陈圆圆和吴三桂都作为鞭笞的对象。在陆氏笔下,陈圆圆是一个有心计、有权术、泼辣大胆的恶妇,而且煽动吴三桂反清,心怀叵测,助纣为虐。这样一来,作者对陈圆圆不但不予同情,而且把她作为迷人的妖魅、祸国的罪魅加以抨击就很自然了。这是典型的“女宠祸国”传统观点的集中流露,陆次云另有《升平乐》传奇,亦表现吴三桂与陈圆圆一段情事,对待陈圆圆的态度与其《圆圆传》如出一辙。此外,樊增祥的《圆圆曲》以渲染陈圆圆的美色为能事,格调庸俗,不脱女人祸水的世俗之见。可传靖《沧桑艳》传奇则认为陈圆圆前半生色身误国,罪莫大焉,幸而最后自杀身殉,才略可弥补,免入地狱。可见樊诗、丁剧与陆次云之作唱得是一个调子,表现了落后的思想意识。
        与上述数作不同,钮琇的《圆圆传》似有意作女祸亡国论的翻案文章,于陈圆圆同情之外,又赞誉过之,将她写成了一个不但美丽善良,而且有远见卓识、深明大义的女中豪杰。例如作者写她在吴氏地位显赫之时,不慕荣华,处泥淖而不染,政治上头脑冷静,不与吴三桂的叛逆活动同流合污。此传结尾评道:“(圆圆)遇乱能全,捐荣不御,皈心净域,晚节克终,使延陵遇于九原,其负愧何如矣。”作者的褒贬爱憎是非常鲜明的,与钮作倾向相似的,有近人章鸿宾《冲冠怒》传奇。章作极力为陈圆圆受到误解和诽谤开脱,剧中表现了她位卑而忧天下的胸襟和忍辱救国的献身精神。这样写高则高矣,可是陈圆圆的纤细腰肢恐怕承受不了章氏交付的末世一救、力挽狂澜的重担。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吴梅村以无限同情、哀婉的笔触,描写了陈圆圆一波三折的悲剧命运。她的过人的美貌和出众的才艺,给她带来的不是幸运,而是不断的苦难。她无竟介入那个乱世一试身手,然而社会的动荡却每每置她于风口浪尖之上。她对生活不乏美好的愿望,但她像狂风中飘扬的落花那样,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看着这些愿望一个接一个破灭,除了“哀”、“怨”、“愁“、“泪”、“啼”以外,再也无能为力。这样一个形象是比较真实可信的。通过这一形象,吴梅村对美的事物的毁灭表示了深沉的叹惋,对造成这一悲剧的现实提出了委婉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