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汝清 皖南事变
作者简介 黎汝清(1928.11——),出生于山东省博兴县卫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和父亲皆是木匠,只在农忙时从事农耕。他7岁上学,4年后,由于日寇入侵而只得辍学务农。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增强了对文学的兴趣。1944年,他考入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耀南中学,不久就被分配到渤海行政公署当会计。1945年11月,他转到八路军中做政治宣传工作,并在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跟随部队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经受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上海解放后,他转入机关工作,先后在华东公安部队、上海警备区当过教导员、医院副政委、党委秘书、直工科副科长等。1958年调到南京部队政治部建军30周年征文组、协助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60年,他开始专业创作工作,1962年被调到南京部队创作室搞专业创作。他的文学创作实践比较早、曾写过儿童作品《三号了望哨》,在莱比锡博览会展出后,曾用英、法、德、西班牙等八国文字出版。他曾写过中篇小说《我守卫在桃花河畔》,1966年出版了中篇小说《海岛女民兵》,迈出了他文学创作新的一步。这部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海霞》,受到好评。1976年和1977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万山红遍》的上、下集; 1979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叶秋红》;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云霞岭》; 1981年出版长篇小说《冬蕾》,1983年出版长篇小说《雨雪菲菲》、中篇小说《自白》;1984年出版长篇小说《生与死》;1987年出版著名长篇小说《皖南事变》。他是个勤奋而多产的作家,至今已写出四百来万字的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于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1978年1月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的身分访问过巴基斯坦;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80年3月,当选为中国作协江苏分会理事。
内容概要 这部六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是黎汝清的力作,它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小说描写的主体,以新四军的著名将领项英和叶挺为小说的主人公,展开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宏观描述,表达了作者对这一历史的分析和认识。小说分为三卷:事变前、事变中、事变后。第一卷主要描写新四军领导阶层对部队转移路线的选择过程。作为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的项英,是我党资深名高的将领,在红军长征时,他曾留在中央苏区领导过3年的游击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成为名震中外的英雄人物,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都曾拜会过他。斯大林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组织了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创建了新四军,被任命为副军长、在军长叶挺的领导之下。实际上他是政委,是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但是,由于他多年独挡一面的工作和成绩,也使他滋生了傲慢自信的情绪和家长式的独断专行的作风,因此他和叶挺军长的关系始终不够和谐,也影响了他对1940年前后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及军事形势的看法。当时英、法等国对希特勒的侵略行径采取姑息态度,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国民党改变策略,采取诱降的诡计,致使蒋介石强化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作法,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天,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不久,又以新四军侵占友军阵地,进攻友军为借口,命令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北岸。党中央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为了维护国共两党统一抗战的局面,对蒋介石的这一要求作了让步,命项英率军北移。但是中央的这一主张与项英一向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一直希望日军进攻浙江和江西,届时国民党军队必然撤退,新四军即可乘机南进,恢复当年的中央苏区,发展实力,壮大革命队伍。他的这一想法使他对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拖延的举动,因而中央于1940年12月26日来电,批评项英行动“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又电告他将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这使项英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反复思考着北移、南进的利弊得失,总是对自己南进的固有的想法留恋难舍,“他用想象去虚构、去补充、去美化这个目标”,同时,他对中央让他在北进后去延安接受新任务,新四军的工作交由叶挺、陈毅负责的命令很不满,所以他仍然决定南进。12月27日午夜,他先后找来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赵令波,向他们渗透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周子昆态度暧昧,赵令波随声附和项英,使项英很高兴,立即命令他“着手制订向南开进的实施计划”,并在明天以前搞出个“略图”。12月28日,项英作为军分会的书记,召集军分会会议,讨论新四军转移路线。会上,叶挺提出东进方案,被项英否决。作战科长林志超摆出大量事实,慷慨陈辞,直言抗辩,说明南进方案不可行,前往茂林是自杀,只有东进才是安全出路,符合了叶挺的主张。赵令波主张南进,符合项英的主张。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周子昆在两者之间游移。观点难以统一,项英终于以书记的身分确定了南进的方案,并阐述了南进的好处。1941年1月1日,项英给中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打了措辞含糊的六点内容的电报,致使中央在3日就批准了项英的南进方案。然而在即将行动之前,赵令波却中了敌人的美人计,把新四军的行动方案,向国民党派驻新四军军部的联络副官闻瑷全部泄露无遗。蒋介石得到情报,立即命令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调集军队,在茂林一带摆开包围的阵势,准备伏击新四军。这时,叶挺分析敌情,觉得敌军南去,东西空虚,新四军应当向东进发,然而项英固执己见,不肯接受叶挺的建议。而且坚持于1月4日召开与群众告别的大会,贻误了宝贵的时间,又在行军中遇上暴雨,虽然项英亲自指挥,但部队仍然在5日才到达茂林。第二卷主要描写项英和叶挺指挥上的失误及其严重后果。新四军的三个纵队五日下午全部到达茂林,但是由于休整,特别是开了各种与群众的联欢会,演出节目,再次拖延了时间,贻误了战机,致使敌人完全做好了包围新四军的态势:敌五十二师、一○八师在新四军左翼,七十九师在右翼,新七师和一四四师在侧后,四十师在正前面,形成前堵、后进、两翼夹击新四军的局面。在6日下午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叶挺做出左路纵队出球岭,中路纵队出丕岭、博道岭,右路纵队出高岭,三路会攻星潭,打开缺口以便突围的决定。但是项英开始以为友军发生误会,才来进攻,因而不愿轻装突进,希望小打或不打,直到得到蒋介石向顾祝同所下“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手令后,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知道自己陷入了敌人真正的包围之中,而且目前的战斗已经失利,他这才决心轻装打仗。但他反对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一则攻星潭伤亡大,再则星潭东边是平原,不易打游击。他主张向西南方向的高岭进军,避实就虚,另选突围点,而且这一带是山区,易于打游击。正在这时,毛泽东、朱德来电,命项英、叶挺率军早离茂林,东进突围。项英扣下这份对他的主张不利的电报、公然抗拒中央,而坚持自己的决策。叶挺虽然愤怒已极,林志超坚决反对,也无可奈何。在执行项英的后撤命令时,左路一纵队傅秋涛、赵令波部失掉联系,二三纵队没有攻下高岭,伤亡很大,敌人得势,收缩包围圈,新四军被逼进狭小的石井坑一带,无法突围。项英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感到惆怅、空虚、孤独和绝望,他想自杀,但又不甘心,却采取了临阵脱逃的办法,带领周子昆、袁国平等十七人悄然逃走。中央得知此情,迅速命令叶挺和饶漱石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指挥大军脱离险境,挽救覆灭的厄运。中央对中原局刘少奇要求撤项英之职的请求,没有批准。恰在这时,项英逃跑未成,又回到军部。这时叶挺已奉命指挥全军,他决定从茂林突围,打回云岭根据地。但是敌情没有摸准,叶挺没有选准突围的方向,部队遭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宠儿和王牌部队新七师的顽强阻击,受到极大伤亡。于是,叶挺只得命令部队“退到石山阵地、坚工固守”。部队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坚持到元月12日,林志超以为保存实力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此提醒叶挺应当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打出包围圈。叶挺没有这种游击式的战斗经验,没有采纳林志超的主张。但是中央恰在这时来电,命令叶挺最好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叶挺误解了中央的命令,没有执行。项英也让周子昆去向叶挺转达他的主张:分散突围。叶挺已决意与阵地共存亡,没有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但到13日,新四军固守的东流山主峰也将保不住,叶挺只得同意按中央指示精神分散突围。但是良机失掉,分散突围为时已晚,除一纵队因失去联系突围成功外,二、三纵队几乎全军覆没,但是英勇的战士们都表现出崇高的英雄品格。到最后时刻,林志超劝叶挺突围,叶挺却绝不采纳“这种游击方式”的有损身份的突围,说他只能站着死,决心以身殉职。直到饶漱石提出为保全剩余官兵的生命,请他去与顾祝同谈判,并说这是中央的指示精神,他才依命而行。第三卷主要描写新四军将领们的最后结局。叶挺被一○八师俘虏,又被带到顾祝同的客厅,顾祝同和上官云相本想以老同学的身分诱降叶挺,但是叶挺却岿然不动,唇枪舌箭,义正辞严地揭露蒋介石的背逆行径,斥责他的种种罪恶,决不肯接受蒋介石的所谓器重和高官厚禄,宁死不投降,顾祝同和上官云相只好逮捕了他。在突围中,赵令波投降敌人,供出我皖南地方党组织的秘密。袁国平负伤很重,他知道没有治愈的可能,又怕拖累同志,便自杀身亡。项英和周子昆、林志超突围后来到赤坑山相遇,项、林丢弃前嫌,热心相互关照,项英沉痛地承认自己全错了,他要负这次军事失败的责任。林志超劝项英去江北找陈毅,但项英不肯,却要留在江南打游击。正在这时,中央已重新组建了新四军,由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3月日夜,项英和周子昆在蜜蜂洞睡觉,竟被平时十分忠诚的项英的副官刘厚忠枪杀了。刘厚忠搜走了项英、周子昆的大量法币和财物、枪支,去投降敌人,准备领赏,但途中被劫,钱财一空,后来他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弄死。突围出去的林志超等投奔江北,投入了新的斗争。
作品鉴赏 《皖南事变》是当代著名的描写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它所写的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人人皆知的历史大事件,这就给作者的创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画鬼容易,画人难,画人人皆知的人更难,自然写项英和叶挺这样的名将非常难。但是作者却通过艰辛的劳动,很好地处理了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关系,忠于历史和艺术虚构的关系,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所作的符合人物性格、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推理去想象去创作,使作品达到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成功地写出了项英和叶挺等历史人物的形象,突破了描写这类英雄人物的一般的思维定势和艺术方法,使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的真实可信的项英和叶挺的形象。项英是我们党内老资格的军事指挥员,是名扬中外的将军,是新四军的政委和副军长,他对皖南事变这一历史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个罪人。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去丑化他,去评判他的罪过,而是形象地揭示了历史悲剧产生的大背景和种种原因,因而作者笔下的项英,既是领导过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的名将,爱人民、爱战士、爱国土,有较远大的革命目标,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特别是有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但同时他又是个有严重缺陷的指挥员,他在多年的成功的战争中,养成了家长式的独断专行的作风,因而不能团结像叶挺这样的名将共同革命,不肯倾听他人意见,哪怕是正确的意见也常常听不进去,而是固执己见,自尊心特强。他的南移茂林的作战和转移方案,既有其革命的想法,也有其维持私利的念头,而且私心占据了上峰,使他在军分会的讨论中,千方百计地否决了叶挺的东进方案,巧妙而又顽固地通过了他的既定方案,导致了悲剧的产生。这种固执己见、顾全面子的思想作风,这种在革命思想中渗透着私利的严重问题,致使他明知错了,也不肯公开认错。所以在他逃走不成,重回新四军后,不肯去见叶挺,不肯亲自去向叶挺提出东进的想法;而在突围成功后,林志超劝他去江北找陈毅,他也不肯,执意要留在南方打游击。小说中的项英在对待部下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封建家长制的思想,他对副官刘厚忠的态度,刘厚忠对待项英的一言一行,最后项英的生命竟葬送在他的手里,都说明项英这位风云将军的人格的不完美。特别是项英在极艰难的时刻,丢下了队伍,成为逃兵,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该发生的大错,说明他的思想品格还有不完美,甚至是低下的地方。但是小说中也写了项英斥责妻子出卖瞿秋白的刚烈性情,反映了他对革命的忠贞。作者既看到了他的现在,也看到了他的过去,反映出项英思想随着革命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客观事实。小说善于从思想深层去挖掘项英的内心活动,揭示他的本质特征,因而小说里的项英形象是很真实的,是当代军事文学中少有的成功形象。小说中的叶挺写得也很成功,在对待如何北移和具体执行北移或南行的重大决策的问题上,他表现出北伐名将的一贯风格,抗言直谏,敢于提出与项英不同的东进主张。在行动中,在新四军遭遇重大挫折的关键时刻,他与项英临阵脱逃不同,而是坚定地固守阵地,誓与阵地共存亡,指挥坚毅果断。在他与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斗争中,慷慨陈辞,大义凛然,一派英雄豪气。但是由于他在新四军中没有实权的地位,使他杰出的军事才能的发挥受到限制,心情常常不舒,因而他在具体执行指挥任务时,又一再犯判定敌情不准和贻误战机的错误,甚至固执地不肯接受分散突围的所谓游击式的战术,致使我军蒙受更多的牺牲。他自己本来也可以逃出敌人的重围,然而他却固执地宁愿站着死,也不肯丢下名将的身价,结果被俘,后来又被逮捕。按着他一贯的性格,他本来不可能低调地要求同顾祝同谈判,但小说中却写了他为保全剩余新四军将士的生命,以低调姿态向顾祝同要求谈判,表现了他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写得都很真实,就连敌方将领顾祝同这个人物,作者也没有简单地写其丑恶,而是把他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既写其奸滑反动的本质,又写其与叶挺的同学之谊,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总之,《皖南事变》在塑造历史人物方面,确有突破以往同类小说的成就,值得重视,小说结构宏伟,语言流畅,特别是作者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善于发掘人物思想深层的潜在的东西,来揭示人物性格的本质,这在当代小说中也是很突出的。
内容概要 这部六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是黎汝清的力作,它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小说描写的主体,以新四军的著名将领项英和叶挺为小说的主人公,展开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宏观描述,表达了作者对这一历史的分析和认识。小说分为三卷:事变前、事变中、事变后。第一卷主要描写新四军领导阶层对部队转移路线的选择过程。作为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的项英,是我党资深名高的将领,在红军长征时,他曾留在中央苏区领导过3年的游击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成为名震中外的英雄人物,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都曾拜会过他。斯大林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组织了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创建了新四军,被任命为副军长、在军长叶挺的领导之下。实际上他是政委,是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但是,由于他多年独挡一面的工作和成绩,也使他滋生了傲慢自信的情绪和家长式的独断专行的作风,因此他和叶挺军长的关系始终不够和谐,也影响了他对1940年前后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及军事形势的看法。当时英、法等国对希特勒的侵略行径采取姑息态度,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国民党改变策略,采取诱降的诡计,致使蒋介石强化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作法,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天,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不久,又以新四军侵占友军阵地,进攻友军为借口,命令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北岸。党中央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为了维护国共两党统一抗战的局面,对蒋介石的这一要求作了让步,命项英率军北移。但是中央的这一主张与项英一向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一直希望日军进攻浙江和江西,届时国民党军队必然撤退,新四军即可乘机南进,恢复当年的中央苏区,发展实力,壮大革命队伍。他的这一想法使他对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拖延的举动,因而中央于1940年12月26日来电,批评项英行动“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又电告他将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这使项英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反复思考着北移、南进的利弊得失,总是对自己南进的固有的想法留恋难舍,“他用想象去虚构、去补充、去美化这个目标”,同时,他对中央让他在北进后去延安接受新任务,新四军的工作交由叶挺、陈毅负责的命令很不满,所以他仍然决定南进。12月27日午夜,他先后找来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赵令波,向他们渗透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周子昆态度暧昧,赵令波随声附和项英,使项英很高兴,立即命令他“着手制订向南开进的实施计划”,并在明天以前搞出个“略图”。12月28日,项英作为军分会的书记,召集军分会会议,讨论新四军转移路线。会上,叶挺提出东进方案,被项英否决。作战科长林志超摆出大量事实,慷慨陈辞,直言抗辩,说明南进方案不可行,前往茂林是自杀,只有东进才是安全出路,符合了叶挺的主张。赵令波主张南进,符合项英的主张。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周子昆在两者之间游移。观点难以统一,项英终于以书记的身分确定了南进的方案,并阐述了南进的好处。1941年1月1日,项英给中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打了措辞含糊的六点内容的电报,致使中央在3日就批准了项英的南进方案。然而在即将行动之前,赵令波却中了敌人的美人计,把新四军的行动方案,向国民党派驻新四军军部的联络副官闻瑷全部泄露无遗。蒋介石得到情报,立即命令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调集军队,在茂林一带摆开包围的阵势,准备伏击新四军。这时,叶挺分析敌情,觉得敌军南去,东西空虚,新四军应当向东进发,然而项英固执己见,不肯接受叶挺的建议。而且坚持于1月4日召开与群众告别的大会,贻误了宝贵的时间,又在行军中遇上暴雨,虽然项英亲自指挥,但部队仍然在5日才到达茂林。第二卷主要描写项英和叶挺指挥上的失误及其严重后果。新四军的三个纵队五日下午全部到达茂林,但是由于休整,特别是开了各种与群众的联欢会,演出节目,再次拖延了时间,贻误了战机,致使敌人完全做好了包围新四军的态势:敌五十二师、一○八师在新四军左翼,七十九师在右翼,新七师和一四四师在侧后,四十师在正前面,形成前堵、后进、两翼夹击新四军的局面。在6日下午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叶挺做出左路纵队出球岭,中路纵队出丕岭、博道岭,右路纵队出高岭,三路会攻星潭,打开缺口以便突围的决定。但是项英开始以为友军发生误会,才来进攻,因而不愿轻装突进,希望小打或不打,直到得到蒋介石向顾祝同所下“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手令后,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知道自己陷入了敌人真正的包围之中,而且目前的战斗已经失利,他这才决心轻装打仗。但他反对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一则攻星潭伤亡大,再则星潭东边是平原,不易打游击。他主张向西南方向的高岭进军,避实就虚,另选突围点,而且这一带是山区,易于打游击。正在这时,毛泽东、朱德来电,命项英、叶挺率军早离茂林,东进突围。项英扣下这份对他的主张不利的电报、公然抗拒中央,而坚持自己的决策。叶挺虽然愤怒已极,林志超坚决反对,也无可奈何。在执行项英的后撤命令时,左路一纵队傅秋涛、赵令波部失掉联系,二三纵队没有攻下高岭,伤亡很大,敌人得势,收缩包围圈,新四军被逼进狭小的石井坑一带,无法突围。项英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感到惆怅、空虚、孤独和绝望,他想自杀,但又不甘心,却采取了临阵脱逃的办法,带领周子昆、袁国平等十七人悄然逃走。中央得知此情,迅速命令叶挺和饶漱石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指挥大军脱离险境,挽救覆灭的厄运。中央对中原局刘少奇要求撤项英之职的请求,没有批准。恰在这时,项英逃跑未成,又回到军部。这时叶挺已奉命指挥全军,他决定从茂林突围,打回云岭根据地。但是敌情没有摸准,叶挺没有选准突围的方向,部队遭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宠儿和王牌部队新七师的顽强阻击,受到极大伤亡。于是,叶挺只得命令部队“退到石山阵地、坚工固守”。部队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坚持到元月12日,林志超以为保存实力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此提醒叶挺应当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打出包围圈。叶挺没有这种游击式的战斗经验,没有采纳林志超的主张。但是中央恰在这时来电,命令叶挺最好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叶挺误解了中央的命令,没有执行。项英也让周子昆去向叶挺转达他的主张:分散突围。叶挺已决意与阵地共存亡,没有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但到13日,新四军固守的东流山主峰也将保不住,叶挺只得同意按中央指示精神分散突围。但是良机失掉,分散突围为时已晚,除一纵队因失去联系突围成功外,二、三纵队几乎全军覆没,但是英勇的战士们都表现出崇高的英雄品格。到最后时刻,林志超劝叶挺突围,叶挺却绝不采纳“这种游击方式”的有损身份的突围,说他只能站着死,决心以身殉职。直到饶漱石提出为保全剩余官兵的生命,请他去与顾祝同谈判,并说这是中央的指示精神,他才依命而行。第三卷主要描写新四军将领们的最后结局。叶挺被一○八师俘虏,又被带到顾祝同的客厅,顾祝同和上官云相本想以老同学的身分诱降叶挺,但是叶挺却岿然不动,唇枪舌箭,义正辞严地揭露蒋介石的背逆行径,斥责他的种种罪恶,决不肯接受蒋介石的所谓器重和高官厚禄,宁死不投降,顾祝同和上官云相只好逮捕了他。在突围中,赵令波投降敌人,供出我皖南地方党组织的秘密。袁国平负伤很重,他知道没有治愈的可能,又怕拖累同志,便自杀身亡。项英和周子昆、林志超突围后来到赤坑山相遇,项、林丢弃前嫌,热心相互关照,项英沉痛地承认自己全错了,他要负这次军事失败的责任。林志超劝项英去江北找陈毅,但项英不肯,却要留在江南打游击。正在这时,中央已重新组建了新四军,由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3月日夜,项英和周子昆在蜜蜂洞睡觉,竟被平时十分忠诚的项英的副官刘厚忠枪杀了。刘厚忠搜走了项英、周子昆的大量法币和财物、枪支,去投降敌人,准备领赏,但途中被劫,钱财一空,后来他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弄死。突围出去的林志超等投奔江北,投入了新的斗争。
作品鉴赏 《皖南事变》是当代著名的描写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它所写的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人人皆知的历史大事件,这就给作者的创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画鬼容易,画人难,画人人皆知的人更难,自然写项英和叶挺这样的名将非常难。但是作者却通过艰辛的劳动,很好地处理了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关系,忠于历史和艺术虚构的关系,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所作的符合人物性格、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推理去想象去创作,使作品达到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成功地写出了项英和叶挺等历史人物的形象,突破了描写这类英雄人物的一般的思维定势和艺术方法,使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的真实可信的项英和叶挺的形象。项英是我们党内老资格的军事指挥员,是名扬中外的将军,是新四军的政委和副军长,他对皖南事变这一历史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个罪人。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去丑化他,去评判他的罪过,而是形象地揭示了历史悲剧产生的大背景和种种原因,因而作者笔下的项英,既是领导过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的名将,爱人民、爱战士、爱国土,有较远大的革命目标,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特别是有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但同时他又是个有严重缺陷的指挥员,他在多年的成功的战争中,养成了家长式的独断专行的作风,因而不能团结像叶挺这样的名将共同革命,不肯倾听他人意见,哪怕是正确的意见也常常听不进去,而是固执己见,自尊心特强。他的南移茂林的作战和转移方案,既有其革命的想法,也有其维持私利的念头,而且私心占据了上峰,使他在军分会的讨论中,千方百计地否决了叶挺的东进方案,巧妙而又顽固地通过了他的既定方案,导致了悲剧的产生。这种固执己见、顾全面子的思想作风,这种在革命思想中渗透着私利的严重问题,致使他明知错了,也不肯公开认错。所以在他逃走不成,重回新四军后,不肯去见叶挺,不肯亲自去向叶挺提出东进的想法;而在突围成功后,林志超劝他去江北找陈毅,他也不肯,执意要留在南方打游击。小说中的项英在对待部下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封建家长制的思想,他对副官刘厚忠的态度,刘厚忠对待项英的一言一行,最后项英的生命竟葬送在他的手里,都说明项英这位风云将军的人格的不完美。特别是项英在极艰难的时刻,丢下了队伍,成为逃兵,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该发生的大错,说明他的思想品格还有不完美,甚至是低下的地方。但是小说中也写了项英斥责妻子出卖瞿秋白的刚烈性情,反映了他对革命的忠贞。作者既看到了他的现在,也看到了他的过去,反映出项英思想随着革命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客观事实。小说善于从思想深层去挖掘项英的内心活动,揭示他的本质特征,因而小说里的项英形象是很真实的,是当代军事文学中少有的成功形象。小说中的叶挺写得也很成功,在对待如何北移和具体执行北移或南行的重大决策的问题上,他表现出北伐名将的一贯风格,抗言直谏,敢于提出与项英不同的东进主张。在行动中,在新四军遭遇重大挫折的关键时刻,他与项英临阵脱逃不同,而是坚定地固守阵地,誓与阵地共存亡,指挥坚毅果断。在他与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斗争中,慷慨陈辞,大义凛然,一派英雄豪气。但是由于他在新四军中没有实权的地位,使他杰出的军事才能的发挥受到限制,心情常常不舒,因而他在具体执行指挥任务时,又一再犯判定敌情不准和贻误战机的错误,甚至固执地不肯接受分散突围的所谓游击式的战术,致使我军蒙受更多的牺牲。他自己本来也可以逃出敌人的重围,然而他却固执地宁愿站着死,也不肯丢下名将的身价,结果被俘,后来又被逮捕。按着他一贯的性格,他本来不可能低调地要求同顾祝同谈判,但小说中却写了他为保全剩余新四军将士的生命,以低调姿态向顾祝同要求谈判,表现了他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写得都很真实,就连敌方将领顾祝同这个人物,作者也没有简单地写其丑恶,而是把他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既写其奸滑反动的本质,又写其与叶挺的同学之谊,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总之,《皖南事变》在塑造历史人物方面,确有突破以往同类小说的成就,值得重视,小说结构宏伟,语言流畅,特别是作者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善于发掘人物思想深层的潜在的东西,来揭示人物性格的本质,这在当代小说中也是很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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