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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论

        [原文](节选)

第一篇国防经济学

导言第一种


        与塞克脱将军佛兰克教授谈话资料
        同外国人谈天,要想得到一点益处,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研究他的著作,发见了几个问题,做几句简单的问句,请他答复。第二种,将我自己的意思并疑问,述成一个明了的系统,先期请他看了,然后再同他谈话,比较的议论上可有一个范围。塞将军的“一个军人的思想”等著作并佛教授的替秦始皇呼冤的王道(对霸道)主义,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这短短旅行,没有工夫研究理论,我所需要的是解决当前问题。所以我於约期会面之先,草此一文,送给他们两位。结果塞将军因病,又因为忙,仅仅得了五分钟的谈话,佛教授则畅谈两回。今先将此文录如下:
        研究高深兵学的人,没有不感到历史研究的重要,近世德国首先创造了历史哲学,历史的研究蔚成了一种风气,足征德国军事天才的优越,国防事业的坚实,确有学术上的背景的。就中国说来,孔子的最大努力就是编了一部有哲学性的历史——春秋,不管他的微言大义对不对,但他终是努力从客观的事实中,寻出了一个主观的方向,所以春秋是中国历史著作一种划时代的创作; 因为社会的过程是那样错综复杂,头绪纷纭,要从中寻出几个要点,成立一贯的系统——由此明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确是不容易的事。中国数十年来创造新式军队,事事只知道请教外人,结果只学得外人的皮毛,(因为外人有外人的传统精神不是中国人所能学的。)不能深入国民的心性,适应民族的传统,以致节节失败,原因有一部分就在於历史没有研究好。
        古时的中国民族,当他走入农业经济时代,就遇着游牧民族的压迫,可是他能应用治水术,编成方阵形的农田 (即井田),以拒绝骑兵及战车之突击。这一个方阵,成为一个最小的抵抗单位——同时又成为共同劳作的经济团体。所以中国古代军制即包含於农制之中,所谓“寓兵於农。”春秋两季更有大规模的打猎——有收获的秋季演习——或运动会,这种寓兵於农的精神之发展,后来又造成了长城与运河,这长城与运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利用农民的乡土观念,做精神武力的基础,其结果有一缺点,就是战术上防守性强而攻击性弱,但是随着经济力的自然发展,他的攻击性是变成迟缓的自然膨胀。如汉、唐、元、清之於陆;唐、明之於海,所以中国国民的军事特色,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的一致。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生活上之和平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是依人事的演进,常常有分离的趋势。不是原来要分离。因为愚蠢的人将他看做分离。财政部长见了军政部长的计划就要头痛,老粗又大骂财政部长不肯给钱。
        近世史上曾国藩确是一个军事天才家,所以湘军虽是内战,但是就国民性看来是成功的。他知道乡土观念是富于防守性的,所以第一步要练成一种取攻势的军队。政府叫他办团,他却利用办团来练兵。他一面办团,利用防守性维持地方,保守他的经济来源; 同时,又练一种能取攻势的兵。他能在和平的经济生活与战斗的军事生活分离状况之下,双管齐下,使分离的变成一致。
        但是他的天才所以能发展,却更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环境,能给予他及他的左右,一种事业的长期锻炼,因为同太平军天天打仗,不行的人事实上会自已,倒行的人自然的得到了权力。但是现在谈国防,谁能用国家的存亡来做人才的试验场呢?
        所以我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在于知识与行为的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不适事实; 做事的人一味盲动,毫无理想。因此将我们祖先的真实本领(即经济生活与战斗生活之一致) 丧失了。
        姑就军事来举一个简单的例,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自然具有一种统御人的天才,但一点常识也没有,在现在怎样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反之,在今日南京各军事学校当教官的,十之七八还是终身当教官,没有直接办事的经验。
        不仅军事,各社会事业都有此种倾向。这可说是现在的最大缺点,所以现在建设国防,有两个问题须提前解决:
        (一)如何能使国防设备费有益于国民产业的发展?我们太穷了,应当一个钱要发生二个以上的作用。
        (二)如何能使学理与事实成密切的沟通?现在不是空谈,就是盲动。盲与空有相互的关系,愈空愈盲,愈盲愈空。

        

导言第二种


        塞克脱将军与佛兰克教授之回答
        因为事前有相当准备,所以谈话时间虽少,却能集中于一个问题。居然得了许多我从前所不知道的材料,和事实进行上的要点,如今为便于读者计,只能把他们的话,综合起来,作为我个人的叙述。
        天才家,能从现在的事实里找出一条理想的新路的,在中国有曾国藩的办团练兵即军事经济双管齐下的办法。在德国,亦可谓无独有偶的有一位菲列德大王,与曾氏的办法却不谋而合。他第一天即位。就开库济民。有人说他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其实这不是现在人所谓东方文化,这是一种农业文化,中欧当时完全是农业社会,所以对於中国哲学容易感受。)在中欧诸邦君间,能懂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道理。他的军队以佣兵为基础。而且佣的是外邦兵。因为普鲁士人口当时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军队到有八万多。如果将邦内的壮丁当了长期的兵。就没人种田,结果会闹成军饷无着。
        因为佣的是外邦人,所以他在军事教育上,发明了“外打进”的教育法(孔子教颜渊以非礼勿动为求仁之目)就是从外表的整齐严肃,以浸澜之,至于心志和同,军事有了办法,他随时注意到国富之增加。传说他想种桑,种棉,以土性不宜未能成功。所以七年战争除得了英国若干补助外,对俄、法、奥四周包围形势下的苦战,而国民生活还能维持过去。佛克兰於此,特别注意说:“你要知道,菲列德的军事经济调和法,虽则现在全变了,但是他还留下一件真正法宝,为德国复兴的基础。这就是官吏奉公守法(精神与组织)的遗传。有了这个正直精神,所以今天敢谈统制经济。”当时君民较亲,官吏中饱之弊,肃清较易。不过他能将此精神,应用到法律的组织上,如制定退伍恩给之类,所以不至於人亡政息,而能遗传下来。
        英雄的遗产是不容易继承的。可是不能怨英雄,只能怨自己。习惯老是引头脑走旧路而忽略了当前事实的改变。法国革命了,拿破伦出来了,带了一群七长八短的多数民军,到处打胜仗。在普国军官看了十分奇怪。因为拿破伦也得到别一种的军队教育法,叫做“内心发展。”只须有爱国心,有名誉自尊心的法国成年男子,个个是勇敢的兵卒,帽子不妨歪带,军礼不必整齐,他的精神,恰恰同普军相反。不是“外打进,”却是“里向外。”这个不整齐的法国民兵,数目上可比普鲁士大得多。
        既然要多,那么佣兵是最不经济,而征兵是最经济的了。所以在也纳吃了大败仗以后,却隆霍斯脱遂确定了义务兵役制。
        近世经济改革之原动,起于轮船铁路。拿破伦看不起轮船,毛奇却深深地把握着铁路。他的分进合击的战略原理,有铁路做了工具。竟是如虎添翼。七礼拜解决了普奥问题。两个月到了巴黎。完成了德国战略的速决主义。谁知这个速决主义,又害死了人。
        因为偏于速决主义,所以许多军事家,想不到国民经济在战争上占的怎样位置。但是当时一般经济学家对于国民经济观念之不彻底,也是一个原因。
        当千九百八十七年间摩洛哥发生间题的时候,德国态度很强硬。英法两国,却暗中联合各国将商业现金存在德国银行的,尽量一提。这时德国中央银行没有预备,遂发生了恐慌。有人说德国态度因此软化这可以说欧洲大战前,经济战争的预告。
        在这时期中,德国参谋本部出版的兵学季刊中有一篇“战争与金钱”的研究。(此文我于民国五年为解说孙子作战篇起见曾经译出,托东方杂志发表,不幸的遭了奉璧所以始终没有与社会相见。亦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此不很注意。)后来又有的一篇“战争与民食”研究。偌大一个兵学研究机关,于范围最广阔,事件最深刻的经济问题,战前只有一篇论金钱一篇论粮食的文章讨论到战时经济。民间的经济家也只有一位雷那先生的“德国国防力的财政动员。”
        到了八月一号宣战,八号赖脱脑就提出统制原料的建议于政府。在军政部内因此添设了一个资源局,但是内务部却拒绝了。理由是军事所需的原料,已由军部与商人订约承包,到期不交要受罚的(赔钱。)现在统制原料反可使社会不安。那里知道封锁政策成功,有了现金,还是买不了东西。可见当时以世界经济市场为根据的头脑对于战争的新经济事实的观察,是如何谬误。
        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义务兵役制,实行了百年,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命。人民是了解的;世界市场,商业经济之下,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钱,可是人民不容易了解。
        军事范围扩充到民生问题,而内政上就发生了许多插格。战事进行中防市侩之居奇,于国民生活必需品,政府加以一定的价格,不准涨价,这是正当的;但是军需工艺品是目前火急所需要。军部却不惜重价的购买。其结果,则工厂发财,农民倒运。多数的农民,投身到工厂去,轻轻地暗暗地把土地放弃了。经济生活,根本的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似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败涂地。
        事实转变太快了,人的脑筋跟不上。可是佛兰克教授,还是拍膝嗟叹地说,“咳,不患寡而患不均!”
        经过了这场创钜痛深的经验,才渐渐的成立了国防经济的新思想。此种思想,如何而能按照实际发生有效的能率,是为国防经济学。第一篇所发的两个问题,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成立之基础。
        (一)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本体。
        (二)经济是一件流转能动的事实,所以从事实上求当前解决方法,是治国防经济学的方法。
        不过这种学问,在德国来说,又另有一种意义,因为大战以后,德国国力,整整损失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力量,又一律加到了敌人方面去。德国民族要想自强,正要从不可能中求可能,人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在德国“无米”已成了不动的前提而生存的火,如果不炊,就是灭亡。所以有米要炊,无米也要炊。说也奇怪,绝处自有生路。他们的方法大概可分为两种: 第一,用人力来补充物力。没有地,用义务劳动来垦荒。没有油,用化学方法来烧煤。乃至橡皮肥料等种种。第二,用节俭来调剂企业,没有牛油,少吃半磅,没有鸡子,少吃一个。可是五千万造炼油厂,七万万造国道,却放胆的做去,照普通经济学说来,有些违背自然原理。但是比俄国没收农产物,到外国来减价出售,以换取现金,购买五年计划的机器。还算和平得多啊!

        

导言第三种


        由导言一,可见国防经济学的原则是最旧的。而世界上最先发明这个原则的还是我们的祖宗。可是这个发明,也是经过了一场惨痛的经验,几度的呼天泣血,困心横虑,而后增益其所“不能”的。这就是孟子说的大王事獯鬻。讲尽了外交手段,竭尽所能的珠玉皮币,结果还是“不得免焉”。所谓“穷则通”,因此想出一个又能吃饭又能打仗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到了后来,周公又把这方法扩大了,一组一组的派出去殖民(封建)。建立华族统一中夏的基础。一线相传,经过管仲、商鞅、汉高、魏武,一直到曾国藩、胡林翼,还能懂到强兵必先理财的原则。(读史兵略第一卷卫文公章下胡林翼的唯一批语)。
        从导言二,可见这个原则又是最新的。欧洲以前最肯研究兵事的德国也不知道。研究经济学的也不明白。到了战胜之后,凡尔赛会议的世界大政治家,还是不知道,所以国联盟约里,要想用经济绝交的手腕,来维持和平。乔治克里孟梭在一九一九还要抄一八○九年拿破仑失败的老文章。殊不知经济绝交,只能用之于战时,不能用之于平时。因为人们可以禁止他斗争,而不能禁止够生活。但是能彀生活,就能战斗。战斗与生活是一件东西。德国之复兴。意大利发展之可能性,都是根据这原理,而同时却是受国联盟约刺激而来。
        但是要想解决中国当前的国难问题,复古也不行,学新也不行。还是从新古两者中间再辟一条路。如今且从世界全体状况来说起,所谓国力的原素(战斗的与经济的是同样的。)可以大别之为三种: 一曰“人”,二曰“物”,三曰人与物的“组织”,现在世界上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三者具备者,只有美国。实际上美国关于人及组织方面尚有缺点。所以美国参谋总长发过一句牢骚话说:“如果开战,我们要把那些破烂铜铁(就指现在的军实)一起送到前线去,让他去毁坏,只教能彀对付三个月,我们就打胜仗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他国内物力 (包含制造力与原料)的充足,而因为商人经济自由主义太发达,政府无法统制,不能照新发明改进。所以说人及组织上有些缺点。但是这个缺点,有他的地势,并制造力之伟大,人民乐观自信心的浓厚,补救得过来。
        第二组是有“人”有“组织”而“物”不充备的,为英、为法、为德、为意、为日以及欧洲诸小邦。这里面又可分为二种:
        第一种如英如法,本国原料不足而能求得之于海外者。物的组织长于人的组织。
        第二种如德如意,原料根本不够,专靠人与组织来救济。
        第三组为有“人”有“物”而组织尚未健全者,为俄。
        今日欧洲人所劳心焦思者,重点偏于物之补充,所谓基础武力Force Potentielle者,即是此义。至于人及组织之改善,要皆由于物之不足而来。故若将今日欧洲流行之办法强以行之中国。其画为不可能,抑且为不必要。
        盖今日之中国亦处于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组,而中国之生死存亡之关键,完全在此“组织”一事。此在稍研究德法两国历史者皆可知之。菲列德拿破仑军事行动的天才,不过为今日战略者参考之具,而其行政系统之创造保持,则迄今百年,而两国国民实受其赐。德国之外患经两度,法国之内乱经四度,皆几几可以亡国,而不到二十年即能复兴者,此行政系统之存在故也。故中国不患无新法,而患无用此新法之具,譬如有大力者于此,欲挑重而无担,欲挽物而无车,试问虽有负重之力,又何用之?
        今日中国行政范围内未始无系统之可言,如海关,如邮政,确已成功一种制度; 虽不敢谓其全善,但较之别种机关,已有脉络可寻。故今日欲谈新建设,则内而中央,外而地方,皆当使一切公务人员有一定不移之秩序与保障,此为入手第一义。
        我说中国最没出息一句流行话是“人亡政息”。(这一句话是战国时代以后造出来的,孔子不会说,孔子时代是政息而人不亡。)天天在那里饮食男女,何至于人亡?政治原是管人,人亡而政可息的政,决不是真正好政,象一大群有知识的人,内则啼饥号寒,外则钻营奔走,而负相当职务的,又时时不知命在何时,谁还有心思真正办事?
        官吏有了组织,在国家说来,是政府保障了官吏。在个人说来,实在是官吏被质于政府,他的生命财产名誉一辈子离开不了他的职务,然后政府可以委任以相当责任。德人有一个专门名词,名曰“勤务乐”这个勤务乐是与责任连带而来。若如现在的一个衙门的公事只有部长一人画稿负责,这勤务东就永久不会发生,而且一定弄到事务业脞。拿了这样朽索,来谈今日世界的物质建设,可以断定三百年不会成功。
        官列组织不过是最小条件,现在要谈全国的社会的组织问题,则范围更大而深刻了,原来中国现在还脱离不了农业生活,而农业生活单位组织的家庭制度,已经破坏无余,周代的宗法,财产传长子,是农业的标本精神。(日本现在民法还是如此,所以新兴的知识阶级都是次男)。不知几时发生了平分财产的习惯,一个较好的中农阶级经不上二代就把他的土地分得不成样的零碎。不仅如此,一个家如有两个兄弟,不是互相推诿,就是互相倾轧(德国从前有限制分地法,因为德国民法也是平均分配于子女所谓两马劳作单位,是农田以两个马一天所能劳作的范围为最小单位,此单位不准分割。)
        所以到今日,先生们有的还在那里攻击礼教。有的还在那里想维持礼教,其实一支死老虎,骨头已经烂了几百年。一个还要寻棒来打他,一个还要请医生来打针,岂非笑话?
        不过人类总是有群性的,而经济生活总是由彼此互助而发展,这里面本有天然的组织性。如果仔细考察,就可发见新组织的办法。这种办法不外乎两条路,而应当同时并举。一条是地域的组织,一条是职业的组织。
        农民之爱土地,可说是爱国心的根苗。土地依天然之形势,自有其一定之区划,顺其自然之势,而国家所注重者,只在这许多个重要的神经结。这个神经结在军事上名之曰战略要点。然同时又必为经济中心,在中国幅员广阔和国家,这几个神经结,应该由中央直接管理,而其余的地方不妨委之于地方自治,而中央为之指导。自治之单位应从地方之最小单位起。而提倡每单位间之共同利益,及单位与单位间之互助,为政府指导之大方针。
        职业的组织应以固有的同业公会为基础: (1)凡业必有加入公会的业务。(2)业必须由国家分类,其数不可过多。(3)公会办事员应由同业选举,而秘书长应由中央选任。(4)各地秘书长应隶属于国家最高经济会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现在这个“器”还不曾完备,而即刻想直抄外国的蓝本,必至有其名无其实,而地方会发生种种危险。但是经济与国防两件事是天然含有世界性的,所以件件又必得照外国方法做。又要适于国情,又要适于应付世界,这中间有俟乎所谓“组织天才”中国的管子商鞅,外国的菲列德拿破仑就是模范。

        [鉴赏]
        《国防论》,蒋百里著。蒋百里(公元1882年—公元1938年),名方震,号澹宁,浙江宁海县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一生精心研究军事理论,在写下的大量具有真知灼见的军事著作中,《国防论》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有关国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重要文章汇编,由庐山军官训练团于抗战前夕整理出版。全书共7篇,约10万字。在诸篇文章中,他吸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西方新的军事理论的精华,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设我国国防的主张。
        《国防论》注意国防建设与人民生活的联系,适应民族的传统。该书的开头就明确指出,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性与传统,不研究历史,不明了本民族的传统,就不可能建设强大的国防。他说:“中国数十年来创造新式军队,事事只知道请教外国人,结果只学得外人的皮毛(因外人有外人的传统精神,不是中国人所能学的),不能深入国民的心理,适应民族的传统,以至节节失败,原因有一部分就在于历史没有研究好。”他认为我国民族的国防传统精神,最主要的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的一致,即所谓“寓兵于农”。中国古代的兵制,一开始就寓于农制之中。一方块一方块的井田,它既是共同劳作的经济组织,又是最小的军事单位,既能种田吃饭,又能出兵打仗,是一种兼有军事与生产双重任务的国防制度。这种制度从周公开始,经过管仲、商鞅、汉祖、魏武一直到曾国藩、胡林翼都是“一线相传”的。他认为曾国藩的湘军虽是打内战的,但就国民性来看是成功的。他一面办团练,培植私人武装,同时又种地,保持他的经济来源,这样就能在和平的经济生活与战时的军事生活分离的情况下,使分离变成一致。他说:“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现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这就是他在该书中提出的一条著名的原则,同时也是贯串于全书的基本思想。他认为义务征兵制保留着古代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的民族军事传统,具有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优点。如果平时花大量的钱养兵,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国家的根本就会动摇。
        《国防论》认为研究军事理论必须留心世界军事的新趋势。他介绍了德国资产阶级军事家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认为在未来战争中,交战国的全部领土都将变为战场,参加战争的将不只限于军队,而且还包括全体人民。这一观点,揭示了战争的新特点,引起了国际军事界的注意。蒋百里指出,未来战争将不只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战争将不是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的彼此竞走。他把当时主要国家的人力、物力、组织力的情况分为三类,认为中国属于有人有物而主要是组织力不强的一类。因此他认为我国在动员准备方面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加强组织力,这是存亡的关键。他介绍了名噪一时的意大利军事家杜黑的“制空论”。杜黑认为,“总是武器的威力决定了战争的方式”,所以一种完全新式武器飞机的出现,将几千年来的战争概念推翻了。蒋百里称赞这种新的战争理论是“新战略之曙光”。但他又同时指出:将来战争究竟如何取胜,可以说,陆军强不中用,海军大不中用,空军勇不中用;将来取胜的要诀,还要从陆、海、空中去寻找(指诸兵种的联合作战)。蒋百里在当时有此见地,是难能可贵的。
        《国防论》强调建军的目的在于抵抗外侮。该书第四篇指出:战争是政略冲突的结果,军队是进行战争的工具,是为实行国家政略服务的。他把国家政略、战略和建军三者的关系概括为:“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他说:“着手治军,首在择敌”。不明确为什么建军,不知道同谁打仗和为什么要打仗,练兵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战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这话是针对清末练兵以来,长于内争、怯于御外这一现象而言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同《大公报》记者谈到这一观点时再次强调:练兵必须先有打仗的目的,练出来的兵才是好兵。
        《国防论》主张从敌我双方情况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蒋百里先生针对一部分人的错误观点指出:“对外观念不正确而为祸于国家,其类可别为二,一曰怯懦,一曰虚矫。怯懦则视外人之势力为绝对不可抗,中国除永久沉沦之外,别无他法;虚矫则昏不知外事,而耳食其二三事以为谈助,悦人而欺己”。怯懦的结果为怠,虚矫的结果为骄。他认为这两种不正确的观念是必须克服的,否则,就会影响我们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他预计到敌人可能会长驱直入,他主张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采取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他说:“我们对敌人制胜的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带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们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无用武之处。”准备与敌人作持久的周旋。在论及战略的持久与战役战术的速决时,他说:我们国防部署在乎持久,而作战的精神,却在乎速决,看似相反,实是相成。如果一味靠持久而忘了速决,或一味偏重速决,而不顾及如何持久,都是会招致失败的。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写了《速决与持久》 一文,说明“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他强调要立必战之志,要不自馁。他说,强不一定终强,弱未必终弱,唯志不立,万事俱休。现代国防的军队,坦克、大炮固然重要,但战志尤其重要。战志坚决,物质的缺限是可以逐渐得到补充的,政治的缺点也是可以逐渐得到改良的。与野心勃勃的日军作战,必将从艰苦奋斗中取得最后胜利。
        《国防论》重视养成军队新的自觉的纪律。认为由于现代军事技术和军事学术的发展,特别需要有新的自觉的纪律。他认为纪律的真义就是“一致”。军事教育的要旨就在于求得人与器之一致。兵与兵之一致,军与军之一致,军与国之一致,真正达到精神上的团结一致。这就是最好的军队。他对岳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存乎一心”的“一”字应作动词讲,而不应作形容词讲,因此这句话不能解释为存乎主帅一人之心,而应解释为统一众人之心,不能太看重了“心”字,而看轻了“一”字。他又从用兵上说明人自为战,尤为需要纪律的约束,需要一致。他说法国大革命时,拿破仑统率一群训练时间很短的民军,把欧洲许多国家训练了一二十年的老兵打败了,靠的就是自觉的纪律和人自为战。现代战争,武器越进步越复杂,就越是要求人人都能自觉地遵守纪律。而这种纪律,绝不是象过去那样,靠刑罚来维持,赖感情来维系,而是需要依靠教育的方法,来启发其爱国心,使人人都乐于为国牺牲。他认为培养军人这种全军一致的爱国心,从而达到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是精神教育的根本。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不可一世,连陷我东北、华北、上海、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些亡国论者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抗战必亡”。种种悲观的论调回荡在国统区的上空。蒋百里愤然出版了他的《国防论》,扉页上第一句话就是:“万语千言,只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从中日双方自然条件,历史状况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分析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对于推动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由于本书系辑录而成,不免新旧杂揉,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尤其对墨索里尼和德国法西斯军队等的美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错误理解,则是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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