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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梁传

        [原文] (节选)

庄公八年

兵事以严终


        出曰治兵,习战也; 入曰振旅,习战也。治兵而陈蔡不至矣。兵事以严终。故曰:善陈者不战,此之谓也。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僖公二十二年

论襄公泓之战


        《春秋》三十有四战,未有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者也。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则骄其敌。襄公以师败乎人,而不骄其敌,何也?贵之也。泓之战,以为复雩之耻了。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齐之丧,执滕之,围曹,为雩之会。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楚成王怒而执之。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 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 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岂曰以报其耻哉!宋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之上。司马子反曰:“楚众我少,鼓险而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须其出。”既出,旌乱于上,阵乱于下。子反曰:“楚众我少,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须其成列而后击之,则众败而身伤焉,七月而死。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 言而无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信]?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僖公二十三年

论以不教民战


        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

襄公二十五年

伐楚之事门于巢卒


        以伐楚之事,门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门于巢,乃伐楚也。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见以伐楚卒也。其见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国过小邑,小邑必饰城而请罪,礼也。吴子谒伐楚,至巢,入其门,门人射吴子,有矢创,反舍而卒。古者虽有文事,必有武备,非巢之不饰城而请罪,自吴子之自轻也。

昭公八年

搜狩以习用武


        因搜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艾兰以为防,置旃以为辕门,以葛覆质以为挚。流旁握,御声者不得入。车轨尘,马侯蹄。掩禽旅,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过防弗逐,不从奔之道也; 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刁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 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

        [鉴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专门阐释《春秋》的著作。它与《左传》、《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
        《谷梁传》的作者旧题谷梁赤(谷梁是复姓,赤也作喜、嘉、等)。谷梁赤是战国时鲁人,相传是子夏的弟子,生卒年不详。《谷梁传》初仅口说流传,到西汉时代才成书。故也掺杂着秦汉间和汉初儒家们的一些思想。
        因为《谷梁传》是解释《春秋》的,所以阐释的时限与原著一样,上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计242年。《谷梁传》与《公羊传》的体裁相同,重在解释《春秋》的“大义”,而略于史事。
        《谷梁传》通行本有晋人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唐人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清人钟文丞《谷梁补注》、近人柯劭志《春秋谷梁传注》等。其中《谷梁补注》达24卷,兼采了汉学、宋学对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加以补充。是清代学者注释《谷梁传》较为完备的一种,该书被收入《皇清经解续编》。
        本书仅根据《十三经注疏》为底本选录有关军事的几段文字,文中标题系编者所加。并据此略谈其军事思想。
        一、强调“兵事以严终”的治军思想
        《谷梁传》认识到,军队是国家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平时是国家政权的征象,战时则要以武力迫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不是可有可无或随便治理的。故提出了:“兵事以严终”的论断。要求军队在出师前和战后回师都要严格整顿军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将士熟悉阵战。还例举了鲁国由于严格治军,军队整顿得好,与陈蔡抗争时,鲁军只是做到了严阵以待,就威慑了陈蔡,使得它不敢进攻鲁国的事实,说明严格治军的实际意义。进而提出了“善于治理国家的,用不着使用军队;善于治军的,用不着列阵;善于列阵的,用不着实际作战; 善于作战的,可以避免死亡;善于对待死亡的,可以保全国家。这些“善于”,当然都离不开“严”字做保证。
        二、反对机械搬用军事原则
        春秋时期行武,通常要求符合“仁、信、礼”的用武思想。但有的运用灵活,有的运用机械呆板。宋襄公与楚军战于泓水岸边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宋襄公是机械地搬用“信”的作战原则。当楚军渡河之际,司马子反(也作司马子鱼)提醒襄公说:“敌众我寡,趁它处于险境赶紧击鼓进攻它,这是取胜的最好机会。”襄公却说:“君子不把人推入绝境,不趁人的急难发起进攻,还是等待它脱离险境吧。”楚军渡河完毕,出了险境,但旗号混乱,阵脚不稳。此时,子反又劝襄公趁敌混乱发起进攻,襄公却说:“不应该进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军。”等到楚军列成阵势后再去攻击,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自己负伤,七个月之后就死去。针对这一史事,《谷梁传》提出了严厉批评,告诉人们运用军事原则,要掌握其普遍规律,切不可机械呆板地死搬硬套。它指出:言辞之所以成为言辞的原因,在于它符合信义;言辞如果不符合信义,怎么还能叫言辞?信义之所以成为信义的原因,在于它符合正理;信义如果不符合正理,怎么还能叫信义?在战争中,正理就是重在抓住时机,乘势进攻。”
        三、提倡军事技术训练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训练方法
        《谷梁传》详细记载了古时候用打猎与射宫相结合进行训练的史事。它描述了猎场有区域界线,将士只许在此区域内模拟战场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动作打猎,一旦禽兽跑出了猎场的界线,就不许再追逐,以此法演练战场上不追逃奔者的“仁义”思想。用不许把猎获的面部受伤和幼小的禽兽献给君王的规则,来教育将士尊敬君王。接着还描述了将士在猎场训练结束后再到射宫去练箭。并把射宫的射箭成绩与猎场成绩挂起钩来,规定在射宫练箭射中了,即使在猎场没射中禽兽,也可以分到猎获的禽兽,如果打猎打中了禽兽,在射宫中却没有射中,那也不能分到禽兽,用这种训练方法,既练了军事技术,又教育了将士看重仁义的思想。通过上述史事的描述,充分证明作者非常欣赏这种训练方法。
        《谷梁传》还有“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军事指挥员要身先士卒等军事思想,有“伐不逾时”、“诛不填服”等作战指导原则等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学习时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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