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花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三年水淹三年旱,三年蝗虫闹灾殃。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凤阳,即凤阳府,府治在今安徽省凤阳县,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里。凤阳花鼓,是当地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演出时,男的敲锣,女的打腰鼓,边演边唱。朱元璋篡夺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成果登基称帝后,给他的故里凤阳带来了一连串的巨大灾难。朱元璋将凤阳定为中都,逼迫劳动人民流尽血汗为其供养大批的军队和官吏,还曾广发重兵,镇压以四大天王为首的农民义军,所以凤阳倍受搔扰,真是雪上添霜。天灾人祸使百姓饥寒交迫,只得卖儿鬻女,背井离乡,四处流亡。这首时政歌《凤阳花鼓》,正是这一残酷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这首民歌共十一句,可分为三个层次。“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开头三句以说唱艺术的传统手法开篇,充满深情眷恋地歌唱家乡,句句不离 “凤阳”二字,强调那里以前本来是个 “好地方”。
        接下去声情陡然一转,唱起了凤阳的现实。如今的凤阳再也没有了往昔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是另一番让人心酸落泪的悲惨景象:“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三年水淹三年旱,三年蝗虫闹灾殃。”这是第二层。这里,作者以高度概括的手法,粗线条地勾勒出凤阳所蒙受的巨大灾难,将这灾难同朱元璋这个皇帝的出现联系起来,控诉他是为这块好地方种下祸根的罪魁祸首。这里,“三年”二字反复出现三次,并不是确指水、旱、蝗灾各占三年,而是意在突出强调这些天灾接连不断地反复出现,循环往复,无休无止;不仅如此,还有力地突出了作者哀痛欲绝的感情,造成浓烈的悲痛气氛。
        巨大的灾难接连不断,像驱不散的阴霾,像挣不脱的恶梦,磐石般压在凤阳人的头上,使他们艰于呼吸,陷于绝境。于是,这里上演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最后四句,以简笔勾勒的正是这出人间悲剧的轮廓。广有财富的富豪们开始破产,为了生存下去,只好卖掉骡马;一贫如洗的贫民们走投无路,只好强忍割肉撕心之痛,卖儿鬻女;无儿无女可卖者,只得背井离乡,流浪四方,身背花鼓抛头露面去卖唱。这里,紧紧抓住一个“卖”字着力描写,通过大户 “卖”、小户 “卖”,而 “奴家”无甚可 “卖”,只得去卖唱,突现了灾难的巨大、持久与波及面甚广,突出了作者自己孤苦无助的巨大哀痛。
        这首令人心酸愤激的时政歌,通过一个“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卖艺女子之口,真实而概括地描绘出凤阳多灾多难的悲惨现实景况,道出了凤阳人民的悲苦愤怨,有力地控诉了朱元璋这个封建皇帝为非为祸的恶行罪状。
        凝练概括,以大显微;对比衬跌,增加反映生活的力度。这是《凤阳花鼓》 在艺术上的两个鲜明的特色。
        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生活惨象满目皆是,其形其状难以尽述,亦无以尽述。然则如何将其真实地反映出来,使欣赏者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现实呢?无名的诗人是高明的,她不斤斤于描摹细微枝节,而是抓住生活中最典型的事物特征,从大处着墨,三笔两笔勾勒出社会现实生活的大的轮廓,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抓住天灾频繁的事实,以 “三年”二字贯串时间,进行概括,突出其接踵而至、无止无休、迫人难以喘息的特点;抓住人们无以为生的现实,着力突出一个 “卖”字,浓缩罄其所有以求得生存的悲惨境状; “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卖艺女子的活动剪影,也是由概括之笔勾勒出来的。这些物象情状有机地组接在一起,仿佛构成了一幅大生活写意画,其中的无数细貌枝节,则由欣赏者被诗情引发的联想去补充再现。这便是于大处显细微。细微形貌则会因欣赏者联想之翼的翩然展开,而显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真切。
        这首民歌的主旨,是反映凤阳的灾难痛苦,抒发悲怨,但开篇三句却不直接进入正题,而是用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先赞其往昔之好,抒热烈开朗之情;然后便不再顺此思路唱下去,而是声情一变,突然转折,说凤阳现在的灾难,抒痛苦哀怨之情,直至煞尾。从内容上看,这是正反对比。从手法上看,这是衬跌,好像把水闸住,让水位提高,再让其跌落下去;从感情上看,这是欲抑先扬,有扬有抑。这样,也就有力地强化了反映生活、表达情感的力度与深度,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凤阳花鼓》是一首优秀的现实主义民歌,内容深刻,感情真切,特色鲜明,读之诵之令人扼腕叹息,经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