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红楼梦〉回批》的思想价值

        哈斯宝, 自号耽墨子、施乐斋主人,十九世纪初蒙古族红学评点家,生于清嘉庆、道光年间,是一位蒙汉兼通的学者。这部评点分《序》、《读法》、《回批》、《总录》等五部分。《读法》带有总纲的性质,《回批》就是作者把《红楼梦》节译为四十回后,对每一回进行评论。《总纲》则阐明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哈斯宝的批语内容丰富、涉及到作品的内容、情节、人物、艺术手法、词语考释等诸方面。
        哈斯宝的评点,表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道德观念和哲学思想,他借评点表明自己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的见解。通过对《红楼梦》的评点,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和否定,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理想的追求。《新译〈红楼梦〉回批》所显现的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确定了哈斯宝在旧红学研究中应有的显著地位,表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对红学研究的贡献。
        《红楼梦》虽产生于乾隆盛世,但透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我们看到封建社会内瓤里的衰落。对此,哈斯宝有较为深刻的体察。他意识到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他还把“冷子兴”释为“冷自兴”,即衰落在延续。他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作品的开端和结局,都出现了“枯枝败叶”、“断碣破庙”,哈斯宝的评点指出了封建社会前景的暗淡。这个赫赫扬扬的封建家族的异兆悲音是如何产生的?哈斯宝并没有着眼于一个贾府,他说:“写甄家渎职抄家,就是贾家的前辙。”可见,他着眼于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是由于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内部对财产和权利的争夺引起的。哈斯宝对封建社会内部的动荡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由财色生冷热,冷热搅乱真假。”“富贵则假可成真,贫贱则真亦成假。”这种真假冷热的迅速交替正是封建社会“内里蛀空”的本质反映。哈斯宝把这种衰败比之为“破罐碎瓯一般”,无可弥缝了。封建社会的衰亡是通过揭示依附于封建社会的人物的悲剧命运体现出来的。哈斯宝非常关注人物的结局。他把十二钗正册有关人物命运结局的诗歌全部抄录下来,总结出:“这正副册上的女儿,结果竟无一人善终”。这就是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人物命运的悲剧是社会悲剧的反映。
        封建社会的衰落与封建制度本身的弊端关系极大。哈斯宝的评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封建体制的抨击。这是《新译〈红楼梦〉回批》反封建思想的又一体现。对封建贵族阶级的骄淫纵欲、无恶不作,哈斯宝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说:“贾赦交通外官,强索石呆子石扇,贾琏为娶尤氏之妹,强拆他人婚姻,都是闲居时专务不良无所不至之故。”在评点中,哈斯宝称纨绔子弟的代表人物薛蟠为“本书中最劣最差的一人。”封建等级制是维系封建专制制度的命脉。哈斯宝披露了封建等级制对人的逼迫和践踏。他认为鸳鸯的死是遇到“大难处,大苦处”。他对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那些被统治阶级视为草芥的女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且深深地赞美那些卑微者灵魂的美丽,思想的崇高。他把紫鹃赞为“聪明俊气的女儿”,把憨直可爱的傻大姐誉为“本性相近的正直人”。他讴歌流动着纯真情致的少女,哀婉她们被暗夜吞噬的生命。哈斯宝的憎爱情感和是非观念,异常显明,这是他对封建等级制的残酷所发出的抗议。
        《红楼梦》无情地鞭笞了假恶丑,尽情地讴歌了真善美。席勒说:“真正美的东西,一方面跟自然一致,一方面跟理想一致。”曹雪芹把他对封建社会的憎恨,对理想愿望的追求完全倾注到宝玉、黛玉二人身上。在污浊世上,他们是并蒂的荷花,在昏暗的天地间,他们是一束阳光。宝黛二人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的主线。哈斯宝把《红楼梦》节译为四十回,完整地保留了《红楼梦》主人公的悲剧情节。他说:“此书大半是这两个人的故事,这两个人的结局就是此书的结局。”足见宝黛二人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哈斯宝直接褒扬宝玉的文字并不很多,但是却具有一定的深度。他说:“早就写出了一个性格怪僻的宝玉,已是怪僻之极”。哈斯宝明显地感到贾宝玉是一个“跟老一辈完全格格不入而且彼此相对”的全新的人物,他的存在与封建制度的存在产生着某种不协调。“怪僻”二字恰恰符合贾宝玉卓然不群的形象。他还赞贾宝玉为“神童”、“才子”,这与封建统治阶级眼中的“愚”、“痴”、“呆”、“傻”的贾宝玉相比,可谓天渊之别。哈斯宝对贾宝玉的认识和我们今天的评价颇有相通之处。哈斯宝不仅用“怪僻”二字评价宝玉,而且用“怪僻”二字评价黛玉。在纷繁的人物中,哈斯宝评出了“这一个”,的确慧眼独具。旧红学派把宝、钗、黛并列,更有甚者,得出凤黛齐名的结论,真是荒谬绝顶。哈斯宝认为钗、黛二人是两个不同的典型。一个“玉洁冰澈”,一个“恶极残极”。尽管哈斯宝不能意识到钗黛二人的对立是两种社会意识的对立,但他的区别不无道理。
        宝黛之间的爱情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爱情,是建立在牢固的反封建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因此,当封建统治者断然葬送他们的爱情的时候,他们宁愿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对这部杰作的现实主义结局,哈斯宝是理解的。他说黛玉是“怀着不移如一的深情死去的”,宝玉出家是“天地不与奸狡人便”。这不仅表明哈斯宝对这出绝代悲剧的深切同情,而且表明对吞噬青春生命的黑暗世界的满腔怒火,表明作者对现实的绝望。
        《新译〈红楼梦〉回批》表现了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哈斯宝的评点产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偏颇。首先,哈斯宝对《红楼梦》所提出的深刻的社会矛盾理解得不甚透辟。他把《红楼梦》提出的社会矛盾归为“忠奸之争”,这种提法终究没有摆脱清官与脏官这个格局,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支柱——皇权缺乏认识。但我们不能认为哈斯宝对《红楼梦》所含蕴的社会矛盾的分析没有意义。因为就连《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承认:“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可见,哈斯宝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其次,哈斯宝对人物评价也有其偏颇。在哈斯宝的评点里,他把人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秉承灵秀之气,为“忠”;一类秉承乖辟之气,为“奸”。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钗黛二人的言行完全遵照生活的逻辑和她们自身性格的逻辑。哈斯宝以“忠奸”之争来看待宝钗与黛玉之间的思想分歧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减弱了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
        哈斯宝的评语表现了某些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哈斯宝在品评人物,针砭时事的时候,没有也不可能有先进的理论的武器,他运用“礼义廉耻”、“忠孝节义”,“德言工容”,“才子佳人”等词语进行褒贬。批判武器的陈旧是哈斯宝最大的不幸,这囿于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同时,哈斯宝的评点还流露出虚无主义的思想情绪。这消极避世的思想情绪一方面表现为对现实的绝望,一方面表现为对来世的希冀。而这种希冀不是靠与命运的抗争,而是靠宿命论。哈斯宝没有逃脱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为贾府的复兴涂上了一层灵光。但是,哈斯宝并没有出世,退隐思想变成了对人生的了悟,对功名利禄的否定,他始终追念着人生,关注着社会脉博的跳动。《新译〈红楼梦〉回批》的问世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