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
《墨子》是一部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旧题战国墨翟撰。大部分是墨子子弟或再传弟子记述的墨子言行。
墨子(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宋昭公时曾为宋国大夫。早年曾习儒术,因不满其“礼”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身体力行,率徒奔波于齐、鲁、宋、楚、卫、魏等国,向王公大人,宣传其政治主张,制止了多次战争。其中以与公输般论战,止楚攻宋最为著名。其学派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在当时为 “显学”之一。《墨子》原有71篇,今存53篇,为研究墨子和墨家思想的基本材料。其他有关墨子言行的记载,散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
《墨子》各篇就其内容,可以分为五组: 第一组7篇:《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前3篇系儒家言论,是后人伪造的,不能认为墨学。后4篇是根据墨学,作提纲挈领的阐述。但《三辩》有阙文,看程繁和墨子问答,辞意不相关联,即可明白有残缺的地方。第二组24篇:《尚贤》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 上、中、下,《节葬》 下、《天志》上、中、下,《明鬼》 下,《非乐》上,《非命》上、中、下,《非儒》 下。这24篇代表了墨子的主要思想,除 《非儒》外,每篇皆有 “子墨子曰”,可以证明是门弟子记述的。其中所分上、中、下篇,内容基本相同,为墨家三派各记其闻所致。第三组6篇: 《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这6篇是讲墨家的思想方法,晋鲁胜称它为 《墨辩》,后人称之为《墨经》,为后期墨家著作,其文字,经千余年来“不能句读”,清代毕沅据《经》上篇“读此书旁行”五个字,才领悟到旧本分上下两行横列,下行是解释上行的,从此人们才能读得下去(毕沅《墨子注》)。其中在认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对早期墨家思想有新的发展和贡献。第四组五篇: 《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是记墨子和弟子们的活动和言论,其体裁有类儒家的 《论语》,里面的材料也是墨子学说的精华。第五组11篇: 《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这11篇记录了墨子对战争防御和制造器械方法等战术措施的言论。过去一般研究《墨子》的都不重视,其实这是中国古代机械工艺的具体表现,说明《墨子》书中有许多条的科学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经过实践的事实。有人认为此十一篇为汉人编撰。
《墨子》一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强调人类的感觉经验,制定了作为言论准则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这段话中所提到的“本”、“原”、“用”这三个方面即是“三表”法。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也就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三条标准。可以说,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认识真理标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书中还提出 “非以其名,亦以其取也” (同上)与“察吾言之类”,以 “明其故” (《非命下》)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命题。在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上,强调 “善”与 “用”、“志”与 “功” 的统一。把“利”放在重要地位,认为 “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其“仁”的含义有别于儒家。
在政治问题上,《墨子》提出 “尚贤”的主张。认为:“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治国的根本措施就在于“尚贤事(使)能”。他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实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众贤”的办法就是把国家中的贤能之士都挑选出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要做到这样,就必须坚持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为此,书中主张 “上举义不辟(避)贫贱”、“不辟亲疏”、“不辟远近”、“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贤者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尚贤中》)原来贫贱的人,只要是贤能就应该上升为富贵的人,而原来富贵的人,假如不贤无能,也应该降为贫贱。“尚贤”的主张仅只要求当时的国君不分等级,举用各种贤才。墨子更把它发展到“尚同”的主张即认为最高的统治者的职位,也应该由“贤者”担任。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反对贵族的世袭制,反对儒家的亲亲尊尊,要求不偏富贵,不避贫贱,天下同义。
《墨子》一书中的中心理论就是“兼爱”,主张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主张“以兼易别”(《兼爱下》),使“天下兼相爱”(《兼爱上》),人与人之间应“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书中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出发,主张“非攻”,抨击 “攻伐无罪之国” 的掠夺战争为 “天下之巨害”( 《非攻下》),但不反对诛有罪之君的正义战争。
书中又提倡“节用”、“节葬”、“非乐”。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奢侈享乐的生活和厚葬久丧、靡费财物的习俗。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意识到劳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提出“非命”,认为 “天命论”是 “暴王作之,穷人术 (述) 之” ( 《非命下》),“此为天下之厚害也。”(《非命中》)强调要用“强”、“力”来改变生活境遇,“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非命下》)书中又有“天志”、“明鬼”说,仍保留鬼神宗教形式,没有摆脱殷周传统的思想形式,为其学说中的迷信落后成分,但又成为贯彻其政治主张的工具。以上这些内容便是构成《墨子》一书整个思想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为我国哲学史上宝贵的遗产,但也存在着某些消极部分。
自从秦汉统一以后,墨家逐渐成为 “绝学”。但《墨子》一书中的思想内容,则为后世其他各家所吸收、改造融会成形成新的学派。如书中的 “尚贤”、“尚同”政治理想就为商鞅、韩非所吸收,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法家”。书中的“天志”、“明鬼”的宗教观也为汉儒董仲舒的更加精致的“天人感应”说所代替。书中带有原始平均色彩的“兼爱”学说,也被战国后期的儒家所吸取改造,成为《礼记·礼运》篇大同思想的滥觞。所以,《墨子》一书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磨灭的。
《墨子》最早有西晋鲁胜注本,早佚。宋代乐台注《墨子》,仅有 《亲士》至 《尚同》十三篇,已佚。《四部丛刊》收入为影印明嘉靖唐尧臣刻本。现存注本有清毕沅《墨子注》、曹耀湘《墨子笺》、王树楠《墨子斠注补正》、刘师培《墨子拾补》、张惠言《墨子经说解》、梁启超 《墨经校释》、胡适 《墨辩新诂》等,通行注本为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是书有家刻本、光绪活字本、涵芬楼影印刻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等。1954年中华书局以《国学基本丛书》本旧纸型重印《墨子间诂》。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高亨《墨经校诠》、谭戒甫《墨辩发微》,古籍出版社出版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均可参考。
墨子(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宋昭公时曾为宋国大夫。早年曾习儒术,因不满其“礼”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身体力行,率徒奔波于齐、鲁、宋、楚、卫、魏等国,向王公大人,宣传其政治主张,制止了多次战争。其中以与公输般论战,止楚攻宋最为著名。其学派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在当时为 “显学”之一。《墨子》原有71篇,今存53篇,为研究墨子和墨家思想的基本材料。其他有关墨子言行的记载,散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
《墨子》各篇就其内容,可以分为五组: 第一组7篇:《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前3篇系儒家言论,是后人伪造的,不能认为墨学。后4篇是根据墨学,作提纲挈领的阐述。但《三辩》有阙文,看程繁和墨子问答,辞意不相关联,即可明白有残缺的地方。第二组24篇:《尚贤》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 上、中、下,《节葬》 下、《天志》上、中、下,《明鬼》 下,《非乐》上,《非命》上、中、下,《非儒》 下。这24篇代表了墨子的主要思想,除 《非儒》外,每篇皆有 “子墨子曰”,可以证明是门弟子记述的。其中所分上、中、下篇,内容基本相同,为墨家三派各记其闻所致。第三组6篇: 《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这6篇是讲墨家的思想方法,晋鲁胜称它为 《墨辩》,后人称之为《墨经》,为后期墨家著作,其文字,经千余年来“不能句读”,清代毕沅据《经》上篇“读此书旁行”五个字,才领悟到旧本分上下两行横列,下行是解释上行的,从此人们才能读得下去(毕沅《墨子注》)。其中在认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对早期墨家思想有新的发展和贡献。第四组五篇: 《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是记墨子和弟子们的活动和言论,其体裁有类儒家的 《论语》,里面的材料也是墨子学说的精华。第五组11篇: 《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这11篇记录了墨子对战争防御和制造器械方法等战术措施的言论。过去一般研究《墨子》的都不重视,其实这是中国古代机械工艺的具体表现,说明《墨子》书中有许多条的科学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经过实践的事实。有人认为此十一篇为汉人编撰。
《墨子》一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强调人类的感觉经验,制定了作为言论准则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这段话中所提到的“本”、“原”、“用”这三个方面即是“三表”法。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也就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三条标准。可以说,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认识真理标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书中还提出 “非以其名,亦以其取也” (同上)与“察吾言之类”,以 “明其故” (《非命下》)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命题。在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上,强调 “善”与 “用”、“志”与 “功” 的统一。把“利”放在重要地位,认为 “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其“仁”的含义有别于儒家。
在政治问题上,《墨子》提出 “尚贤”的主张。认为:“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治国的根本措施就在于“尚贤事(使)能”。他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实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众贤”的办法就是把国家中的贤能之士都挑选出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要做到这样,就必须坚持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为此,书中主张 “上举义不辟(避)贫贱”、“不辟亲疏”、“不辟远近”、“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贤者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尚贤中》)原来贫贱的人,只要是贤能就应该上升为富贵的人,而原来富贵的人,假如不贤无能,也应该降为贫贱。“尚贤”的主张仅只要求当时的国君不分等级,举用各种贤才。墨子更把它发展到“尚同”的主张即认为最高的统治者的职位,也应该由“贤者”担任。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反对贵族的世袭制,反对儒家的亲亲尊尊,要求不偏富贵,不避贫贱,天下同义。
《墨子》一书中的中心理论就是“兼爱”,主张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主张“以兼易别”(《兼爱下》),使“天下兼相爱”(《兼爱上》),人与人之间应“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书中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出发,主张“非攻”,抨击 “攻伐无罪之国” 的掠夺战争为 “天下之巨害”( 《非攻下》),但不反对诛有罪之君的正义战争。
书中又提倡“节用”、“节葬”、“非乐”。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奢侈享乐的生活和厚葬久丧、靡费财物的习俗。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意识到劳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提出“非命”,认为 “天命论”是 “暴王作之,穷人术 (述) 之” ( 《非命下》),“此为天下之厚害也。”(《非命中》)强调要用“强”、“力”来改变生活境遇,“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非命下》)书中又有“天志”、“明鬼”说,仍保留鬼神宗教形式,没有摆脱殷周传统的思想形式,为其学说中的迷信落后成分,但又成为贯彻其政治主张的工具。以上这些内容便是构成《墨子》一书整个思想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为我国哲学史上宝贵的遗产,但也存在着某些消极部分。
自从秦汉统一以后,墨家逐渐成为 “绝学”。但《墨子》一书中的思想内容,则为后世其他各家所吸收、改造融会成形成新的学派。如书中的 “尚贤”、“尚同”政治理想就为商鞅、韩非所吸收,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法家”。书中的“天志”、“明鬼”的宗教观也为汉儒董仲舒的更加精致的“天人感应”说所代替。书中带有原始平均色彩的“兼爱”学说,也被战国后期的儒家所吸取改造,成为《礼记·礼运》篇大同思想的滥觞。所以,《墨子》一书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磨灭的。
《墨子》最早有西晋鲁胜注本,早佚。宋代乐台注《墨子》,仅有 《亲士》至 《尚同》十三篇,已佚。《四部丛刊》收入为影印明嘉靖唐尧臣刻本。现存注本有清毕沅《墨子注》、曹耀湘《墨子笺》、王树楠《墨子斠注补正》、刘师培《墨子拾补》、张惠言《墨子经说解》、梁启超 《墨经校释》、胡适 《墨辩新诂》等,通行注本为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是书有家刻本、光绪活字本、涵芬楼影印刻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等。1954年中华书局以《国学基本丛书》本旧纸型重印《墨子间诂》。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高亨《墨经校诠》、谭戒甫《墨辩发微》,古籍出版社出版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均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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