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有论

        《崇有论》是中国古代的一篇哲学论著。西晋裴頠撰。收入《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光绪中,该文又由严可均辑入 《全上古三代汉魏三国六朝文·全晋文》。
        裴頠 (267-300),字逸民,河东闻喜 (今属山西) 人。曾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等职,以善言 “名理”为时人所推重。因 “疾世俗尚虚无之理”著《崇有论》“以抑之”。晋惠帝永康元年,因反对赵王司马伦贪暴,为司马伦所杀。著有 《惠帝起居注》、《辨才论》、《裴頠集》均已亡佚。
        《崇有论》分五段,1368字。第一段提出了对世界的总的看法。认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指出道非虚无,而是有形有象,正是这种 “总混群本”才构成了 “宗极之道”。因此宗极之道应建筑在具体的 “有”基础之上,而不是抽象的 “无”的基础之上。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又有着与其他事物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事物的性质及其关系的规律称为 “理”; 每个事物的存在所依赖的东西称为“资”; “资”如能合乎该事物的需要叫作 “宜”; “道”、“理”、“宜”、“情”都立足于 “有”。作者提出 “用夫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享,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不过用”,才是应遵循的政治与道德规范,而统治者应该 “绥理群生,训物垂范”,这才是圣人为政之道。第二段着重分析流行于一时的 “贵无论”产生的社会根源 。指出由于 “欲衍”造成 “速患”,“情佚”引起 “怨博”,“擅恣”激发 “兴攻”,“专利”引发 “延寇”,“厚生”导致“失生”,所以社会上许多人“察失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对于这种矫任过正的“贵无论”,君主们必须“慎所教”,不可不审“昏明所阶”。第三第四段论述贵无论的流行给封建政治与道德造成的恶劣影响。指出贵无论者大谈虚无之理,“多往弗返”以至走向极端,使整个社会都 “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立言者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这样势必造成放任形骸,尊卑失序,贵贱混淆,礼崩乐坏的严重后果,危及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又贵无论者依据《老子》一书的“无”为其张本,文章认为《老子》虽“以无为辞”却“旨在全有”。贵无论者将老子学说理解为“以无为宗”是片面的见解。第五段与第一段首尾呼应,从哲学上综论“有”、“无”。认为“有”和“无”都是具体的,“无”不能生有,事物的客观存在,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其规律,也不是“无”所能概括的,从而肯定了“有”的绝对性和普遍性。最后作者借捕鱼不能静坐而得鱼,猎鸟也不能徒手而得鸟为例说明,捕鱼、捉鸟所使用的工具和积累的经验就是有而不是空谈 “无”就能具备的。
        《崇有论》文约义丰,逻辑严密。它从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和儒家传统的礼制的权威出发,从本体论上来论证“崇有”优于“贵无”,矫玄学虚诞之弊,使玄学更好地适应西晋统一事业的需要,为统治者提供“内圣外王”之道,在当时就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果没有裴頠树起‘崇有’的旗帜维护名教,也许玄学的发展会走上另一条与现实越离越远的道路”(任继愈主编《中日哲学发展史》)。《崇有论》强调存在就是本体,并论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它“确实表现了某些天才的闪光”,(同上书)虽然它试图直接从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存在,并忽视了“有”与“无”之间的对立统一,但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是“一次极有价值的探索”。也是一次对传统思想模式的突破。”(同上书)故此论问世后,立刻引起贵无论者的责难,但多“莫能折”(《世说新语·文学》)。当时的贵无论者乐广与裴頠讨论《崇有论》,“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虚无,笑而不复言。”(同上书)这都说明《崇有论》对风行一时的贵无论玄学是一种挑战。裴頠以后的孙盛、王坦之等人进一步将“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结合起来,建立了更为精致的玄学理论。他们的成绩是建筑在《崇有论》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