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
《梁书》是纪传体的南朝梁史。唐姚思廉著。主要版本有宋蜀大字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嘉靖、万历间南、北监刻的 《二十一史》本;毛晋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间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同治时金陵书局刊行本;中华书局 1973年出版的点校本。
本书由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代相继撰成,他们的生平事迹分见 《陈书》、《唐书》。姚察完成帝纪7卷。刘知几在 《史通》中批评其 “巨细毕载,芜累甚多,”姚思廉在贞观三年(629)“受诏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又采谢吴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撰成《梁书》五十卷,……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旧唐书·姚思廉传》)在他们父子著书之前,梁史之作已有多家问世,其留名者有梁代沈约等的 《梁史》百篇,何之元、刘璠的 《梁典》,陈代许亨的《梁书》,阴僧云的《梁撮要》,姚勖的《梁后略》,萧韶的 《梁太清纪》,萧世治的 《淮海乱离志》、《梁太清录》、刘仲戚的 《梁承圣中兴略》及《梁末代记》,萧大圜的 《梁旧事》,蔡法度的 《梁律》及《梁令》,徐勉的《梁选簿》、《梁尚书职仪注》、《梁大同起居注》、《梁武帝实录》及 《梁元帝实录》。此诸家之书皆是姚氏父子修 《梁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今本《梁书》中,26卷之末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的,大约是姚察的手笔;其余是“史臣曰”的字样,应为姚思廉文字;少数有“史臣郑国公魏征曰”字样的,是总裁魏征所作的论赞。
本书56卷,以南朝梁政权的历史为记载对象,即从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到梁敬帝太平二年(557)。本书分本纪6卷,列传50卷两大部分。
本纪: 记述梁朝4帝。武帝萧衍因在位时间长达48年,故他一纪占了上中下三卷,上卷叙述他出世至代齐间的经历,中下卷记载他从称帝到饿死于台城间的大事。其它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敬帝萧方智3帝在位总共只有8年,故1人分占1卷。武帝孙萧詧因与元帝势不两立,奔降北魏,在江陵地区建立后梁,三世而亡。但本书对此不予承认,故未列纪传,其大致事迹散存于《周书》与《北史》中。列传:皇后1卷。未登上帝位及追谥的太子1卷,类传8卷。分皇后、宗室、孝行、儒林、文学、处士、止足、良吏8目。其中《止足传》为新开,专记官居上品、然清廉知足,有“进不及达,退无所矫” 的顾宪之,“清苦绝伦……家徒四壁”的陶季直,“性静退,少嗜欲,好学,能清言,荣利不关于口,喜怒不形于色”的萧眎素,此篇撰作的目的,是在混沌的官场上找出几个清白的榜样,以让后世官吏效法。《儒林传》中有著名的朴素唯物主义者范缜的传,作者以推崇的态度对范氏称颂备至,把他的《神灭论》一书详录于内,同时记下了范缜与竟陵王萧子良间反佛与尊佛的论争,认为范缜“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无也”等论断言之有理,萧子良“集僧难之不能屈”。本书最长,也是最末的一篇是《侯景传》,它详细记述了造成梁朝衰亡的 “侯景之乱”,其中对梁统治集团的腐朽行为多有暴露,还揭示了政治动乱给社会、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害。在诸传中,史学家裴子野、萧子显、吴均等传的记录甚为细致精到,萧统、范云、沈约、钟嵘、刘勰等传质量也属上乘。关于少数族及邻国的《诸夷传》,分为海南诸国、东夷、西北诸戎三大部分,记载了诸国、诸族的历史沿革、地理疆域、风俗人情、政治概况以及与梁、陈二朝的交结关系,其中 《中天竺》、《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等传写法较为得当,有些传过于简略,或引用了许多的神话。
后世认为在南朝诸史中,《梁史》是其中的上品,真实程度较强,如《贺琛传》中所载的时务奏疏及梁武帝的强词夺理之语,反映了君臣之间被扭曲的人际关系;《武帝纪》中的大同七年(541)颁布的诏书,透露出梁后期政治腐败的情况;此外,全书多处记载了民不聊生而被迫起义的史料。还有,作者对怪异迷信基本持反对态度,对影响当时的政治、经济的佛教贬辞甚多,对反佛的范缜持欣赏态度,拒绝为僧侣作传。然而,姚氏父子的直笔是相当有限的,对君主和权贵的一些隐事不敢大胆揭露,如对宠臣朱异等人未能像《宋书》及《南齐书》那样立《恩幸传》、《佞幸传》;在《萧宏传》中只叙其政绩,而不言其出师之败及生活丑事。由于作者的观点有欠公允,因在详略问题上大有失措之地,如当时僧佑所著的佛籍目录《出三藏记集》,阮寿绪所撰的书籍总目《七录》,这二本重要的目录书,都未予以记载;而对精于天文、历法、医术的道士陶弘景,只记他修道炼丹之事,却不记他的科学成就。本书相互矛盾之处也时有所见,如《侯景传》中先记 “张彪起义”,后又言 “彪寇钱塘”; 《江革传》中斥 “何敬客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客的本传却赞其 “铨序明审,号为称职”。本书还有一个缺陷,照录了许多君臣之间歌功颂德的诏策表章,大有冗芜之嫌。不过,本书的写作采用散文体,与当时文坛盛行的堆砌词藻的骈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本书与陈、周、齐、隋诸书在唐初一起由官修而成,原无志。贞观十五年(641),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令狐德棻等人奉旨撰修《五代史志》,阐述这五朝的典章制度。志修毕后,均附于《隋书》之中,故要查梁的志,须到 《隋书》 中去翻检。
本书流传至北宋,曾巩等人曾予以校订,并作《梁书目录序》,附于今本《梁书》末后,其大旨是谈佛教对梁朝的危害,同时指出应以梁事为鉴。对本书的研究,以清代学者为盛,校勘考订有王鸣盛,考据评议有赵翼,纠误补正有钱大昕,他们的成果分见于《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李慈铭的《越缦堂读史札记》中有《梁书札记》一类,他以明北监本为底本校订讹误字句,对史事也有所核实。
本书由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代相继撰成,他们的生平事迹分见 《陈书》、《唐书》。姚察完成帝纪7卷。刘知几在 《史通》中批评其 “巨细毕载,芜累甚多,”姚思廉在贞观三年(629)“受诏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又采谢吴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撰成《梁书》五十卷,……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旧唐书·姚思廉传》)在他们父子著书之前,梁史之作已有多家问世,其留名者有梁代沈约等的 《梁史》百篇,何之元、刘璠的 《梁典》,陈代许亨的《梁书》,阴僧云的《梁撮要》,姚勖的《梁后略》,萧韶的 《梁太清纪》,萧世治的 《淮海乱离志》、《梁太清录》、刘仲戚的 《梁承圣中兴略》及《梁末代记》,萧大圜的 《梁旧事》,蔡法度的 《梁律》及《梁令》,徐勉的《梁选簿》、《梁尚书职仪注》、《梁大同起居注》、《梁武帝实录》及 《梁元帝实录》。此诸家之书皆是姚氏父子修 《梁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今本《梁书》中,26卷之末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的,大约是姚察的手笔;其余是“史臣曰”的字样,应为姚思廉文字;少数有“史臣郑国公魏征曰”字样的,是总裁魏征所作的论赞。
本书56卷,以南朝梁政权的历史为记载对象,即从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到梁敬帝太平二年(557)。本书分本纪6卷,列传50卷两大部分。
本纪: 记述梁朝4帝。武帝萧衍因在位时间长达48年,故他一纪占了上中下三卷,上卷叙述他出世至代齐间的经历,中下卷记载他从称帝到饿死于台城间的大事。其它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敬帝萧方智3帝在位总共只有8年,故1人分占1卷。武帝孙萧詧因与元帝势不两立,奔降北魏,在江陵地区建立后梁,三世而亡。但本书对此不予承认,故未列纪传,其大致事迹散存于《周书》与《北史》中。列传:皇后1卷。未登上帝位及追谥的太子1卷,类传8卷。分皇后、宗室、孝行、儒林、文学、处士、止足、良吏8目。其中《止足传》为新开,专记官居上品、然清廉知足,有“进不及达,退无所矫” 的顾宪之,“清苦绝伦……家徒四壁”的陶季直,“性静退,少嗜欲,好学,能清言,荣利不关于口,喜怒不形于色”的萧眎素,此篇撰作的目的,是在混沌的官场上找出几个清白的榜样,以让后世官吏效法。《儒林传》中有著名的朴素唯物主义者范缜的传,作者以推崇的态度对范氏称颂备至,把他的《神灭论》一书详录于内,同时记下了范缜与竟陵王萧子良间反佛与尊佛的论争,认为范缜“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无也”等论断言之有理,萧子良“集僧难之不能屈”。本书最长,也是最末的一篇是《侯景传》,它详细记述了造成梁朝衰亡的 “侯景之乱”,其中对梁统治集团的腐朽行为多有暴露,还揭示了政治动乱给社会、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害。在诸传中,史学家裴子野、萧子显、吴均等传的记录甚为细致精到,萧统、范云、沈约、钟嵘、刘勰等传质量也属上乘。关于少数族及邻国的《诸夷传》,分为海南诸国、东夷、西北诸戎三大部分,记载了诸国、诸族的历史沿革、地理疆域、风俗人情、政治概况以及与梁、陈二朝的交结关系,其中 《中天竺》、《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等传写法较为得当,有些传过于简略,或引用了许多的神话。
后世认为在南朝诸史中,《梁史》是其中的上品,真实程度较强,如《贺琛传》中所载的时务奏疏及梁武帝的强词夺理之语,反映了君臣之间被扭曲的人际关系;《武帝纪》中的大同七年(541)颁布的诏书,透露出梁后期政治腐败的情况;此外,全书多处记载了民不聊生而被迫起义的史料。还有,作者对怪异迷信基本持反对态度,对影响当时的政治、经济的佛教贬辞甚多,对反佛的范缜持欣赏态度,拒绝为僧侣作传。然而,姚氏父子的直笔是相当有限的,对君主和权贵的一些隐事不敢大胆揭露,如对宠臣朱异等人未能像《宋书》及《南齐书》那样立《恩幸传》、《佞幸传》;在《萧宏传》中只叙其政绩,而不言其出师之败及生活丑事。由于作者的观点有欠公允,因在详略问题上大有失措之地,如当时僧佑所著的佛籍目录《出三藏记集》,阮寿绪所撰的书籍总目《七录》,这二本重要的目录书,都未予以记载;而对精于天文、历法、医术的道士陶弘景,只记他修道炼丹之事,却不记他的科学成就。本书相互矛盾之处也时有所见,如《侯景传》中先记 “张彪起义”,后又言 “彪寇钱塘”; 《江革传》中斥 “何敬客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客的本传却赞其 “铨序明审,号为称职”。本书还有一个缺陷,照录了许多君臣之间歌功颂德的诏策表章,大有冗芜之嫌。不过,本书的写作采用散文体,与当时文坛盛行的堆砌词藻的骈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本书与陈、周、齐、隋诸书在唐初一起由官修而成,原无志。贞观十五年(641),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令狐德棻等人奉旨撰修《五代史志》,阐述这五朝的典章制度。志修毕后,均附于《隋书》之中,故要查梁的志,须到 《隋书》 中去翻检。
本书流传至北宋,曾巩等人曾予以校订,并作《梁书目录序》,附于今本《梁书》末后,其大旨是谈佛教对梁朝的危害,同时指出应以梁事为鉴。对本书的研究,以清代学者为盛,校勘考订有王鸣盛,考据评议有赵翼,纠误补正有钱大昕,他们的成果分见于《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李慈铭的《越缦堂读史札记》中有《梁书札记》一类,他以明北监本为底本校订讹误字句,对史事也有所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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