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腆纪年附考
《小腆纪年附考》是编年纪事体的南明史。清人徐鼒撰。本书初刻于咸丰十一年 (1861),光绪四年(1878)北京龙威阁再刊,光绪十一年 (1886)又有日本中国使馆的铅印本行世。1957年,中华书局以咸丰初刻本为底本,参校光绪年间的两次刻本,作了一些技术方面的处理,改正了原书避清帝名讳以及满族的字。在原书以干支纪日之下,注以阴历日期,附以公元。书前有校点凡例,次为作者自叙,卷终附录参校者林鹗、谢宗善、宋光伯、汪达利的跋语。
徐鼒(1810-1862),字彝甫,号亦才,安徽六合人,清中叶学者。出身于 “家世业儒”的大地主家庭,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选授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院检讨。咸丰二年(1852)乞休还乡,奉命办理团练镇压太平军,于公暇披览家藏稗史,参互正史,历时五载,始成初稿。作者无书不读,学识渊博,宋光伯称其“著作如林,文集、诗集外,《读书杂释》14卷,考据详明,洵堪羽翼经传。”又有 《周易旧注》、《老子校勘记》、《四书广义》、《度支辑略》、《务本论》等,史学著作有 《小腆纪传》65卷,补遗5卷,系以人为纬的纪传体南明史,和以年为经的本书互为补充。
《附考》20卷,约33万字。以编年纪月纪日为纲,卷1至卷8都纪甲申年(1644)内之事,从正月始至十二月终。卷9至卷11纪乙酉年(1645) 1至12月之事。卷12至卷13纪丙戌年(1646) 1至12月之事。卷14纪丁亥年(1647)、卷15纪戊子年(1648)、卷16纪已丑年 (1649)、卷17纪庚寅年 (1650) 至辛卯年(1651)、卷18纪壬辰年(1652)至丙申年(1656)、卷19纪丁酉年 (1657) 至己亥年 (1659)、卷20纪庚子年 (1660) 至癸亥年 (1683) 之事。前后所记40年间南明起纥之事。
本书书名的含意是,“腆”者,通典,主持之意,引申为国主,“小腆”指小国之君,即南明的福、唐、桂三王;《纪年》则指三王编年记事本末。本书的主要思想是:
1. 提倡忠义,为清统治者张目。据徐氏自序,以孔子作《春秋》讨乱贼、明君臣、正人心为楷模,又以乾隆的表彰忠义为指导。引证御制 《胜朝殉节诸臣录序》谓: “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身陨行阵,琐尾间关,有死无二,在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实为无愧;朕深为嘉予,不欲令其湮没无传。下及诸生、韦布、山樵、市隐之流,慷慨轻生者,亦当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则知作者作本书目的是为御制表彰忠于一姓作历史注脚。本书的 “臣鼒曰”、“考曰”,益仿司马光作《通鉴》的 “臣光曰”、“考异”笔法,寓 “资治”、考辨之意甚明。
徐氏从事《附考》编撰,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统治者面临岌岌可危局面。作者站在补天立场,是鸦片战争后第一个从事南明史研究的学者,也是第一个以南明的覆亡宣扬忠君图存的御用史家。甲申正月戊戌(9日)载“明山西逃兵南下,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等处路振飞遣兵防何”。徐鼒曰:“书官何?嘉之也。宇内土崩,危疆累卵,而能戍卒不叫,义十同仇,……古所云封疆之臣,殆其选欤!”同月丙辰 (27日)“明以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并兼东阁大学士。”京师陷,“景文死之,瑜作绝命词,将投缳而未决,贼拥去,掠死。”徐鼒议邱瑜 “纵不得与景文比烈,较之陈演、魏藻德辈,似难同日而语”。他认为邱瑜迟死被刑,比陈、魏不死而降还略胜一筹。3月乙巳 (17日),纪“闯贼围明京师。”京营将军贺珍、千总徐文朴战死。”徐氏评: “特书何?嘉死节,且以愧诸臣也。京营部将千百计,平时糜饷,临敌投戈,死国事者,二人而已。噫!”
卷15纪顺治5年2月18日降而复叛的 “金声桓攻赣州”。徐鼒曰: “不曰明金声桓何?不与其为明臣也。”卷18顺治九年纪李定国复取桂林和刘文秀复取重庆时说“书之曰明李定国、明刘文秀何?进之也。二人起家扰攘之中,卒能束身归正,感激驰驱。图存危难,人臣之义,盖无愧焉。吾故表出之,以告夫勋戚大臣之忘其君者。”
2. 揭露明朝的腐败,以亡明鉴清。书中论及甲申2月崇祯下诏罪己时,郑重地指出: “苛政既深,寇氛日迫,铤而走险,何知爱君!有国者尚省厥,愆于民心未去之日也。”1644年1月大学士蒋德璟乞减三饷,以苏民困,不准其奏。徐氏议曰: “据德璟所陈,当时蠧国诸臣,真万死不足以塞责。顾思宗好谀恶直,见延儒、体仁、嗣昌辈语多迎合,又猥捷便巧;.德璟不免戆直,口操闽音,以此见斥,而曰 ‘朕非亡国之君,卿等皆亡国之臣!’……见思宗之刚愎,不能用直言也。”3月崇祯起用太监曹化淳守城,化淳属阉党,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因此传谕收葬忠贤遗骸。徐氏曰:“特书之,讥思宗之谬也。”崇祯自缢,徐氏赞其“从容殉国”,是 “亡国之正,千古一人”,但历数他的过失:“信任匪人,回惑大计,驯至祸败,岂无咎焉。”在论及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的问题上,提出永历晋封非人:“谋国者,贵识时哉。”否则就将“长贼氛而损国威”,发展到不堪设想地步。
3.痛恨明宦官的祸害与降官的叛君。1644年2月20日纪事曰:“明遣内官监制各镇。”徐鼒曰:“思宗即位之初,亲锄逆奄,何其明也。天步孔艰,殷鉴不远,初衷顿改,覆辙相寻。遂使悍帅以不敌奴才为憾,叛监以富贵自在相嬉,岂天夺之魄欤?”3月18纪曹化淳献城,李自成大军长驱直入。徐鼒引吴伟业之言曰: “自崔、魏以后,内铛视权宠为固然,……虽恩礼弗改,将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即涣然离矣。且京营已矣,东厂、锦衣卫虎冠之卒不下数千,岂有敌在畿甸,奸细布列,城中辑事者恬焉不察,此曹子(化淳)乌足任也。自古国蹙君危,必有大臣领城门兵,为之扦圉,以同其生死。”但宦者监军、制约兵制军机,“缘此抵于危亡,而终与宦者同绝。……所由来者,非一日之积矣,可不戒哉!”书中既恨宦官误国,也斥失节降官。当李自成进入皇宫,明臣降而求职者络绎不绝。作者论曰诸臣先后降贼,不书叛降,而书叛臣的理由是“明诸臣之初心,非有背逆,偷生畏死以至此极也。夫国亡君死,为人臣者,仗戈匡复,宏济艰难,计之上也。能死者次之。既不能为其上,又不肯为其次,隐忍贪昧,廉耻道丧,名辱身危,愧恨莫及”,以春秋笔法口诛笔伐叛臣,以伸张忠节。
本书立足于地主阶级的立场,辱骂农民军,但徐氏出于尊重历史事实,也有客观之处。如卷1载李自成定鼎西安,张国绅进朋辈之妻邓氏于自成以美色邀宠,自成怒曰: “若(尔)同辈,不能庇其伉俪而行媚我耶!”遂斩国绅以诫明之降官。徐鼒曰:“予观自成驱驭群盗,横行海内,虽曰凶暴,盖亦有过人之才焉。”能为李自成说句好话还是难能可贵的。维护祖国统一、贯穿大一统观念也是本书编撰的一大特色。卷1从甲申顺治元年 (1644)春正月编年始。徐氏注云:“纪福、唐、桂三王事也。始以庄烈帝何?原其始也。”卷20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秋八月平台事毕为压轴之载。作者解释:“终之以台湾事何?要其终也。”首尾相贯清代平定南明和台湾的经线,其颂扬全国统一大业也是值得肯定的。
徐鼒(1810-1862),字彝甫,号亦才,安徽六合人,清中叶学者。出身于 “家世业儒”的大地主家庭,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选授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院检讨。咸丰二年(1852)乞休还乡,奉命办理团练镇压太平军,于公暇披览家藏稗史,参互正史,历时五载,始成初稿。作者无书不读,学识渊博,宋光伯称其“著作如林,文集、诗集外,《读书杂释》14卷,考据详明,洵堪羽翼经传。”又有 《周易旧注》、《老子校勘记》、《四书广义》、《度支辑略》、《务本论》等,史学著作有 《小腆纪传》65卷,补遗5卷,系以人为纬的纪传体南明史,和以年为经的本书互为补充。
《附考》20卷,约33万字。以编年纪月纪日为纲,卷1至卷8都纪甲申年(1644)内之事,从正月始至十二月终。卷9至卷11纪乙酉年(1645) 1至12月之事。卷12至卷13纪丙戌年(1646) 1至12月之事。卷14纪丁亥年(1647)、卷15纪戊子年(1648)、卷16纪已丑年 (1649)、卷17纪庚寅年 (1650) 至辛卯年(1651)、卷18纪壬辰年(1652)至丙申年(1656)、卷19纪丁酉年 (1657) 至己亥年 (1659)、卷20纪庚子年 (1660) 至癸亥年 (1683) 之事。前后所记40年间南明起纥之事。
本书书名的含意是,“腆”者,通典,主持之意,引申为国主,“小腆”指小国之君,即南明的福、唐、桂三王;《纪年》则指三王编年记事本末。本书的主要思想是:
1. 提倡忠义,为清统治者张目。据徐氏自序,以孔子作《春秋》讨乱贼、明君臣、正人心为楷模,又以乾隆的表彰忠义为指导。引证御制 《胜朝殉节诸臣录序》谓: “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身陨行阵,琐尾间关,有死无二,在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实为无愧;朕深为嘉予,不欲令其湮没无传。下及诸生、韦布、山樵、市隐之流,慷慨轻生者,亦当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则知作者作本书目的是为御制表彰忠于一姓作历史注脚。本书的 “臣鼒曰”、“考曰”,益仿司马光作《通鉴》的 “臣光曰”、“考异”笔法,寓 “资治”、考辨之意甚明。
徐氏从事《附考》编撰,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统治者面临岌岌可危局面。作者站在补天立场,是鸦片战争后第一个从事南明史研究的学者,也是第一个以南明的覆亡宣扬忠君图存的御用史家。甲申正月戊戌(9日)载“明山西逃兵南下,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等处路振飞遣兵防何”。徐鼒曰:“书官何?嘉之也。宇内土崩,危疆累卵,而能戍卒不叫,义十同仇,……古所云封疆之臣,殆其选欤!”同月丙辰 (27日)“明以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并兼东阁大学士。”京师陷,“景文死之,瑜作绝命词,将投缳而未决,贼拥去,掠死。”徐鼒议邱瑜 “纵不得与景文比烈,较之陈演、魏藻德辈,似难同日而语”。他认为邱瑜迟死被刑,比陈、魏不死而降还略胜一筹。3月乙巳 (17日),纪“闯贼围明京师。”京营将军贺珍、千总徐文朴战死。”徐氏评: “特书何?嘉死节,且以愧诸臣也。京营部将千百计,平时糜饷,临敌投戈,死国事者,二人而已。噫!”
卷15纪顺治5年2月18日降而复叛的 “金声桓攻赣州”。徐鼒曰: “不曰明金声桓何?不与其为明臣也。”卷18顺治九年纪李定国复取桂林和刘文秀复取重庆时说“书之曰明李定国、明刘文秀何?进之也。二人起家扰攘之中,卒能束身归正,感激驰驱。图存危难,人臣之义,盖无愧焉。吾故表出之,以告夫勋戚大臣之忘其君者。”
2. 揭露明朝的腐败,以亡明鉴清。书中论及甲申2月崇祯下诏罪己时,郑重地指出: “苛政既深,寇氛日迫,铤而走险,何知爱君!有国者尚省厥,愆于民心未去之日也。”1644年1月大学士蒋德璟乞减三饷,以苏民困,不准其奏。徐氏议曰: “据德璟所陈,当时蠧国诸臣,真万死不足以塞责。顾思宗好谀恶直,见延儒、体仁、嗣昌辈语多迎合,又猥捷便巧;.德璟不免戆直,口操闽音,以此见斥,而曰 ‘朕非亡国之君,卿等皆亡国之臣!’……见思宗之刚愎,不能用直言也。”3月崇祯起用太监曹化淳守城,化淳属阉党,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因此传谕收葬忠贤遗骸。徐氏曰:“特书之,讥思宗之谬也。”崇祯自缢,徐氏赞其“从容殉国”,是 “亡国之正,千古一人”,但历数他的过失:“信任匪人,回惑大计,驯至祸败,岂无咎焉。”在论及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的问题上,提出永历晋封非人:“谋国者,贵识时哉。”否则就将“长贼氛而损国威”,发展到不堪设想地步。
3.痛恨明宦官的祸害与降官的叛君。1644年2月20日纪事曰:“明遣内官监制各镇。”徐鼒曰:“思宗即位之初,亲锄逆奄,何其明也。天步孔艰,殷鉴不远,初衷顿改,覆辙相寻。遂使悍帅以不敌奴才为憾,叛监以富贵自在相嬉,岂天夺之魄欤?”3月18纪曹化淳献城,李自成大军长驱直入。徐鼒引吴伟业之言曰: “自崔、魏以后,内铛视权宠为固然,……虽恩礼弗改,将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即涣然离矣。且京营已矣,东厂、锦衣卫虎冠之卒不下数千,岂有敌在畿甸,奸细布列,城中辑事者恬焉不察,此曹子(化淳)乌足任也。自古国蹙君危,必有大臣领城门兵,为之扦圉,以同其生死。”但宦者监军、制约兵制军机,“缘此抵于危亡,而终与宦者同绝。……所由来者,非一日之积矣,可不戒哉!”书中既恨宦官误国,也斥失节降官。当李自成进入皇宫,明臣降而求职者络绎不绝。作者论曰诸臣先后降贼,不书叛降,而书叛臣的理由是“明诸臣之初心,非有背逆,偷生畏死以至此极也。夫国亡君死,为人臣者,仗戈匡复,宏济艰难,计之上也。能死者次之。既不能为其上,又不肯为其次,隐忍贪昧,廉耻道丧,名辱身危,愧恨莫及”,以春秋笔法口诛笔伐叛臣,以伸张忠节。
本书立足于地主阶级的立场,辱骂农民军,但徐氏出于尊重历史事实,也有客观之处。如卷1载李自成定鼎西安,张国绅进朋辈之妻邓氏于自成以美色邀宠,自成怒曰: “若(尔)同辈,不能庇其伉俪而行媚我耶!”遂斩国绅以诫明之降官。徐鼒曰:“予观自成驱驭群盗,横行海内,虽曰凶暴,盖亦有过人之才焉。”能为李自成说句好话还是难能可贵的。维护祖国统一、贯穿大一统观念也是本书编撰的一大特色。卷1从甲申顺治元年 (1644)春正月编年始。徐氏注云:“纪福、唐、桂三王事也。始以庄烈帝何?原其始也。”卷20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秋八月平台事毕为压轴之载。作者解释:“终之以台湾事何?要其终也。”首尾相贯清代平定南明和台湾的经线,其颂扬全国统一大业也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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