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

        又名《四书集注》。对“四书”进行重新考注,并阐发理学思想的著作。十九卷。南宋朱熹撰。成书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撰者事迹参见“《周易本义》”条)
        《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是一部朱熹毕生编著的理学教材。清朝梁绍壬在其所著《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有人见到朱熹《四书集注》的原稿,前后改写了七次。《朱子语类》卷十九说“某于《语》《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直到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政《大学·诚意章》。《四书集注》之所以要不断地修改,用朱熹的话来说,即“义理无穷”,则注解也要不断更进;而要把程朱理学毫不走样地传给读者,就得在注解过程中,“逐字称等”。
        《四书》原不并行。《大学》《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韩愈、李翱等把它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二程、朱熹祖述这种观点,竭力推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论语》原是“经”,而《孟子》是子。《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列《论语》于六艺略,而列《孟子》于诸子略。其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列《孟子》于子部,与经部地位悬殊。自宋始,《孟子》列入《九经》,同时于思想学术界也发生了贬孟与尊孟之争,延续百年,直到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才告结束。从此,孟子的地位抬高了。
        朱熹对于读《四书》的次序和要求,有一段很明白的话:“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语类》卷十四)。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读《四书》有先后次序,这个次序是从四书之间的有机联系考虑的、也是从《四书》理解上的难易考虑的。第二是,《四书》是一套“经书”,所谓“定其规模”,就是定下三纲领、八条目的修己治人的思想规模;“立其根本”,就是打下理学的思想基础;“观其发越”,就是理解理学义理的进一步发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求得那个古圣人的“微妙而唯见”的道心,即求得理学思想的极致。
        朱熹认为,《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底规模”。好像盖房子,读《大学》等于搭好房子的“间架”,以便将来“却以他书填补去”。又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十四)对《大学》的章次,二程朱熹重新进行了编定。朱熹编定的《大学》,有些章从程本,有些章从旧本,有些章则朱熹自定。特别是格物致知章是朱熹补写,不是《大学》原文。朱熹说:“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这段所谓“补传”共一百三十四字,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精髓。朱熹说:“传之一章释明明德,二章释新民,三章释止于至善,以上并从程本,而增诗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释本末,五章释致知,并今本。六章释诚意,七章释正心修身,八章释修身齐家,九章释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旧本。”朱熹认为,这样就“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了。由此而奉之为“初学入德之门”。
        《中庸》是二程继韩愈、李翱之后,尊崇的“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朱熹尊前人“道统”,把伪《古文尚书》里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奉为《中庸》所阐述的“传授心法”。这十六个字,包含了理学的重要哲学范畴,如“人心”、“道心”、“精”、“一”、“中”等。朱熹也正是从这十六个字来阐发所谓《中庸》的“纲维”、“蕴奥”。《中庸章句》的全名是《中庸章句或问》,内容是三个部分:一、《中庸章句》,二、《中庸集解辑略》,三、《中庸或问》。通行的刊本只是《中庸章句》,并无《辑略》和《或问》这两部分。
        朱熹宋绍熙元年(1190年)在漳州刊刻《四子》,使《四书》作为一整套“经书”开始流行。对于《四书》和《五经》的关系,朱熹认为:“《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百○五)又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晦庵文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子>后》)。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长期思索研讨的结果。其思想虽然分散于各章节的注文中,仍一以贯之,构成了一以“天理论”为中心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内容包括“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等六个部分。其思想涉及宇宙论、认识论及哲学思想在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应用。“天理论”的核心是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本、根源,是宇宙之所以为宇宙的总原则。在“性论”中,朱熹承“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并加以发挥,在此基础上提出“道心”、“人心”,根本目的则是要“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论”实际上是认识、修养之路。政治论中,则提出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取之路。教育论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以为教育的目的乃“学以明伦”。在道统论中,明确标注道统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
        《四书集注》的特点,是用程朱理学注《四书》,与传统注经不一样。注文,大量是朱熹自己写的。其所引用诸家之说,主要为二程及其门人的文章和语录,学派色彩异常鲜明。《四书章句集注》影响宋元以后的思想七百年,其思想之普及与深刻为历代它书所不及。元朝延祐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从此,《四书集注》成为必读的“经书”。书塾里不但要背诵《四书》正文,也要背诵一部分朱熹的注释。科举考试要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作为根据。宋元后七百年的理学著作,大都祖述程朱,而《四书集注》影响尤大。
        《四书集注》的主要版本有:《四书集注大全》四十二卷,明初司礼监刻本。《四书集注》二十八卷,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司礼监刻本。一九五七年中华书局铅印上下册本。《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汲古阁版归静远楼印本。《四书》十九卷,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亦称监本《四书》。在这些版本中,清乾隆以前的版本皆为善本,而一九五七年中华书局本为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