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山集

        诗文集。四十二卷。北宋杨时撰。各篇陆续出书,早可见明万历间刻本。
        杨时,字中立,号龟山 生于宋皇祐五年(1053年),卒于宋绍兴五年(1135年)。南剑将乐(今福建三明市西北)人。官至余杭、萧山知县。政治上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学术上是闽学的前驱人物。他二十九岁时在颍昌会见程颢,后二程的洛学传入江西、福建等地,他是重要的中介人物。
        《龟山集》由于各书体裁不一而体例不同。集中,书、奏、表、札、讲义、经解、史记、启、记、序、跋各一卷,语录四卷,答门二卷,辩二卷,书七卷,杂著一卷,志铭八卷,诗五卷,哀辞、祭文一卷。该书文学上造诣略逊,政治上对社会无大影响。
        在哲学思想上,杨时是程颢的直接继承者,“天理”是其哲学的核心范畴。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应是对于“天理”的参悟。杨时非常推崇《中庸》,著成《中庸义》篇。其中,他主张“存天理,去胜心”。又:“《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龟山集》卷四)喜怒哀乐当其未发的时候叫做“持中”,而当其体现出来的时候合乎“持中”即人欲不羼杂其间,就叫着“和”。杨时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当着是遵循了“天理”,把握了“天理”。他进一步认为,只要人们都自觉地按照“天理”的要求认真去办事,上上下下就能各按其位,社会就会太平无事,从而体现出“天下只是一理”。重要的是人们一定要依据《中庸》的原则,去尽内心的所谓“胜心”,“胜心”就是人欲。
        另一方面,杨时发挥了二程的“格物致知”论,明确了人们“存天理,去胜心”的具体途径。二程并不要求人们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只是以“格物”为方法去领悟“万物皆是一理”,万物不过是“天理”的体现。杨时进一步说:“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盖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于物格,则知之者至矣。所谓止者,乃其至处也。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诚意为主。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同上引)“格物致知”作为达到参悟“天理”的中间环节,必须由“诚”来加以统率。什么是“诚”呢?对于每一个认识事物的主体个人来说,随时随地都必须牢记一个大前提,即必须笃信“万物皆是一理”这一绝对真理。这一笃信就是“诚”。“诚”要求人们绝对相信,决不可有丝毫的怀疑,因为一丝半点的怀疑都有可能使人丧失对于“天理”的参透。由此出发,杨时认为“格物致知”只不过是人们通过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而悟得万物确实是“天理”的显现。所以他又说:“学始于致知,终于知至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穷胜也,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同上引)以“诚”为指导,通过“格物”至于“物格”,从而达到最高的境界,这就是掌握“天理”,从而自觉地按照“天理”的要求去行事。“天理”就是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
        杨时除极力推崇《中庸》之外,他还非常重视《论语》、《孟子》和《大学》三本书。关于《孟子》,杨时指出:它“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善性,收其放心。”(《龟山集》卷二)即是说,《孟子》无非是教导人们保存自己的本然善性,而去掉后天沾染的邪僻之性,从而从内心深处自觉地真正地恪守“天理”的训条。至于《大学》,他强调:“《大学》之修身、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同上引)《大学》虽然反反复复讲道如何修身,如何治国,如何平天下,但是在杨时看来这都不是“本”,而是“末”,“本”是什么呢?与《孟子》一样,无非也是要求人们通过“正心诚意”,剔除私欲,向往天理,使一言一行都不出“天理”的樊篱。如此一来,杨时就把《四书》的主旨完全纳入了《天理》的框架之中。
        杨时是宋明理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承先启后的人物。从师承关系上看,二程传学于杨时,杨时传学于罗从彦,罗从彦又传学于李侗,李侗再传学于朱熹。从理学经典“四书”即《四书集注》的编著过程看,二程是首倡者,而杨时是发扬光大者,最后由朱熹总其大成。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杨时是宋明理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而同时又作为闽学的开山祖师,必然地对朱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龟山集》有明朝万历年间林熙春刊本、清朝康熙年间杨氏刊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