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晁错文《论贵粟疏》

散文·晁错文《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地，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禀，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据影印宋景祐刻《汉书》本)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自西汉初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秦、楚之际，四方兵起，农民失去作业，大饥馑的灾难，致使一石米钱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刘邦下令奖耕农桑，休养生息。时天下既定，民无储蓄，天子遂不能驾纯一色的四马之车，将相或乘牛车。文帝时，人民受战国余风的影响，舍本逐末。贾谊的《论积贮疏》提出了警告：“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又引古语：“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贾谊痛哭流涕地警告：“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 ……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 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於本(所谓地著)，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 窃为陛下惜之!”贾谊从长治久安的愿望出发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兼顾汉初的内忧外患而贡此大计，忧深思远，是政治理论家的识见。

和贾谊之论有同又有不同的是晁错的《论贵粟疏》。贾谊为富民安天下而设计，晁错的立论基点主要的是安刘氏，这就与贾生有所不同。他赤裸裸地提出以具体的办法积粟、固边;是贵粟而不是积贮。“错之为文峭直刻深”，原是一脉相传于商鞅思想。《商君书·农战篇》的开始是：“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因此，从性格、思想学术师承根源来看，晁错比贾谊更为激切。

晁错写作政论文的特色，在于他宦途得意，官至亚相;政治实践的经验丰富，发为文章，事理的说明细致深入，反复而透彻，说服力强。他引古帝王传流的功绩，从反面、正面，论述达到“畜积多而备先具”的必要条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国无损瘠是古昔。“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的根源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从因果关系之层层推演中逼出结论，逻辑性相当强，正反的对照相当明显。接着，文章同样一反一正地比较，从生活的习惯现象，从不待轻暖、不待甘旨一转而至于不顾廉耻，从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的一般经验直接到必然的结果，从慈母的不能保其子直接到“君安能以有其民哉”的必然结果。文章藉以简单而明确地推论：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以此确立君子之必有为。

第二节说明粟之贵，导致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客观可能性与必要性。比较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众贵之的根源在上用之故，指出其所具特点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臣因以轻背其主，盗贼歆羡，亡逃者得便。而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不可一日成，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一日弗得而饥寒至。运用极平常的常识，说理却异常明白易晓，这构成了晁氏政论文的特色。

第三节是全文的精彩部分。晁错深切指出农夫五口之家的苦难生活，以及商贾无农夫之苦却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于是大声疾呼：“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行文痛快淋漓，是全文中最痛快的对商人的揭发。

然后，作者尖锐地指出“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异，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实际上弥补了前文的不足。最后以“入粟于边”绾住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