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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郭豫衡《左传》文章的艺术特色》

散文·历史散文·左传《附:郭豫衡《左传》文章的艺术特色》

《左传》一书的散文艺术,不论记言记事都有新的发展,新的特点,都超过了《尚书》和《春秋》,也超过了思想相似、文风相近的《国语》。其叙事之工,辞令之美,都达到了这个历史时期散文的最高成就。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叙事方面:

《春秋》只记大事,《国语》记事零散,而《左传》记事的特点之一是叙述完整,文笔严密。我们讲《国语》的文风和体例时,曾经说到。例如《国语》记“长勺之役”,只有曹刿和庄公的一段对话,《左传》则写出了战争的整个过程。《国语》写晋灵公被杀,只叙梗概,

《左传》则讲述了全部故事。再以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这段记叙来看,不仅记事完整,而且十分简洁。其文云: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 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於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已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於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翳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这是历来传诵的一篇。虽是全书的一段,却可独立成文。其首尾之完整,结构之严密,几乎无懈可击。用这样少的笔墨写出如此纷繁的事件、如此多样的人物,层次又如此分明,语言又如此凝炼,叙事达到这个程度,应该说是史家之文的新的成就。

此外,还有僖公四年、五年、以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关于晋公子重耳出亡的叙述,其详细具体的程度,更是前所未有。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还在于描述战争。与《左传》同时或略早的史书,虽然也有关于战争的记述,但和《左传》比较,都只是简单的笔墨;到了《左传》才出现了结构空前完整、细节异常生动的长篇巨制。例如僖公二十七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等等,无不写得声势壮大,情景逼真。以鞌之战为例,《国语·晋语》中只有“靡笄之役”的几个不相属的片段,《左传》却已构成首尾完整的篇章。战争开始前韩厥斩人、郤克分谤一段以及战争结束之后范叔后入、不肯居功的情节,《国语》所记不逊于《左传》的文采,除此之外,其他地方则大抵不如《左传》详尽。如《左传》写的下面一段:

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 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 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这段战役中间的情节,《国语》所记,只说“郤献子伤”,不言“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张侯之言,《国语》是一气说完;《左传》则在张侯讲话中间又插入了郑丘缓的话,情态更为生动,细节也更具体。所有这些地方,《左传》都比《国语》详尽。还有,《左传》这段记载之下,又有“韩厥梦子舆”、“逢丑父与公易位”、“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等等,《国语》也都没有。两相比较便可知道,对于战争的描述,是《左传》文章的新成就。

《左传》描写战争,不仅生动具体地写出战争中间的各种动态,而且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城濮之战就用了许多笔墨叙述战争之前晋楚两国的准备情况,关于子玉的“治兵”,晋侯的“教民”,都有详细的记述。在记述中预示着战争成败的迹象,而且流露着作者的某些观感。城濮之战是《左传》中一次大的战役,文繁不能备举;即使是一次小战役,《左传》也常是写得有头有尾、有因有果,而且在叙述中寓以经验教训。例如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就是一篇典型文字。

这篇叙述早为历代传诵。记叙文写得如此完美,也是史家文章的新成就。

《左传》文章之善于写战争有它的时代原因。春秋战国是战争频繁的时代,书的编著者生于战乱之时,习闻战乱,不必搜奇便能涉笔成趣。这样的文章,不一定必待知兵的吴起才能写出来。

二、记言方面:

《左传》记言的成就比记事还要突出。其特点是:文章已从前代的诰、命、训、誓中发展为委婉动听的外交辞令。

春秋以来,诸侯之间斗争尖锐,行人往来,非常讲究辞令。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小国应付大国更须委婉其辞,及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所谓“辞之不可以已”等等,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特殊需要。《左传》将这样一些辞令记载下来,不加修饰也已率然成章;一经润色,自然更富文采。例如僖公四年齐帅诸侯伐楚,双方的问答辞令。问答针锋相对。齐侯这次伐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目的全在于自己称霸。所以楚国派人提出质问,话中便带有讥讽。但齐侯既然打着天子的招牌,也就显示自己出兵是“堂堂正正”,管仲的答话,也说得“义正词严”,所谓“寡人是徵”、“寡人是问”,简直像是理直气壮。在这情势下,楚国只好让步,却又不肯真正低头。一面承认“寡君之罪”,一面又说“君其问诸水滨”,措词也相当强硬。

当楚子派屈完与齐侯盟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以示威力时,屈完与齐侯还有一段对话:

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一问一答,针锋相对。楚国这时虽然不得已而受盟,但行人出辞,始终委婉有力,并不示弱。

委婉有力,是屈完辞令的特点。

又如僖公十五年,晋侯与秦伯战于韩,晋国战败,晋侯作了俘虏,于是晋阴饴生会见秦伯,盟于王城。这时阴饴生和秦伯有这样一段对话:

秦伯曰:“晋国和乎?”

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国谓君何?”

对曰:“小人慼,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

阴饴生这番话也是一段极为巧妙的辞令。在国君被俘、国家无主的情况下,阴饴生对答秦伯,既要委曲求全,以救亡图存;又要暗示晋国尚有实力、并不屈服,表明晋国虽然战败,但举国上下都在“不惮征缮”,准备报复。至于“报仇”还是“报德”,就看秦伯能否作到“贰而执之,服而舍之”了。希望秦伯不要“以德为怨”。阴饴生所谓“君子”和“小人”的两种态度,实际上正是暗示晋国作了两手准备。表面上卑躬屈节,其实并非完全示弱。秦伯听了之后说:“是吾心也。”这也正是考虑到晋国还存在着“报仇”的实力才故作“以德服人”的姿态。

辞令委婉有力是《左传》文章最明显的特征。前面说过,这同当时的斗争情况很有关系。越是四面受敌的国家,在外交上越要讲究辞令,郑国的子产便成了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

郑国介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处境十分困难。子产当政,在外交场合表现了极高的才辩。《左传》记载子产的言论,大抵都具有委婉有力的特点。

例如襄公二十一年,“晋人征朝于郑”,郑使子产对答。子产一面表示服从晋国,不敢“忘职”,另一面也指责“大国政令之无常”,致使小国“无日不惕”,表明两国关系欠佳,责任全在晋国。

子产周旋于大国之间,敢于坚持原则、巧于运用辞令的例子还有不少。可以看出,《左传》文章的辞采之美是和子产这流人物之善于辞令分不开的。大概当时的外交辞令已经十分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于是就更富有文采。正如《史通·申左》所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这话说得不错,《左传》文章之美确实是同大夫行人的应答辞令有关,不是某一作者能独自完成的。

《左传》所载的外交辞令,有时还远远超过问答的范围,形成了长篇大论,这也是论辩文章的重大发展。例如成公三年载“吕相绝秦”一段长文章就是这样。

《史通》评论《左传》,还不止称赞其记言之美,《载言》篇又曾说《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能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此外,《言语》、《叙事》、《杂说》等篇,都曾推崇《左传》的文辞之妙。《杂说》篇甚至说是“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刘知幾从史家的观点来评《左传》,但他所讲的也正是《左传》一书散文艺术的特点和成就。

《左传》对于后代散文的影响深远。尤其是唐宋以后,古文家取法先秦,多摹《左传》。但后人推崇《左传》,有些也并非尽得其实。例如真德秀列《左传》于《文章正宗》,方苞引《左传》讲古文“义法”,有人甚至“以时文之法”来评《左传》,诸如此类,对于《左传》文章的艺术成就,并不是都能正确阐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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