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金吾卫大将军赠工部尚书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金吾卫大将军赠工部尚书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唐文篇名。韩愈作。卢轩《韩笔酌蠡》认为“家世固无繁词，生平亦无溢美”。马通伯则以为此篇谀墓之作，“公所受王用男人事物，其又所谓谀墓中人所得者欤?”(《韩昌黎文集校注》)钱冬父在所著《韩愈》中说：王用“只是依靠外戚的身份，赐勋封爵，毫无功业可言，碑文却把他写成谨守礼法、德行完备的君子了”。仇永明不同意马氏、钱氏所谓“谀墓”之说，认为“考之史书，碑文所述，并无过誉之处。按说，王用是‘庄宪皇太后之弟，今天子之舅’。而且王用的姐姐庄宪皇太后，嘉德懿行，为众所称，著之史书;祖父王难得是一员功勋卓著的武将，如果要对其家世铺张渲染，下笔是不难的。但韩愈没有这样做，叙其家世，仅寥寥数笔，一笔带过。对王用本人历官记载，不讳宪宗大褒外氏，因恩得官。叙其德行，‘官尊职大，朝夕两宫，而能敬让以敏，持以礼法不挟不矜。宾接士大夫，高下中度。兴官耆事，滋久愈谨’。这与《新唐书》‘谦畏无过’的评语，是一致的。”“王用确实‘毫无功业可言’，碑文也并没有赞颂他的‘丰功伟绩’，只是称道其‘敬让以敏，持以礼法，不挟不矜’。而功业上的有无建树与品德上的是否谦恭是两回事，不能因王用‘毫无功业可言’，就断定碑文记‘谦让’和“不矜’也必失实。进而推论王用碑便是谀墓”(《韩愈谀墓辩》，载《华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据韩愈《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可知韩愈因此碑文曾得到许多报酬，但读碑文，并无过分溢美夸张失实之笔，因此“谀墓”云云，不切合本文实际，仇永明之说近是。文笔朴实，赡而不秽，是本文写作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