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野堂

        严复，福建省侯官县（今福州）人，1853年出生。初名传初，乳名体干；考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字又陵；长大后有了官职，又改名复，字幾道；晚年自号瘉野老人。他的祖父中过举人，并在一个县里做过训导（学官）。他的父亲是乡里间的医生，母亲则是普通人家的女儿。1866年7月，他的父亲不幸去世，母亲、妹妹和他自己全家四口，就靠母亲做女红度日，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
        晚年他为一幅《篝灯纺织图》题诗的时候，曾经触景生情，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
        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
        …………
        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来。
        上掩先人骨，下养儿女大。

        
        1866年冬，严复跨进了船政学堂的大门。1871年，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被派到军舰上实习。1876年他赴英国。
        严复踏上了英伦三岛，先在抱士穆德肄业，后来又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中间曾到法国游历一次。他读完了高等算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等课程，成绩总是优等。此期间，英国学者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尔等的进化论学说风行，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严复像

        严复毕业回国后，1879年6月被派为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教师）。第二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因听到别人称赞严复，就调他去任总教习（教务长）。从此，严复在这里任事二十年。其实，和他同时在英国留学的亚籍生还有日本的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他们回国后，得到重用，变革图强，而李鸿章担心严复思想过于激进，未能重用，因而他常感到郁郁不得志。
        1895年，中日甲午一战，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为此严复忧心如焚。此时，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几篇非常重要的政治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1897年11月，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他的维新变法要求，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主张基本相似。但是康、梁、谭等人在戊戌变法前没有到过资本主义国家，又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版著作，对资本主义的了解是不充分的。他们不能用完全的西方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变法，因而就将有限的资本主义知识，与孔孟之道、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王（夫之）黄（宗羲）之学，以及一部分佛学结合起来，这样的维新理论，当然就有牵强附会之处。严复则不然，他在船政学堂和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到的，都是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且阅读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就对“西学”认知而言，无论哪一个洋务派，也无论哪一个维新派，都不能与他相提并论。
        在向光绪皇帝上的万言书中，严复认为中国积弱于今为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由于内治者十分之七，由于外治者十分之三。“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反，而外患虽急，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而内治主要是“法既敝而不知变也”，所以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
        就在1897年，《时务报》第二十三册发表了严复的《辟韩》文章，文中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君臣关系提出了质问，猛烈抨击了黑暗的封建专制政治。文章的署名是“观我生室主人”。谭嗣同见文后即写信给上海《时务报》的经理汪康年，说“《时务报》二十三册《辟韩》一首，好极好极！究系何人所作？自署观我生室主人，意者其为严又陵乎？”可见谭嗣同与严复两心之相通。
        严复对近代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将西方的先进思想以译著的形式介绍到中国，即“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从1898年到1911年的十三年间，他“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 ^①。严复首先赞美科学家达尔文，说自从1859年《物种原始》出版后，“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由于进化论的传播，使得西方的“学术政教，一时斐变”。文章接着赞叹庸俗进化者斯宾塞尔，认为他的功绩就在于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原理，普遍应用于万事万物，尤其是应用于社会科学。严复根据斯宾塞尔的学说，提出了国家“强弱存亡”的三大标准：“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严复说，西方的政治思想家们，“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这样，严复就表明了他主张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斯宾塞尔的庸俗进化论。
        1895年至1898年间，严复还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写的《天演论》。这部书的出版，在中国知识界震动极大，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维新派学者。据胡适的回忆：
        
         我又读过严复所译穆勒的《自由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严氏所译赫胥黎的论著，于1898年就出版，并立即得到智识阶级的接受。有钱的人拿钱出来翻印新版以广流传（当时并没有版权），因为有人以达尔文的言论，尤其是它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濡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
        数年之间，许多的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的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向尝一度文明的陈炯明以“竞存”为号。我有两个同学名杨天择和孙竞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对于中国以进化论为时尚，也是一个证据。我请我二哥替我起个学名的那天早晨，我还记得清楚。他只想了一刻，他就说：“‘适者生存’中的‘适’字怎么样？”我表同意；先用来做笔名，最后于1910年就用作我的名字。
        
        收入《严译名著丛刊》中的8种著作，都曾在中国思想界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蔡元培称：“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者，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然而，他的翻译的缺点是太偏重译意或意述，文章过于渊雅艰深，而且还遗漏了不少极有价值的著作，譬如他曾在《辟韩》一文中，运用过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思想，主张对中国进行民主性的改革，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未译出此书。
        1912年，他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校长）。大约在同年春节，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就在这一年的11月，严复辞去校长之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他从北大校长的位置上被人赶下台，抽鸦片是一个表面上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严复所掌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他之一向不服教育部管，也不仅仅是来头特别大，而是他有一个六万两白银的存折在手中，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这个存折相沿在京师大学堂校长手中，蔡元培、董惇士到教育部后，就要他交出这个存折，被拒绝，教育部则必得之而甘心，因此，示其辞职。
        据沈尹默回忆：
        
         这个六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我后来听道胜银行买办沈吉甫谈起这件事。他说：“这笔存款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当年清室曾投资六万两于东清铁路，这笔款子由某王公经手，但被那个王公吞没了，拿了道胜银行一个存折，钱并没有交。道胜银行碍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认是空头存折，但要去取钱是取不到的。”虽然是空头存折，严复却可以凭他的面子去几家银行押款。北大在严校长期间，确也仗了这个存折解决了一些经费上的困难。这个存折的内幕，当时的教育部并不晓得。^①
        
        他的斋号“瘉野（瘉壄）”究竟为何意？“瘉野”语出《汉书·艺文志》：“彼九家者，不犹瘉于野乎？”《注》曰：“瘉与愈同，愈，胜也。”即较之高明，胜出。再者，“瘉”字是否与他的乡间医生的出身相关？在他的言论中，将中国比照病人的不少。严复在1902年的《致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中指出：“今中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所谓“愈愚”意思是治愈愚昧。在严复看来，凡是导致“愚”、“贫”、“弱”诸病的，“虽出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决然抛弃；凡是能够“愈愚”和能够“疗贫起弱”的，“虽出于夷狄”（指西学），也一定向它学习。然而，他所倡导信、达、雅的译书三原则中的“雅”，实为古雅，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反而反对白话文，这使他译著中思想的传播不免受到限制。
        他亦有诗作存世，学者钱钟书评论说：“严幾道号西学巨子，而《瘉壄堂诗》词律谨饬安于故步。” ^①
        他另有斋号“尊疑尺盦”。1900年，林琴南为他绘有《尊疑译书图》。为此林作《尊疑译书图记》，云：“自光绪乙酉（1885年）与纯庚同居，迨今已十有六年，闻纯庚病起已蓄其须，而余数茎白矣。松篁板屋，白沙流水。当时都不省念，今涉笔成画，是中犹仿佛闻读书声也。庚子六月，畏庐记。” ^②
        1921年10月3日，年近古稀的严复立下遗嘱，要后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他真的就死在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