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北宋 文学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属四川) 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 “三苏”,同列 “唐宋八大家” 中。苏轼二十一岁考取进士,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读到苏轼的答卷,惊喜异常,本来想定为第一,但疑心这是他门人曾巩的答卷 (当时采用的密封卷),为了避嫌,就判为第二。后来得知是苏轼,这位文坛领袖对朋友说: “我当避此人一头地。” 年轻的苏轼因此名声大震。后来又参加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科获三等的只有两人,苏轼即其一。据说,宋仁宗对曹皇后说:“我今天得才士一人,名叫苏轼;但我老矣,虑不能用,就留给子孙罢。”他被派往凤翔府任判官(司法官),三十四岁时就做到了开封府推官 (大法官)。其时,正值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连续两次上 “万言书”,力言新政之弊。苏轼并非反对改革弊政,而是反对王安石新党的激进作法。由于意见不被采纳,苏轼请求外调,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元丰二年 (1079),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被突然逮捕下狱,罪名是作诗讪谤朝政。苏轼不满意王安石变法,又耳闻目睹新政的种种弊端,形诸歌咏,托事以讽,这是事实,但不是罪过。讽刺时政,这是自《诗经》 以来中国诗歌的传统,“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是历代皇帝也认可的通则。御史李定国、舒亶等人深文周纳,罗织罪名,锻炼成狱,不过是想借此打击持不同政见的 “旧党”。李定国之流欲置苏轼于死地,竟摘其《咏桧》诗中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句,穿凿附会,说“龙”是皇帝的象征,应该在天上,诗中说“龙” 在地下,是讽刺皇帝。连宋神宗都觉得太过分,说: “他自咏桧,干朕甚事?”据说,宋神宗曾派人夜间到狱中察看苏轼的动静,回来报告说苏轼酣声如雷,宋神宗说: “这样坦荡的人,怎能包藏祸心?”尽管如此,苏轼还是被判徒刑二年,遇赦,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散官)。苏轼生性豪爽,早年就喜读 《庄子》,曾说: “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 《庄子》,得吾心矣!” 在黄州五年,苏轼徘徊于山水之间,游文于佛道之中,筑室于东坡,自号 “东坡居士”。当他来到长江边上黄州人所称赤壁时,遥想当年,故国神游,一面高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面低咏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千百年之下,犹令人想见其潇洒的风采。有朝臣建议起用苏轼,与修国史,但为执政者所沮。宋神宗无可如何,说: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一年后,神宗驾崩,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汴京,很快便以翰林学士的头衔知制诰,朝廷一系列的重大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这是苏轼一生最风光的时期,当高太后将宋神宗的那一番话语转告苏轼时,这一位历经磨难的诗人感动得泣不成声。但是,他很快又卷入了官场司空见惯的人事之争,自知以他潇洒不拘的性格,难以在朝廷左右逢源,便再次请求外放,出知杭州,后来又转官江南各州。宋哲宗亲政后,改元 “绍圣”,表示要继承神宗朝的圣政,新党再次上台,苏轼被一贬再贬,由岭南一直贬到人称 “天涯海角” 的海南岛。这时,苏轼已经是年逾六旬的老人。直到宋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北归,次年病逝于常州。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天才,在诗文词赋书画诸领域都堪称大家。其诗与黄庭坚并称 “苏黄”,为宋诗的代表; 其文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并称 “唐宋八大家”,为古文代表; 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为豪放词派的代表; 其书画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苏轼诗学陶渊明,学李白,学杜甫,学王维,学韩愈,学柳宗元,学白居易,集众家之长,姿态横生,变化多端,而以哲理、机趣取胜。其文 “如万斛泉涌”,“如行云流水”,即使是漫不经心的尺牍题跋,也涉笔成趣,令人玩味。但在当时的文坛,苏轼却是以其史论和政论 (奏议)著称,这些为时为事而作的文章所表达的思想,也许难以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但其议论风生,笔底波澜,却依然令人拍案叫绝。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将 “诗言志” 的传统引入词的创作领域,“以诗为词”,突破词为“艳科” 的狭隘范围,将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移入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和表现手法。苏轼虽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但并没有遁入虚无主义,始终以旷达幽默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即使在平居燕处中,也能时时发现生活的乐趣。他曾经发明一种烹制猪肘子的方法,而且在诗中犹津津乐道: “慢着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这就是 “东坡肘子”,现在成了蜀中的一道名菜。苏轼的生活情趣,由此可见一斑。后人甚至将苏轼诗文杂著中论饮食、方药等文字编为一书,名曰《东坡养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