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法国是欧洲诸国中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孔子思想自十七世纪初由传教士传入法国之后,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中为法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提供了思想资料,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霍尔巴赫、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的元祖魁奈等人都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步入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成了其重要特征之一。而中国却还滞留于封建社会,裹足不前。于是法国对中国的仰慕之情便逐渐被掠夺之心所取代。这时法国人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与目的均与以前大不相同,转而与侵略活动相配合,甚至直接为法国对华的文化侵略服务。
        在欧洲,法国是较早开始搜集汉籍的。仅巴黎的国立图书馆所藏各种刊本、写本汉籍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达一万册以上。丰富的汉籍收藏为法国的汉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使得法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仍处于传统汉学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当时法国最著名的汉学家是沙畹(1865—1918)教授。他被学人推为一代大师,他致力于中国史学的研究,曾部分翻译了《史记》,对《礼记》、《周礼》、《书经》、《左传》等也很有研究。他曾来中国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并凭吊了太史公陵墓。此外,1911年任法国远东学院教授的汉学家马伯乐(1883—1945)的研究也有影响,他研究《易经》、《书经》等儒家经典,认为六经皆史;另一汉学家葛兰言(1884—1940)著有《中国思想史论》,此书论及儒、墨、道、法各派,认为儒家学派是重在增进人民幸福的。其他如曾在中国的河间府布道的顾赛芬(1839—1919)神甫,曾翻译了“四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和《仪礼》。高本汉研究《周礼》、《诗经》;格拉勤研究《诗经》;吴康研究春秋,也都卓有成效。法国著名史学家桑戴克在其所著《世界文化史》一书中对孔子的宗教观进行了研究,指出孔子非宗教领袖,未创之宗教,且认为孔子思想在抵制宗教在中国的影响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开始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的近现代和当代状况,并且作为欧洲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法国的对华政策也大大地推动了对中国的研究。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和当代问题的研究机构应运而生,如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当代中国研究文献中心”和“东亚语言研究所”以及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教员组成的“中国研究中心”、由巴黎第八大学教员组成的“汉学综合研究所”等,一些并非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机构中,也设立了研究现代中国小组。他们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学等各个领域,并出现了一批在各自领域内学有专长、成绩较大的研究人员。但这毕竟是更多地关注中国,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显得很不充分。而与此同时,六十年代以来,一批由老一辈汉学家培养起来的传统汉学工作者稍稍弥补了这一不足,这些研究人员正处于事业大发展的阶段,其中以谢和耐成就最大。
        谢和耐师承戴密徽,曾在巴黎大学长期担任中文系主任,现代亚洲学院院长,并为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他还在法兰西学院担任中国社会文化史讲座教授,讲授“宋明时期中国教育史”、“从十一到十八世纪史料看中国的教育与社会”等专题。他写过许多专著和论文,其中以《中国社会》、《中国与基督教》两部著作获国际汉学界之瞩目。吴德明曾任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现已退体,但仍担任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所长之职。他专攻中国古典文学,著有《司马相如及其赋》、《〈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评注》,并参加了《宋代出录》一书的编纂工作。此外,在传统汉学研究中成就较大的学者还有以研究中国古代政体和政治思想为主的汪德迈,著有《法家的形成:对古代中国的一种政治哲学结构的研究》、《王道:关于古代中国政体精神的研究》。还有一些汉学家在中国古典名著翻译方面获得一定成就。稍早一些的康德谟对中国经学之研究、史坦因的《春秋繁露》之研究在巴黎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所中也是比较有名的。1973年版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在孔子专条中,对孔子所处的时代、生平、思想特别是教育思想及儒学的发展,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从孔子一直到当代孔子思想研究专家冯友兰,可谓当代法国儒学研究的代表作。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从七十年代以来,法国传统汉学出现一些新气象,学者们打破了长期独立研究或师生相传的传统,组织起一批专题研究组。如1973年成立的苏运鸣领导的“敦煌手稿研究组”、施舟人领导下的“道教研究组”及1975年建立的“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组”等,这无疑有助于传统汉学研究的走向深入。曾经为法国汉学的建立做出过历史贡献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至今仍在汉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组建私人性质的“利玛窦研究所”做了不少工作,设在台湾的分所研究商代金文,中国哲学、佛教、道教,在巴黎的人员则以研究中医的哲学思想为主。在这一时期,一些汉学界研究人员还把对中国的研究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的研究结合起来,如陈庆浩等发起整理和研究越南、日本、朝鲜等国的汉文资料。
        总的看来,六十年代以来法国传统汉学研究方面已失去了它在本世纪之初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年轻的研究人员大都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研究不感兴趣,因而使传统汉学后继乏人的问题更显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