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德国汉学研究因其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而导致的东方殖民活动的落后等原因而较意法等国为迟,但儒家思想仍对德国的启蒙运动产生过影响,十八世纪德国哲学界的莱布尼茨及其弟子沃尔弗都对儒家学说给予很高的赞誉。德国的大文豪歌德也对孔子的思想非常倾慕。虽然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具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孔子及其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仍然显示出相当强的影响力量,并在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之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使孔子思想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西方各国对儒学的研究,其目的已转为为其侵华活动服务,德国也不例外。此时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想利用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侵略活动服务,为此,冷落了一段时间的儒家思想的研究工作又逐渐趋于活跃,并将孔子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极力进行调和。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和安和安保罗的研究活动最为突出。花之安著的《自西徂东》,1884年在香港出版,1888年在上海重印。全书共分五卷:仁集、义集、礼集、智集、信集。花之安虽然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认为儒家学说中的某些人伦道德观念还是可以与“耶稣道理同条共贯”的,因而进行说教时他运用了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伦理思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的办法。继花之安之后的安保罗也鼓吹将儒教与基督教结合起来,但他贬低孔子而抬高耶稣。为了配合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侵略,传教士们也加紧了对华的文化侵略,除去传教,还办起了许多教会学校,此类学校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尊孔读经与奴化思想相结合,并因此开设儒学课程。此外,1899年到青岛传教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1873—1930)对孔子思想及儒家经典著作也进行了研究译述工作。卫氏曾于民国初年将《论语》、《孟子》等书译为德文,还曾将《大学》、《中庸》、《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译成德文。1961年其子还发表了他的遗译《孔子家语》。他在中国开办了“礼贤书院”,书院中除讲授德文外,还讲援儒家经典。1933年德文版的《研究与进步》上便载有他的遗作《儒教伦理学中忠信之概念》。1923年他任北京大学教授,第二年回德,前后留华达二十五年之久。回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并创建中国学院,创办汉学杂志。1924年,法兰克福大学设汉学讲座,卫礼贤出任教授。卫氏在对比了孔子思想与西方思想之后,感到孔子思想较之西方思想有许多优越性,同时对创儒家学说的孔子也十分敬仰。他的儿子受父亲的影响也从事儒学研究工作。
除传教士之外,也有一些学术界人士对儒学也有很大的兴趣。霍古达与艾维耐从事中国哲学的专题研究。霍古达专注于经书成书之前儒学散篇文章之研究,著有《初期儒教残篇断简之研究》。史淘思译《诗经》为德文。福吾康把胡适的《说儒》译成德文。佛尔克著有近百万言的中国哲学史,并把王充的《论衡》译成德文。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和柴赫是二战前德国最为著名的四位汉学家。另外也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时,也对孔子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有一些很有见地的分析和介绍。利奇温所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于贯穿儒家思想的文学作品如《列女传》、《唐诗》、《宋诗》、《文选》等也都有德译本。因此,二战以前德国的汉学研究在欧洲还是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党实行法西斯统治,儒学的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研究机构和图书设备遭到破坏,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原藏有汉籍五万六千册单行本和六千册丛书,战争期间几乎被损无余。
1960年以后,德国的儒学研究因国际形势的变化重新有了显著的进展。象其他国家一样,联邦德国的汉学研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传统汉学中的历史与经籍,而扩大到对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探讨,并且后者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但对儒学的研究仍很重视。施唐格1964年翻译了《论语》、大学选读课中也有《孟子》、《荀子》的书目。在儒学研究方面,也时有论文发表,如里昂大学汉学研究所的史旦宁教授就发表了有关儒学这的论文。联邦德国的学者对儒学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也很有兴趣,著文探讨儒学对像日本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汉堡的傅吾康和慕尼黑的黑尔贝特是联邦德国现代汉学的创始人,两人都是研究中国封建时期历史的。他的学生中慕尼黑学派的沃尔夫冈·鲍尔和汉堡学派的蒂列曼·格林比较出色。格林有《明代儒教中国的教育和政治》一书出版。此外,慕尼黑大学的金德曼1963年出版了《儒教、孙文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奥皮茨1969年出版了《从儒教到共产主义》,显示了历史与现实的整合意向。在汉堡、慕尼黑和科隆还有中国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的研究主题根据当前的实际任务而定,如1976年召开的第25届国际汉学家大会,联邦德国的学者就写了《儒法斗争: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新阶段》的报告。民主德国汉学研究的传统中心是柏林和莱比锡,在一些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中也都成立了汉学家的组织,儒学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72年苏黎世出版的《世界史上的伟人》一书便载有贝尔津所著之《孔子》。两德统一后,由于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德国研究中国的领域、内容都有巨大的扩展,而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更是当前的热门话题。
在论及德国的汉学研究状况时,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值得认真加以关注,他一般并不被人们视为汉学家,但他有关儒教的论述却在西方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他的三卷本著作《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中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包括《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在前者中,韦伯论述了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发展,而在后者中,韦伯以前者中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试图论证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这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同为儒学文化区、具有儒学文化传统背景、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传统的儒学世俗伦理深入民间,构成思想文化的一大要素。东亚经济的成功动摇了韦伯的理论,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并加以正面评价和深入探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之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使孔子思想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西方各国对儒学的研究,其目的已转为为其侵华活动服务,德国也不例外。此时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想利用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侵略活动服务,为此,冷落了一段时间的儒家思想的研究工作又逐渐趋于活跃,并将孔子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极力进行调和。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和安和安保罗的研究活动最为突出。花之安著的《自西徂东》,1884年在香港出版,1888年在上海重印。全书共分五卷:仁集、义集、礼集、智集、信集。花之安虽然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认为儒家学说中的某些人伦道德观念还是可以与“耶稣道理同条共贯”的,因而进行说教时他运用了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伦理思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的办法。继花之安之后的安保罗也鼓吹将儒教与基督教结合起来,但他贬低孔子而抬高耶稣。为了配合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侵略,传教士们也加紧了对华的文化侵略,除去传教,还办起了许多教会学校,此类学校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尊孔读经与奴化思想相结合,并因此开设儒学课程。此外,1899年到青岛传教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1873—1930)对孔子思想及儒家经典著作也进行了研究译述工作。卫氏曾于民国初年将《论语》、《孟子》等书译为德文,还曾将《大学》、《中庸》、《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译成德文。1961年其子还发表了他的遗译《孔子家语》。他在中国开办了“礼贤书院”,书院中除讲授德文外,还讲援儒家经典。1933年德文版的《研究与进步》上便载有他的遗作《儒教伦理学中忠信之概念》。1923年他任北京大学教授,第二年回德,前后留华达二十五年之久。回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并创建中国学院,创办汉学杂志。1924年,法兰克福大学设汉学讲座,卫礼贤出任教授。卫氏在对比了孔子思想与西方思想之后,感到孔子思想较之西方思想有许多优越性,同时对创儒家学说的孔子也十分敬仰。他的儿子受父亲的影响也从事儒学研究工作。
除传教士之外,也有一些学术界人士对儒学也有很大的兴趣。霍古达与艾维耐从事中国哲学的专题研究。霍古达专注于经书成书之前儒学散篇文章之研究,著有《初期儒教残篇断简之研究》。史淘思译《诗经》为德文。福吾康把胡适的《说儒》译成德文。佛尔克著有近百万言的中国哲学史,并把王充的《论衡》译成德文。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和柴赫是二战前德国最为著名的四位汉学家。另外也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时,也对孔子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有一些很有见地的分析和介绍。利奇温所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于贯穿儒家思想的文学作品如《列女传》、《唐诗》、《宋诗》、《文选》等也都有德译本。因此,二战以前德国的汉学研究在欧洲还是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党实行法西斯统治,儒学的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研究机构和图书设备遭到破坏,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原藏有汉籍五万六千册单行本和六千册丛书,战争期间几乎被损无余。
1960年以后,德国的儒学研究因国际形势的变化重新有了显著的进展。象其他国家一样,联邦德国的汉学研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传统汉学中的历史与经籍,而扩大到对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探讨,并且后者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但对儒学的研究仍很重视。施唐格1964年翻译了《论语》、大学选读课中也有《孟子》、《荀子》的书目。在儒学研究方面,也时有论文发表,如里昂大学汉学研究所的史旦宁教授就发表了有关儒学这的论文。联邦德国的学者对儒学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也很有兴趣,著文探讨儒学对像日本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汉堡的傅吾康和慕尼黑的黑尔贝特是联邦德国现代汉学的创始人,两人都是研究中国封建时期历史的。他的学生中慕尼黑学派的沃尔夫冈·鲍尔和汉堡学派的蒂列曼·格林比较出色。格林有《明代儒教中国的教育和政治》一书出版。此外,慕尼黑大学的金德曼1963年出版了《儒教、孙文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奥皮茨1969年出版了《从儒教到共产主义》,显示了历史与现实的整合意向。在汉堡、慕尼黑和科隆还有中国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的研究主题根据当前的实际任务而定,如1976年召开的第25届国际汉学家大会,联邦德国的学者就写了《儒法斗争: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新阶段》的报告。民主德国汉学研究的传统中心是柏林和莱比锡,在一些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中也都成立了汉学家的组织,儒学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72年苏黎世出版的《世界史上的伟人》一书便载有贝尔津所著之《孔子》。两德统一后,由于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德国研究中国的领域、内容都有巨大的扩展,而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更是当前的热门话题。
在论及德国的汉学研究状况时,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值得认真加以关注,他一般并不被人们视为汉学家,但他有关儒教的论述却在西方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他的三卷本著作《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中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包括《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在前者中,韦伯论述了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发展,而在后者中,韦伯以前者中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试图论证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这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同为儒学文化区、具有儒学文化传统背景、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传统的儒学世俗伦理深入民间,构成思想文化的一大要素。东亚经济的成功动摇了韦伯的理论,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并加以正面评价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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