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美国的儒学研究在西方世界中起步最晚,但后来居上,成为目前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商业资本和传教活动形影不离,这是老式资本主义扩张的规律,随着美国商业资本向中国扩张,美国传教士亦接踵而至。十九世纪末,美国海外教会扩张出现一个新高潮,使美国在华传教士多达一千五百人。美国最初的汉学家就是从这批来华的传教士中培养出来的,如裨治文、卫三畏、丁韪良、明恩溥、狄考文、卫斐烈等都是传教士兼汉学家。裨治文是美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他于1832年创办《澳门月报》,向外国介绍中国的历史、风俗、时事和传教士活动,是美国最早的汉学杂志。1842年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和美国外交官一起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这个学会以“传布东方知识,增进东方语言学研究”为崇旨,是一个专门研究东方的学术机构,它开展对东方的古代文化、历史、语言的研究活动,先后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和《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并成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1848年发表了卫三畏的两卷本《中国总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大学也开始设立有关中国的教学研究机构。美国大学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于1876年在卫三畏主持下设立于耶鲁大学。以后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效尤。这是美国汉学的草创时期,西欧旧汉学传统给予其严重影响。自然,其中的很多研究活动大都与儒家思想有关。如卫三畏通过对中国社会和孔子思想的研究发现,与其排斥儒学不如利用儒学,且认为孔子思想对西方殖民者确有可利用之处。1877年耶鲁大学设置了第一个汉学讲座,并聘请卫三畏担任第一任教授,在讲授中他十分强调利用儒家经典以开展在华的传教事业。丁韪良、李佳白等也拥护这一主张。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传教士的活动更加狂热。李佳白一手拿《圣经》、一手捧《四书》进行传教活动。主张基督教和孔教要“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孔教之窥见一斑》)。他还曾担任过孔教大学的讲师。其他如在华四十年的山姆·威尔斯·威廉士,回到美国后,作了上百次讲演,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并于1848年出版了《中华帝国》一书。丁韪良为1885年北京东方学会成立时的第一任会长,杜波士1887年出版了《龙、偶像、鬼神》一书,对儒学都颇有研究。为了培养奴才,传教士还在中国办起了教会学校,兴办教会学校的需要是美国传教士研究儒学的又一动力。教会学校里儒经成为必读内容,而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客观上也促进了美国的汉学研究。与此同时,中国古典经籍开始较大批量的流入美国,为其儒学研究提供了资料来源。这期间也有客观地研究孔子、并对孔子思想作出积极评价的学者,如艾默生(1803—1882)。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汉学开始形成一支独立力量的时期。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大力扩张其在中国的势力,增加了研究资金和研究机构、扩大了研究队伍和研究规模,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和大学的中文课程都有所增加、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汉学家,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都有进展。
在研究经费和研究机构方面;二十世纪初美国垄断资本开始设立各种基金会资助对海外包括对中国的研究,如1911年建立的纽约卡内基基金会,1913年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936年建立的福特基金会,都曾大力资助过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进入三十年代以后,美国为与日本争夺中国市场,私人财团对中国研究的拨款大量增加。结果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也显著增加,到二战爆发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达九十个,其中三十九个是二十至四十年代二十年间建立的。1925年始建的美国太平洋学会,1919年建立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1928年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等都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这些研究机构不仅出版刊物还组织召开各种讨论会。哈佛燕京学社便在传教士司徒雷登的影响下确定哈佛大学要研究汉学和培养汉学人才,并与北京的燕京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进行多方面合作,在美国出版《哈佛亚洲学报》、在中国出版《燕京学报》,并搜集中国的文物资料。1930年该学社还开始编印《汉学索引丛刊》。司徒雷登在燕大极力提倡学生熟读孔孟和国故之类,要求学生向王阳明学习,还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相糅合向学生灌输。1931年美国三藩市还出版了《孔教杂志》。大学方面从事汉学研究的有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加利福尼亚、芝加哥、宾夕法尼亚五所大学。
在图书资料方面,各大学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在这一时期都进一步重视了对中文图书资料的大量搜集,甚至采取掠夺和盗窃的卑劣手段。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27年成立了中文部,到三十年代中期,中文藏书已达十三万五千册。美国图书馆1869年到1930年十二个藏书单位中文书已达三十五万五千册,儒学研究的资料大为丰富。
研究队伍方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研究者虽然也有美国自己的学者,如曾在南京金陵大学任哲学教授的亨克,1913年和1916年均发表过关于研究王阳明的文章,但更多的是欧洲的学者或在欧洲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学者,如德国人卡路斯、洛阜、夏德等,英国人狄而斯、法国人伯希,他们都曾到美国讲学。但二战前,美国自己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涌现出拉铁摩尔、恒慕义、赖德烈、韦慕庭、顾立雅、卜德、戴德华、林德贝克、杜勒斯等汉学名家,而他们对儒学都有一定的研究,有的还有颇深的造诣。
研究内容方面,这一时期受欧洲传统汉学的影响,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化之研究。如著名汉学家顾立雅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以研究孔子及儒学著称。著名的教育史专家两次来华考察,把孔子贬得很低,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了全面的否定。他的看法与许多其他汉学家持有异议。威尔·杜伦博士主要研究孔子哲学思想,在其1932年出版的《哲学概论》中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并对儒家学说的反宗教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哲学博士卜德关于中国的译著也有很多,在《中国之传统思想》一书中,对孔子学说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932年出版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海思与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一书对孔子也赞誉有加,称其为“圣人”,在中国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上具有重要作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汉学与欧洲比较而言相对发展的时期。由于二战对欧洲及苏联的严重破坏,加之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使得这些地区的汉学遭受很大的打击。而欧洲由于老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没落,以西欧为中心的东方学、汉学大为衰落,汉学研究中心从西欧逐渐移到美国。
研究人员方面,二战期间,美国训练和派遗了上千名人员到中国战区担任翻译和情报工作。战后,多数进入各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汉学研究,成为美国汉学的一支重要力量。费正清可谓他们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其所著《美国与中国》一书,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费虽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问题,但对孔子及儒学也有一定的研究。此外芮沃寿、许华茨、顾立雅、德效骞、拉铁摩尔等人对儒学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1956年芮沃寿与费正清、雷德菲尔德等人共同组织了一个中国思想委员会,还出版了关于儒家思想的社会规范意义及其崩溃等问题的四大论文集,其中有《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制度》(费正清)一书。学术界之外,政界人士也有人研究孔子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不少中国学者移居美国,有的还加入了美国籍,如陈荣捷、窦宗义、梅贻宝等人,他们壮大了美国汉学研究的阵容、丰富了研究的维度,在世界汉学研究中心移向美国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也有欧洲不少汉学家到美国讲学或研究。可见美国汉学队伍在此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儒学研究力量大为增加。
这一时期的研究经费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组织也较前增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夏威夷大学等三十多所大学的汉学研究非常活跃。著名的孔子研究专家顾立雅是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的系主任,先后发表了《真实的孔子和神化了的孔子》、《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等专著,提出了有世界影响的孔子观。芮沃寿任教于耶鲁大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儒、释、道的研究专家,1946年出版了《孔子与中国文化》、1957年出版了《中国思想研究》、1959年又与人合编了《行动中的儒教》。该校的弗兰克尔也是有的中国史籍翻译家。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研究此时也有进展,出版了《汉书》、《三国志》等多种中国古籍。哥伦比亚大学1946年成立的东亚研究所在狄百瑞、韦慕庭、巴尼特主持下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狄百瑞著有《研究东方古典著作的途径》(1959 );华德森译有《史记》,陈荣捷研究宋明理学及朱熹、王阳明的思想。哥大还举行东方文化讨论会,讨论东方的经济和文明。尼维森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中国思想史专家,于1956年著有《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国传统》、1959年参编了《行动中的儒教》,与他同所的美籍中国学者刘子健从事宋史研究,同时研究此一时期的儒学家范仲淹和欧阳修。郝克欧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重要成员之一,1957年著有《中国的思想和制度》、1959年也参编了《行动中的儒教》一书。由此可见,美国在加强中国现代问题研究的同时并未放松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研究。除此而外还有儒学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刊物,如《远东季刊》,是1948年成立的远东协会的机关刊物,该刊于1956年更名为《亚洲研究杂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都促使了美国汉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经费剧增、中文图书资料到1975年6月已达四百余万册,1980年中文藏书达七百五十万册,中国新版书一般两个月后便可在美国买到。1984年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库便已有中国藏书五十万册。其他一些图书馆也有数量可观的中文藏书。藏书中有不少属于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世纪的出版物和少量八世纪至十世纪的出版物,我国宋、元、明、清各朝的刻本、手抄本也很多,这无疑给儒家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这一时期的研究机构七十年代初已约近千个,到1978年已有188个机构出版过中国研究专著,其中有不少儒学研究课题。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美国哲学协会、亚洲研究协会、东方学会、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等都有人研究孔子。其中芮沃寿1960年出版了《儒教》一书,1963年出版了《儒家》、1964年出版了《儒家学说与中国文明》;许华茨有《儒家思想的几种倾向》出版。美国许多著名大学开设了汉学课程,其中也有对儒家经典及思想的讲授。
这一时期美国的汉学队伍较前更为扩大,除原有的汉学研究人员外,新汉学家人才辈出,港、台入美籍的华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成绩斐然。以成中英、杜维明余英时等为代表的新儒学研究在海外颇有声势,并且为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及走向世界作出贡献。此时儒学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除了对儒家经典及儒学著述的翻译、注释外,还有对孔子及儒家学派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的研究,以及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孔子及儒家思想与近、现代中国的关系、对孔子及儒学的评价等。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搜集了世界上关于儒学的最大数量的信息资源,其中计算机系统指示的有关儒学的文献有七百项,到1980年为止的索引卡片上有关儒学的条目二千一百条,分类目录索引中有三页。这无疑有助于美国的儒学研究,但也应看到与其他宗教条目相比,这个条目的数字要少得多。
从美国儒学研究的成果看,其主要研究特征是儒学的比较研究,它就各种主题把儒学同西方其他哲学进行比较,《易经》的研究文献居于首位,儒学研究远远超出了儒家哲学和宗教的范围,扩展到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妇女、现代化问题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为儒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激励,也为之开辟了新的前景,儒学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向中国回流。而这些特征同样适用于西方的其他国家。
商业资本和传教活动形影不离,这是老式资本主义扩张的规律,随着美国商业资本向中国扩张,美国传教士亦接踵而至。十九世纪末,美国海外教会扩张出现一个新高潮,使美国在华传教士多达一千五百人。美国最初的汉学家就是从这批来华的传教士中培养出来的,如裨治文、卫三畏、丁韪良、明恩溥、狄考文、卫斐烈等都是传教士兼汉学家。裨治文是美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他于1832年创办《澳门月报》,向外国介绍中国的历史、风俗、时事和传教士活动,是美国最早的汉学杂志。1842年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和美国外交官一起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这个学会以“传布东方知识,增进东方语言学研究”为崇旨,是一个专门研究东方的学术机构,它开展对东方的古代文化、历史、语言的研究活动,先后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和《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并成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1848年发表了卫三畏的两卷本《中国总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大学也开始设立有关中国的教学研究机构。美国大学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于1876年在卫三畏主持下设立于耶鲁大学。以后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效尤。这是美国汉学的草创时期,西欧旧汉学传统给予其严重影响。自然,其中的很多研究活动大都与儒家思想有关。如卫三畏通过对中国社会和孔子思想的研究发现,与其排斥儒学不如利用儒学,且认为孔子思想对西方殖民者确有可利用之处。1877年耶鲁大学设置了第一个汉学讲座,并聘请卫三畏担任第一任教授,在讲授中他十分强调利用儒家经典以开展在华的传教事业。丁韪良、李佳白等也拥护这一主张。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传教士的活动更加狂热。李佳白一手拿《圣经》、一手捧《四书》进行传教活动。主张基督教和孔教要“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孔教之窥见一斑》)。他还曾担任过孔教大学的讲师。其他如在华四十年的山姆·威尔斯·威廉士,回到美国后,作了上百次讲演,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并于1848年出版了《中华帝国》一书。丁韪良为1885年北京东方学会成立时的第一任会长,杜波士1887年出版了《龙、偶像、鬼神》一书,对儒学都颇有研究。为了培养奴才,传教士还在中国办起了教会学校,兴办教会学校的需要是美国传教士研究儒学的又一动力。教会学校里儒经成为必读内容,而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客观上也促进了美国的汉学研究。与此同时,中国古典经籍开始较大批量的流入美国,为其儒学研究提供了资料来源。这期间也有客观地研究孔子、并对孔子思想作出积极评价的学者,如艾默生(1803—1882)。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汉学开始形成一支独立力量的时期。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大力扩张其在中国的势力,增加了研究资金和研究机构、扩大了研究队伍和研究规模,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和大学的中文课程都有所增加、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汉学家,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都有进展。
在研究经费和研究机构方面;二十世纪初美国垄断资本开始设立各种基金会资助对海外包括对中国的研究,如1911年建立的纽约卡内基基金会,1913年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936年建立的福特基金会,都曾大力资助过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进入三十年代以后,美国为与日本争夺中国市场,私人财团对中国研究的拨款大量增加。结果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也显著增加,到二战爆发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达九十个,其中三十九个是二十至四十年代二十年间建立的。1925年始建的美国太平洋学会,1919年建立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1928年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等都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这些研究机构不仅出版刊物还组织召开各种讨论会。哈佛燕京学社便在传教士司徒雷登的影响下确定哈佛大学要研究汉学和培养汉学人才,并与北京的燕京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进行多方面合作,在美国出版《哈佛亚洲学报》、在中国出版《燕京学报》,并搜集中国的文物资料。1930年该学社还开始编印《汉学索引丛刊》。司徒雷登在燕大极力提倡学生熟读孔孟和国故之类,要求学生向王阳明学习,还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相糅合向学生灌输。1931年美国三藩市还出版了《孔教杂志》。大学方面从事汉学研究的有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加利福尼亚、芝加哥、宾夕法尼亚五所大学。
在图书资料方面,各大学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在这一时期都进一步重视了对中文图书资料的大量搜集,甚至采取掠夺和盗窃的卑劣手段。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27年成立了中文部,到三十年代中期,中文藏书已达十三万五千册。美国图书馆1869年到1930年十二个藏书单位中文书已达三十五万五千册,儒学研究的资料大为丰富。
研究队伍方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研究者虽然也有美国自己的学者,如曾在南京金陵大学任哲学教授的亨克,1913年和1916年均发表过关于研究王阳明的文章,但更多的是欧洲的学者或在欧洲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学者,如德国人卡路斯、洛阜、夏德等,英国人狄而斯、法国人伯希,他们都曾到美国讲学。但二战前,美国自己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涌现出拉铁摩尔、恒慕义、赖德烈、韦慕庭、顾立雅、卜德、戴德华、林德贝克、杜勒斯等汉学名家,而他们对儒学都有一定的研究,有的还有颇深的造诣。
研究内容方面,这一时期受欧洲传统汉学的影响,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化之研究。如著名汉学家顾立雅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以研究孔子及儒学著称。著名的教育史专家两次来华考察,把孔子贬得很低,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了全面的否定。他的看法与许多其他汉学家持有异议。威尔·杜伦博士主要研究孔子哲学思想,在其1932年出版的《哲学概论》中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并对儒家学说的反宗教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哲学博士卜德关于中国的译著也有很多,在《中国之传统思想》一书中,对孔子学说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932年出版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海思与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一书对孔子也赞誉有加,称其为“圣人”,在中国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上具有重要作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汉学与欧洲比较而言相对发展的时期。由于二战对欧洲及苏联的严重破坏,加之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使得这些地区的汉学遭受很大的打击。而欧洲由于老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没落,以西欧为中心的东方学、汉学大为衰落,汉学研究中心从西欧逐渐移到美国。
研究人员方面,二战期间,美国训练和派遗了上千名人员到中国战区担任翻译和情报工作。战后,多数进入各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汉学研究,成为美国汉学的一支重要力量。费正清可谓他们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其所著《美国与中国》一书,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费虽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问题,但对孔子及儒学也有一定的研究。此外芮沃寿、许华茨、顾立雅、德效骞、拉铁摩尔等人对儒学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1956年芮沃寿与费正清、雷德菲尔德等人共同组织了一个中国思想委员会,还出版了关于儒家思想的社会规范意义及其崩溃等问题的四大论文集,其中有《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制度》(费正清)一书。学术界之外,政界人士也有人研究孔子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不少中国学者移居美国,有的还加入了美国籍,如陈荣捷、窦宗义、梅贻宝等人,他们壮大了美国汉学研究的阵容、丰富了研究的维度,在世界汉学研究中心移向美国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也有欧洲不少汉学家到美国讲学或研究。可见美国汉学队伍在此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儒学研究力量大为增加。
这一时期的研究经费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组织也较前增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夏威夷大学等三十多所大学的汉学研究非常活跃。著名的孔子研究专家顾立雅是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的系主任,先后发表了《真实的孔子和神化了的孔子》、《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等专著,提出了有世界影响的孔子观。芮沃寿任教于耶鲁大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儒、释、道的研究专家,1946年出版了《孔子与中国文化》、1957年出版了《中国思想研究》、1959年又与人合编了《行动中的儒教》。该校的弗兰克尔也是有的中国史籍翻译家。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研究此时也有进展,出版了《汉书》、《三国志》等多种中国古籍。哥伦比亚大学1946年成立的东亚研究所在狄百瑞、韦慕庭、巴尼特主持下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狄百瑞著有《研究东方古典著作的途径》(1959 );华德森译有《史记》,陈荣捷研究宋明理学及朱熹、王阳明的思想。哥大还举行东方文化讨论会,讨论东方的经济和文明。尼维森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中国思想史专家,于1956年著有《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国传统》、1959年参编了《行动中的儒教》,与他同所的美籍中国学者刘子健从事宋史研究,同时研究此一时期的儒学家范仲淹和欧阳修。郝克欧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重要成员之一,1957年著有《中国的思想和制度》、1959年也参编了《行动中的儒教》一书。由此可见,美国在加强中国现代问题研究的同时并未放松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研究。除此而外还有儒学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刊物,如《远东季刊》,是1948年成立的远东协会的机关刊物,该刊于1956年更名为《亚洲研究杂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都促使了美国汉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经费剧增、中文图书资料到1975年6月已达四百余万册,1980年中文藏书达七百五十万册,中国新版书一般两个月后便可在美国买到。1984年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库便已有中国藏书五十万册。其他一些图书馆也有数量可观的中文藏书。藏书中有不少属于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世纪的出版物和少量八世纪至十世纪的出版物,我国宋、元、明、清各朝的刻本、手抄本也很多,这无疑给儒家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这一时期的研究机构七十年代初已约近千个,到1978年已有188个机构出版过中国研究专著,其中有不少儒学研究课题。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美国哲学协会、亚洲研究协会、东方学会、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等都有人研究孔子。其中芮沃寿1960年出版了《儒教》一书,1963年出版了《儒家》、1964年出版了《儒家学说与中国文明》;许华茨有《儒家思想的几种倾向》出版。美国许多著名大学开设了汉学课程,其中也有对儒家经典及思想的讲授。
这一时期美国的汉学队伍较前更为扩大,除原有的汉学研究人员外,新汉学家人才辈出,港、台入美籍的华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成绩斐然。以成中英、杜维明余英时等为代表的新儒学研究在海外颇有声势,并且为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及走向世界作出贡献。此时儒学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除了对儒家经典及儒学著述的翻译、注释外,还有对孔子及儒家学派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的研究,以及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孔子及儒家思想与近、现代中国的关系、对孔子及儒学的评价等。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搜集了世界上关于儒学的最大数量的信息资源,其中计算机系统指示的有关儒学的文献有七百项,到1980年为止的索引卡片上有关儒学的条目二千一百条,分类目录索引中有三页。这无疑有助于美国的儒学研究,但也应看到与其他宗教条目相比,这个条目的数字要少得多。
从美国儒学研究的成果看,其主要研究特征是儒学的比较研究,它就各种主题把儒学同西方其他哲学进行比较,《易经》的研究文献居于首位,儒学研究远远超出了儒家哲学和宗教的范围,扩展到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妇女、现代化问题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为儒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激励,也为之开辟了新的前景,儒学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向中国回流。而这些特征同样适用于西方的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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