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入英国
儒学在英国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一直落后于美、法、德各国,但在某些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儒学传入英国既晚又无成果。
儒学传入英国比意、法、德要晚。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是在1807年9月8日,当他1824年返回英国时才带回价值两千多英镑的万卷中国书籍,这时才有儒家经典传入英国。而且只是服务于商业和在中国的殖民活动的文化侵略的需要而传播儒学的。由于英国传教士认为只要用大炮和不平等条件就可以征服中国了,因而他们对中国文化及儒学采取了极端蔑视的态度。到1837年,英国虽在大学学院设立了汉学讲座,但学生人数很少,儒学研究甚微。
(2)鸦片战争后开始重视儒学研究。
直到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中遇到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学对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影响)的顽强抵制,才使他们有了研究儒学的需求。正如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教师庄士敦(英国人)所看到的,“中国政教文化基于孔教,……外教无论如何优美,亦不可与孔教并峙于中国”,“‘四书’、‘五经’之于中国教育,犹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教育,所谓布帘菽粟不可一日须臾离者也”。
于是,1861年雷祈着手翻译“四书”、“五经”,并用二十一年时间才完成了这两部译作。1873年在华三十多年回国的理雅各,竭力提倡对儒学的研究。他自己就英译了《十三经》中的十种经书,用二十一年时间先后译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和《春秋左氏传》、《礼记》、《孝经》、《易经》等,并有注翻释和序论。1876年他又在牛津大学正式设置的汉学讲座中告诫在华的传教士们说:“直到透彻地掌握了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是与自己所处地位和担任的职务相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90页)他在谈到对孔子的看法时还说:“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注者、解释者。过去他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的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的理想。”(同上书,第187页)在理氏的倡导和带动下,传教士们和学术界开始着力于儒学的研究了。如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牛津大学硕士休中诚(他的中国名字)就著有《中国古代哲学》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儒家思想发展史,对孔子及其孙子子思、孔门诸儒及孟子、荀子、董仲舒、班固、王充等后儒及其思想都做了介绍,称孔子为“礼学的权威”,称孔门后学孟轲为“政治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还介绍了《论语》、《孟子》、《大学》、《孝经》、《易经》、《白虎通义》等儒家经典。英国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马克斯·缪勒也著有《儒教与道教》,分析了儒家的性格和生活条件。英国史学家韦尔斯也著也《世界史纲》,提出孔教“更非神学,而为人类行为之法典”的高见(1920年版,第318页)。由此可见,鸦片战争后,尤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开始重视儒学研究的工作了。
(3)英国的儒学研究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儒学对英国的较大影响当属二次大战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英国才开始真正重视、认真研究、有所突破,并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儒学虽已传入英国一百多年,但英国狂妄地以“日不落之国”自居,蔑视东方的一切,迷信大炮、鸦片和商品的威力,无视真正的儒学研究,认为儒家之道于西方全然无用,如“老者安之”,养儿防老等(福斯德)。英国虽然建有欧洲惟一的一座孔子庙,但不是为尊孔而建,只为西方园林建筑中的“中国风格”的一种标志和点缀而建(参见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4页)。
直到二次大战后,尤其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后,英国才改变了对儒学研究的漠视态度,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如1957年,研究汉学的学生增至百名、汉学师资也急剧增多,学校也开设这方面的课程。牛津大学公共必修课中有《左传》、《孟子》,选修课中有《孝经》等。剑桥大学偏重中国古典课程,各门都有关于孔子与儒学的内容,专著的讲授有《孟子》、《荀子》、《史记》、《汉书》等。伦敦大学虽偏重近现代,但古文方面也有《孟子》等。
尤其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对儒学研究有不少独到之见。他对儒学中的《易经》与数学的关系作了探讨,提出“在历法领域中,数学在社会上属于正统的儒家知识的范畴”(第3卷,第340页),还认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长期统治中国是由于“秦建立了郡县制,一直延续下来。这许多郡县的管理工作要求大大发展官僚政治,因而对行政官吏的需要便为儒家从此长期把持中国社会创造了条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才当上了全中国的‘无冕皇帝’”(第1卷第2分册,第220页)。这种见解对世界的儒学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启迪。
《新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儒学”条目,译成中文长达四万多字。它对孔子其人及其家业和孔子所处时代、孔子政治、哲学、伦理、教育的思想以及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对孔子的评价、对儒学的发展前景等问题都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这些都足以说明,英国已认真研究儒学,并在学术上对某些领域已处世界领先地位,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了。
(1)儒学传入英国既晚又无成果。
儒学传入英国比意、法、德要晚。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是在1807年9月8日,当他1824年返回英国时才带回价值两千多英镑的万卷中国书籍,这时才有儒家经典传入英国。而且只是服务于商业和在中国的殖民活动的文化侵略的需要而传播儒学的。由于英国传教士认为只要用大炮和不平等条件就可以征服中国了,因而他们对中国文化及儒学采取了极端蔑视的态度。到1837年,英国虽在大学学院设立了汉学讲座,但学生人数很少,儒学研究甚微。
(2)鸦片战争后开始重视儒学研究。
直到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中遇到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学对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影响)的顽强抵制,才使他们有了研究儒学的需求。正如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教师庄士敦(英国人)所看到的,“中国政教文化基于孔教,……外教无论如何优美,亦不可与孔教并峙于中国”,“‘四书’、‘五经’之于中国教育,犹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教育,所谓布帘菽粟不可一日须臾离者也”。
于是,1861年雷祈着手翻译“四书”、“五经”,并用二十一年时间才完成了这两部译作。1873年在华三十多年回国的理雅各,竭力提倡对儒学的研究。他自己就英译了《十三经》中的十种经书,用二十一年时间先后译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和《春秋左氏传》、《礼记》、《孝经》、《易经》等,并有注翻释和序论。1876年他又在牛津大学正式设置的汉学讲座中告诫在华的传教士们说:“直到透彻地掌握了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是与自己所处地位和担任的职务相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90页)他在谈到对孔子的看法时还说:“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注者、解释者。过去他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的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的理想。”(同上书,第187页)在理氏的倡导和带动下,传教士们和学术界开始着力于儒学的研究了。如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牛津大学硕士休中诚(他的中国名字)就著有《中国古代哲学》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儒家思想发展史,对孔子及其孙子子思、孔门诸儒及孟子、荀子、董仲舒、班固、王充等后儒及其思想都做了介绍,称孔子为“礼学的权威”,称孔门后学孟轲为“政治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还介绍了《论语》、《孟子》、《大学》、《孝经》、《易经》、《白虎通义》等儒家经典。英国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马克斯·缪勒也著有《儒教与道教》,分析了儒家的性格和生活条件。英国史学家韦尔斯也著也《世界史纲》,提出孔教“更非神学,而为人类行为之法典”的高见(1920年版,第318页)。由此可见,鸦片战争后,尤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开始重视儒学研究的工作了。
(3)英国的儒学研究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儒学对英国的较大影响当属二次大战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英国才开始真正重视、认真研究、有所突破,并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儒学虽已传入英国一百多年,但英国狂妄地以“日不落之国”自居,蔑视东方的一切,迷信大炮、鸦片和商品的威力,无视真正的儒学研究,认为儒家之道于西方全然无用,如“老者安之”,养儿防老等(福斯德)。英国虽然建有欧洲惟一的一座孔子庙,但不是为尊孔而建,只为西方园林建筑中的“中国风格”的一种标志和点缀而建(参见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4页)。
直到二次大战后,尤其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后,英国才改变了对儒学研究的漠视态度,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如1957年,研究汉学的学生增至百名、汉学师资也急剧增多,学校也开设这方面的课程。牛津大学公共必修课中有《左传》、《孟子》,选修课中有《孝经》等。剑桥大学偏重中国古典课程,各门都有关于孔子与儒学的内容,专著的讲授有《孟子》、《荀子》、《史记》、《汉书》等。伦敦大学虽偏重近现代,但古文方面也有《孟子》等。
尤其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对儒学研究有不少独到之见。他对儒学中的《易经》与数学的关系作了探讨,提出“在历法领域中,数学在社会上属于正统的儒家知识的范畴”(第3卷,第340页),还认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长期统治中国是由于“秦建立了郡县制,一直延续下来。这许多郡县的管理工作要求大大发展官僚政治,因而对行政官吏的需要便为儒家从此长期把持中国社会创造了条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才当上了全中国的‘无冕皇帝’”(第1卷第2分册,第220页)。这种见解对世界的儒学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启迪。
《新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儒学”条目,译成中文长达四万多字。它对孔子其人及其家业和孔子所处时代、孔子政治、哲学、伦理、教育的思想以及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对孔子的评价、对儒学的发展前景等问题都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这些都足以说明,英国已认真研究儒学,并在学术上对某些领域已处世界领先地位,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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