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前章已阐述了中国儒学在古代越南的传播、演变和发展。近代的越南,由于法国殖民者觊觎越南的野心由来已久,至十九世纪后半期侵略活动日趋加剧,终至《顺化条约》之签订,此后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曾侵入越南,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还是长达七十年左右。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越南政治上丧失独立,经济上遭受剥削。在意识形态领域,法国殖民者极力设法消灭越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文化。这样在越南传播时间长达千余年已成为民族传统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便成为矛头所向,他们把研究儒学的人视为亲华派多方进行压制。连在越南通行了千余年的汉字和以汉字为基础创造的南文也宣布废除,而代之以拉丁化的文字,这为越南的儒学研究制造了文字上的障碍。年轻一代如不另外专修汉语已不再能阅读传统的儒家经典。1915年至1919年间越南中部和北部先后正式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儒学不再是进身之阶,对广大士子也失去了吸引力。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改成了法、越文学校。汉文除私人教授外,学校不再开设。法国统治越南后还保送越南青年去法国留学以培植亲法势力,在越南本土则极力推行西方的文物制度,进而使人们相信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是落后保守的,应该抛弃。而中国1840年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特别是1885年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中越之间几乎失掉了各种传统联系,这对于儒学在越南的衰落可说是一个重要的外因。
        但是儒学作为传统思想仍继续存在于社会上。越南人对儒学的研究也未间断过。一些文人不断地用此时越南拉丁化的国语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法国殖民者虽极力灌输法国文化,但翻译法文的著述却极少。这时对儒学的研究虽不及前代,但也小有成果。如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的阮末名儒潘巢南(即潘佩珠),著有《孔学灯》一书,内容涉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对儒经不仅详加注释,而且译成越语,为阐述孔孟之道之专著。再如,这个时期阮超所著之《诸经考约》、《四出备讲》,杨琳所著《幼学教科书》及膺呈眶所著之《论语菁华》等书,皆阐扬儒学特别是儒家修身治国之道的专作,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至于越南历代文人以史学或文学形式阐扬孔孟之道的著作,留传于世者更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越南于1945年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时隔未至一个月,法国又在越南南方发动殖民主义战争,并于1946年组织起傀儡政权。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再度进行反抗殖民者的斗争。虽然越南民主共和国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但是对于包括儒学在内的文化遗产并没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还曾打算从1951年起有系统地翻译各种中国书籍,但是因为战事频繁,无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孔子思想作更多的具体研究。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越南形成南北对峙。南越政权为了抵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提倡尊孔读经,越南南方的儒学研究与学习相对活跃。学校里开设儒学课程,设置儒学研究机构,创办儒学研究刊物,修葺新建孔庙祀孔,以各种办法扩大孔子的社会影响。教育方面,南越中学各年级均设有汉学课程,每周三小时,选录古今书籍及圣贤格言进行讲授。西贡、顺化及大勒各地的大学也设有汉学讲座,顺代大学的汉学院由汉学家主持,以经学为主,词章为辅,培养汉学的专门人才。在儒学研究方面,南越在西贡成立了孔学会、亚洲文化协会、中越文化协会,在顺化成立了古学会。孔学会和古学会的成员以精通汉文的宿儒为主,不少是阮朝的进士、举人。孔学会办有《明新月刊》,是弘扬孔孟之道的刊物,还曾出版中越文对照的《明心宝鉴》一类的书籍。1955年成立于顺化的古学会性质与孔学会相同,以提倡孔学和保持越南传统文化为宗旨。该会出版中越文对照的古学季刊一种,内容也多为对“四书”、“五经”的阐扬。亚洲文化协会出版有《亚洲文化》月刊。1964年创刊号的发刊词,说明该会的崇旨为“进一步发扬越华的固有文化”。中越文化协会一九六四年成立,主席为李中庸。儒学研究的开展使新的译著时有出现,其中以陈仲金所撰《儒教》一书内容最为丰富。次为宝琴所撰之《宗儒》及《易经索义》。以前在越南流行之汉文经传,如《四书》、《孝经》、《三字经》、《明心宝鉴》等著作,现均有越文译本。谢清白译的《四书》和《明心宝鉴》,注解音释,颇为详尽。其中《明心宝鉴》一书在乡间流行甚广。此外还有阮孟保译的《易经》。由上所述,可见越南在二次大战以后,战事频仍、南北分裂,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进展不大,也缺少现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