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及蒙古人对儒学文化圈的了解与研究
如果说罗马时代开通了中国文化西渐之路的话,那么阿拉伯人在对东方的了解和研究上较之欧洲人更高一筹。
中国从七世纪大唐帝国到十三世纪的宋朝末年,正值阿拉伯人势力勃兴,建立拥有西亚北非南欧广阔地域的阿拔斯(Abbas)帝国时期。从七世纪开始,阿拉伯商人就负责运输“中国树皮”,特别是作烹调和药用的胡椒,直至十六世纪他们一直垄断这种商品交易。他们从先知归真到普瓦蒂埃战役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割据了从西班牙和摩洛哥直到中华帝国的边陲突厥斯坦的一个辽阔的帝国。他们到处建造仓库,大幅度地发展国际交易,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所有通商大道。这样,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大大增加。如851年商人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就囊括了由阿拉伯商人在远东搜集到的可贵资料。还有阿布·赛义德·哈桑(Abu ZaidHassan)的《印度中国纪程》中的“中国之部”及在十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伊本·穆哈希尔(Abu DulafMisarlbn Muhalhil)的游记,对广东的街市贸易、回教情况、学校、官府行政、货币、丧葬、宗教、酒的酿造、茶之饮用等等多有记载。因为阿拉伯的船舶一直驶航中国,而且中国的帆船也一直挺进到波斯湾。在二十五万居民的大港广州,就住有一千多名番邦人,大批的阿拉伯人在广州拥有清真寺并由他们自己的教长主持。所以《见闻录》虽然是粗浅的、不完整的,但却是忠实的。例如,在记载中有茶叶是“一种具有沁人心脾的香气和略带涩味的草,他们用热水泡饮”。还有中国瓷是“一种优质瓷,可以制造如同玻璃瓶一样细腻的杯碗,我们可以透过瓷面看到其中的水”。阿拉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阿布·勒·费达(Abul-Feda)的《诸国地志》中,对中国亦有描述。这些无疑为欧洲了解、研究中国提供了珍贵的文化史料,为西方走向东方提供了路标。
如果说,丝绸之路在罗马时代开通了东西文化之交流的话,那么,在东方崛起的蒙古人则大大地拓宽和伸长了这条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
铁木真(1162—1227)统一蒙古诸部后成为全蒙古的大汗,尊称为成吉思汗,建立了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台大沙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军事奴隶制蒙古汗国,亦称大蒙古国(1206)。它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向邻境发动战争,扩大领土。
一方面,从1219年开始,在几十年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占领了中亚、伊朗、阿富汗、黑海东岸、里海以北、俄罗斯、阿拉伯、巴格达、大马士革城,并扩展到了西南亚,到1241年,蒙古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
另一方面,在西征的同时还不断南进,灭了西夏(1227)、金朝(1234),并通过萨斯迦宗教首领,实现了对吐蕃的统治,灭了大理国。这期间,宗教和政治、战争等都成了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因素。
1245年4月 16日,罗马教皇英诺森德四世(Innocent Ⅳ)于里昂主教会议上决定向成吉思汗的儿子和继承人窝阔台遣使。之后,派意大利人柏朗嘉宾(Planode Carpino,1182—1252)修士为特使前往蒙古汗国;之后将途中见闻事务详尽写成报告,历数东方中国的文明。正如莫东寅《汉学发达史》所描述的:“……崇信异端,自有文学。据云……其国历史记其祖先之传记,国中有隐士,遁居山林之中,有砖舍,类似吾国之教堂,备祈祷之用。自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间仅有一天主而已……吾教圣经,其人亦敬信之,礼爱基督教徒,好施舍,以济贫乏,礼俗谦让,为人温恭,无胡须,面貌与蒙古人相同,唯不若其宽,自为言语,精于工艺,其技巧世界无比也。地极富饶,丰产五谷、酒、金、银、丝及各种养生之物。”
1246年8月24日柏朗嘉宾修士(特使)专程前来参加了新合罕的窝阔台之子贵由汗登基大典。因返程之后撰写了一部《蒙古史》,此书在很长时期内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民族学资料。1248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引见从蒙古归来的僧人,两次派遣教团出使蒙古,希望欧洲与其结盟,以对抗伊斯兰的扩张。此后,还曾有过其他使节,其中包括鲁布鲁克修士(方济各会士,弗拉芒人),于1253年受圣·路易差遣前往蒙古出使新合罕蒙哥,还组织了一次神学辩论会,多种宗教的代表于其中对阵。
在东西方交通犹盛之时,罗马教廷屡派僧人东来布教。以后此类出使、旅行、商人往返、贸易交流,都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于是神秘的中国文明逐渐进入西方,西方的文明也逐渐引起东方的兴趣。东西交通开始畅通了。1266年,忽必烈要求罗马教皇派遣“多达百名学者来传授基督教理”。1271年,马可·波罗(Marco Polo)随父、叔越过帕米尔高原,东至上都开平,朝见忽必烈。他学会了蒙、汉语之后并在科举中高中,受任能使他走遍该辽阔帝国大部分地区的职务,参与内外政务,在华十七年,曾任扬州总管三年,足迹遍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重要城市,远达锡兰、越南、爪哇、苏门答腊诸地,离国二十三年之后于1295年才返回威尼斯。
马可·波罗归国后在热那亚狱中口述《东方见闻录》,是由友人鲁思蒂谦用法文纪录而成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该书除详叙元初政事外,还记载了东来中国所经国家、地区的风土人情,具体描绘了元代北京、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泉州等城市的繁华景象,以及各地物产的丰富,文化的发达,使欧洲人景慕,竟使“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亚洲”。据说五百年前鼎鼎大名的哥伦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激励,毅然率领船队往东方去寻找丝绸与金玉遍地的海外“仙山”——印度和中国,结果找到了美洲新大陆。
马可·波罗还著有《世界琐谈》一书,他以神奇的真实故事取代了神奇的传说。公元1327年,一位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访问了北京。当他返回意大利后生动地口述了北京成为主教区的成功,而且证实并补充了马可·波罗的书。他认为中国是存在着一些庞大的城市,“欧洲京城与它们相比之下都显得如同小镇一般”。并断言:“中国南部的都城杭州就拥有一百多万居民,居住得如此拥挤以至于其住宅可高达八或十层。”他的调查结论是:“对于人身所需要的一切,这个国家是世界上的最理想的地区之一。”(《国际汉学》第一期,第440页)
中国从七世纪大唐帝国到十三世纪的宋朝末年,正值阿拉伯人势力勃兴,建立拥有西亚北非南欧广阔地域的阿拔斯(Abbas)帝国时期。从七世纪开始,阿拉伯商人就负责运输“中国树皮”,特别是作烹调和药用的胡椒,直至十六世纪他们一直垄断这种商品交易。他们从先知归真到普瓦蒂埃战役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割据了从西班牙和摩洛哥直到中华帝国的边陲突厥斯坦的一个辽阔的帝国。他们到处建造仓库,大幅度地发展国际交易,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所有通商大道。这样,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大大增加。如851年商人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就囊括了由阿拉伯商人在远东搜集到的可贵资料。还有阿布·赛义德·哈桑(Abu ZaidHassan)的《印度中国纪程》中的“中国之部”及在十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伊本·穆哈希尔(Abu DulafMisarlbn Muhalhil)的游记,对广东的街市贸易、回教情况、学校、官府行政、货币、丧葬、宗教、酒的酿造、茶之饮用等等多有记载。因为阿拉伯的船舶一直驶航中国,而且中国的帆船也一直挺进到波斯湾。在二十五万居民的大港广州,就住有一千多名番邦人,大批的阿拉伯人在广州拥有清真寺并由他们自己的教长主持。所以《见闻录》虽然是粗浅的、不完整的,但却是忠实的。例如,在记载中有茶叶是“一种具有沁人心脾的香气和略带涩味的草,他们用热水泡饮”。还有中国瓷是“一种优质瓷,可以制造如同玻璃瓶一样细腻的杯碗,我们可以透过瓷面看到其中的水”。阿拉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阿布·勒·费达(Abul-Feda)的《诸国地志》中,对中国亦有描述。这些无疑为欧洲了解、研究中国提供了珍贵的文化史料,为西方走向东方提供了路标。
如果说,丝绸之路在罗马时代开通了东西文化之交流的话,那么,在东方崛起的蒙古人则大大地拓宽和伸长了这条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
铁木真(1162—1227)统一蒙古诸部后成为全蒙古的大汗,尊称为成吉思汗,建立了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台大沙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军事奴隶制蒙古汗国,亦称大蒙古国(1206)。它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向邻境发动战争,扩大领土。
一方面,从1219年开始,在几十年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占领了中亚、伊朗、阿富汗、黑海东岸、里海以北、俄罗斯、阿拉伯、巴格达、大马士革城,并扩展到了西南亚,到1241年,蒙古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
另一方面,在西征的同时还不断南进,灭了西夏(1227)、金朝(1234),并通过萨斯迦宗教首领,实现了对吐蕃的统治,灭了大理国。这期间,宗教和政治、战争等都成了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因素。
1245年4月 16日,罗马教皇英诺森德四世(Innocent Ⅳ)于里昂主教会议上决定向成吉思汗的儿子和继承人窝阔台遣使。之后,派意大利人柏朗嘉宾(Planode Carpino,1182—1252)修士为特使前往蒙古汗国;之后将途中见闻事务详尽写成报告,历数东方中国的文明。正如莫东寅《汉学发达史》所描述的:“……崇信异端,自有文学。据云……其国历史记其祖先之传记,国中有隐士,遁居山林之中,有砖舍,类似吾国之教堂,备祈祷之用。自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间仅有一天主而已……吾教圣经,其人亦敬信之,礼爱基督教徒,好施舍,以济贫乏,礼俗谦让,为人温恭,无胡须,面貌与蒙古人相同,唯不若其宽,自为言语,精于工艺,其技巧世界无比也。地极富饶,丰产五谷、酒、金、银、丝及各种养生之物。”
1246年8月24日柏朗嘉宾修士(特使)专程前来参加了新合罕的窝阔台之子贵由汗登基大典。因返程之后撰写了一部《蒙古史》,此书在很长时期内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民族学资料。1248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引见从蒙古归来的僧人,两次派遣教团出使蒙古,希望欧洲与其结盟,以对抗伊斯兰的扩张。此后,还曾有过其他使节,其中包括鲁布鲁克修士(方济各会士,弗拉芒人),于1253年受圣·路易差遣前往蒙古出使新合罕蒙哥,还组织了一次神学辩论会,多种宗教的代表于其中对阵。
在东西方交通犹盛之时,罗马教廷屡派僧人东来布教。以后此类出使、旅行、商人往返、贸易交流,都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于是神秘的中国文明逐渐进入西方,西方的文明也逐渐引起东方的兴趣。东西交通开始畅通了。1266年,忽必烈要求罗马教皇派遣“多达百名学者来传授基督教理”。1271年,马可·波罗(Marco Polo)随父、叔越过帕米尔高原,东至上都开平,朝见忽必烈。他学会了蒙、汉语之后并在科举中高中,受任能使他走遍该辽阔帝国大部分地区的职务,参与内外政务,在华十七年,曾任扬州总管三年,足迹遍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重要城市,远达锡兰、越南、爪哇、苏门答腊诸地,离国二十三年之后于1295年才返回威尼斯。
马可·波罗归国后在热那亚狱中口述《东方见闻录》,是由友人鲁思蒂谦用法文纪录而成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该书除详叙元初政事外,还记载了东来中国所经国家、地区的风土人情,具体描绘了元代北京、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泉州等城市的繁华景象,以及各地物产的丰富,文化的发达,使欧洲人景慕,竟使“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亚洲”。据说五百年前鼎鼎大名的哥伦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激励,毅然率领船队往东方去寻找丝绸与金玉遍地的海外“仙山”——印度和中国,结果找到了美洲新大陆。
马可·波罗还著有《世界琐谈》一书,他以神奇的真实故事取代了神奇的传说。公元1327年,一位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访问了北京。当他返回意大利后生动地口述了北京成为主教区的成功,而且证实并补充了马可·波罗的书。他认为中国是存在着一些庞大的城市,“欧洲京城与它们相比之下都显得如同小镇一般”。并断言:“中国南部的都城杭州就拥有一百多万居民,居住得如此拥挤以至于其住宅可高达八或十层。”他的调查结论是:“对于人身所需要的一切,这个国家是世界上的最理想的地区之一。”(《国际汉学》第一期,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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