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原始汉学的真正确立
汉学最终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确立应属十九世纪。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序言明确地指出:“东来教士及欧洲本土学者相偕并进,至十九世纪,汉学于焉确立。”
十九世纪是资本主义野蛮发展扩张的阶段。鸦片战争使中国灾难重重,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了大门,现实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使欧洲各国普遍开设了汉语课程。西方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学者不断涌进中国。其中一些人回国后在大学潜心研究汉学,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如牛津大学的理雅各教授、剑桥大学的威妥玛教授、巴黎大学的雷慕沙教授等。所以欧洲学者普遍认为,十九世纪汉学方才在欧洲真正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建立起来了。
例如,在法国就有巴黎大学第一个汉学博士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教授,为汉学的研究、著述奋斗了一生。他幼年就嗜好植物学,借助字典攻读《本草纲目》,自学掌握汉语和满语,创设汉学讲座,是巴黎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教授,讲述欧罗巴中国语研究之起源、进步及效用;与德国汉学研究者克拉勃罗德(Klaproth)等协力,在巴黎发起亚细亚协会,任会长;创办《亚细亚学报》,雄视汉学界;担任王室文库东方文籍部主任、王室印刷局东方抄本出版委员、育哑教育改革委员、内政部文艺调查委员等职。著有《塞外民族语言考》(1820)、《汉文启蒙》(1822)、《法显传译注》、《中国语言文学论》等。
在法国还有:在华译习汉文、穷搜遍览经史子集四十年的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汉学家,译有《太上感应篇》、《蚕桑辑要》、《老子道德经》、《景德镇陶录》、《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灰阑记》、《白蛇记》等;研究竹书纪年,著有《中国教育论》、译有《周礼》的毕欧(E·Buiot,1803—1850);被尊为欧洲汉学泰斗的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沙畹(Emmanuel EdwardChavannes,1865—1918),著有《司马迁史记》(五卷,1895—1905)、《两汉时代之石画像》(1898年)、《北华访古录》(1905—1915)、《泰山志》(1910)、《西突厥史料》(190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1894)合著《中国摩尼教考》(1913)等,主办西欧唯一的《汉学杂志通报》,其著述讲授,“创见既多……考证精细……图像丰富,解说精细……”可谓“开西欧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之风尚……启发后之学者以社会学研究汉学之途径”(同上书,第96—97页);以研究中国古方言古韵为专长,南安史语和道教研究均有贡献的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4),著有《中国古代史》(1928)、《唐代长安方音考》(1920)、《安南古代历史》(1910、1916)等;研究范围泛涉东方学各部门的汉学著名杂志《通报》主编、当代欧洲从事汉籍目录校勘的第一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设中央亚细亚历史地理考古学讲座,旅行中央亚细亚,从事于考古,发现唐及五代人写本及雕本古籍,返国后考订研究,以敦煌学名世,推为学士院委员,著书不多,论文宏富,极博且深刻,除与沙畹合著《中国摩尼教考》外,还有《敦煌图录》(1920—1926)等;中国佛学美术研究的当代第一权威、巴黎大学教授傅舍(AlfedFoucher,1865—1930),为法兰西之阿富汗考古学探险队长、日法会馆学监,著有《犍陀罗之希腊佛教艺术》(1995,1918—1922)、《佛教尊像学研究》(1900,1905)等。
此外,在西方的其他国家如德、荷、英、俄、美、意、奥等国的汉学也有拓展,汉学家人才辈出。而东方的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汉学历史更悠久,人才更多。这使汉学作为独立的一门科学在世界上真正地确立了,而且不断发展、完善。
例如,德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学习中文,不是靠自学的,就是就读于巴黎。德国自己的中文教学和研究机构要比欧洲汉学的确立晚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直到十九世纪末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和二十世纪初叶德国大学汉学教席的设置,才真正确立了德国的汉学。
1871年德国统一带来了东方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德国有精力加入与列强在中国竞争的行列,所以需要更多的懂得中文口语的人才。于是在俾斯麦大力支持下柏林大学正式成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1887年10月27日)。其后二十五年中约有四百八十人在东方语言所学习中文(到1912年),而且毕业后都供职外交部门。对于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颇有见地者当属夏德(F · Hirth),他在1885年发表了《论汉学学科》一文,认为在所有亚洲学里汉学尤为重要,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文资料浩如烟海,“对于汉学家,尤其是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人来说,取得成功的办法只有一个,集中全副精力去对付它,利用一切机会到中国去生活,并且长年同那里的中国学者建立个人间的交往。与此无关的一切方法全要摒弃”(《德国的汉学研究》,第33页)。而且提醒德国:“汉学应该从东方学副业中分离出来,应该与汉语的教学区别开来,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上)
1912年,柏林大学的汉学讲座和汉学所终于诞生了,使1887年成立的东语所的汉语课程发展的汉学,使关于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普通亚洲学、也从普通语言学中独立出来了。汉学所的任务由实际为讲授汉语课程改变为“研究和传授中国文化知识兼及蒙古和西藏”(同上),并聘任荷兰学者、莱顿大学高延(J·J·Maria de Groot,1854—1921)为首任教授兼所长。从此,柏林成为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汉学研究与教学的中心了。到1930年,德国的汉学教学与研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已毫不逊色了。除国立普鲁士图书馆、巴伐利亚图书馆的中文图书从上一个世纪之交以来就不断得到扩充外,还出现了更多大学研究所图书馆,其中汉堡和柏林在图书质量和数量上均居首位。现在德国汉学系一般都有自己独立的图书馆,藏书数量从几千种到七、八万种不等。若按“册”算,大的图书馆收藏在十万册以上,且很少副本。一般二十五史、十通、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和台湾近年影印的方志约略具备。杂志收罗亦十分宏富。
又如,法国早在1814年就由雷慕沙创立欧洲第一个汉学系;英国也在1825年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创立伦敦东方语言学校,1837年大学院设立了汉学讲座,1875年牛津大学由李雅各(James Legge)创建汉学系,1884年剑侨大学由威妥玛(Thomas Wade)也建立了汉学系;1875年荷兰的莱顿大学也由薛力赫(GustavSchlegel)创设了汉学研究院;意大利早在1723年由传教士马国贤由华返欧在那不勒斯就建一中国学院,并在返欧时携回中国青年五人。意大利的东方学院自1800年以来每年还出版年刊一册,1869年有中国人“楚省郭栋臣”在意大利传习中文时,根据《三字经》、《孝经》、《朱子小学》、《论语》、《大学》等编成《华学进境》,更为丰富准确地介绍了孔子儒学;美国从1830年10月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到中国以来,到十九世纪末在华的传教士已多达一百五十多人,1842年美国已成立以专门研究东方学术,“传布东方知识,增进东方语言学研究”的东方学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大学也开始设立有关中国的教学研究机构,如1876年在卫三畏主持下于耶鲁大学设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和东方学图书馆;十九世纪的俄国农奴经济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要求不断扩大国内外的市场,加紧了对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不少沙俄侵华的外交官、贵族及反动分子也与传教士一样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孔子思想,出现了像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生活原则》,1888年和《研究中国的重要性》,1890年)、库罗斯托维支(1897年出版《中国人及其文明》一书)和盖沙令(沙俄伯爵,发表《论孔教为中国之基础》的讲演)等著名汉学家。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了大门,西方的宗教势力、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和军事势力也都一起涌进中国,由于现实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使欧洲各国都普遍设置了中文教学课程,而且发展为汉学的研究。西方的外交官、商人、学者和大批的传教士不断涌进中国的各个角落,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通”,一些人回国后在大学里潜心研究汉学,讲授汉学,翻译汉文论著,甚至成为著名学者,成为汉学家,如牛津大学的理雅各教授,剑桥大学的威妥玛教授,德国前科协副主席、著名汉学家福赫伯教授等。所以正如汉学研究专家张国刚说的:“欧洲学者普遍认为,与十八世纪浪漫的汉学相比,十九世纪汉学方才在欧洲真正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建立起来。”(同上书,第7页)
十九世纪是资本主义野蛮发展扩张的阶段。鸦片战争使中国灾难重重,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了大门,现实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使欧洲各国普遍开设了汉语课程。西方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学者不断涌进中国。其中一些人回国后在大学潜心研究汉学,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如牛津大学的理雅各教授、剑桥大学的威妥玛教授、巴黎大学的雷慕沙教授等。所以欧洲学者普遍认为,十九世纪汉学方才在欧洲真正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建立起来了。
例如,在法国就有巴黎大学第一个汉学博士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教授,为汉学的研究、著述奋斗了一生。他幼年就嗜好植物学,借助字典攻读《本草纲目》,自学掌握汉语和满语,创设汉学讲座,是巴黎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教授,讲述欧罗巴中国语研究之起源、进步及效用;与德国汉学研究者克拉勃罗德(Klaproth)等协力,在巴黎发起亚细亚协会,任会长;创办《亚细亚学报》,雄视汉学界;担任王室文库东方文籍部主任、王室印刷局东方抄本出版委员、育哑教育改革委员、内政部文艺调查委员等职。著有《塞外民族语言考》(1820)、《汉文启蒙》(1822)、《法显传译注》、《中国语言文学论》等。
在法国还有:在华译习汉文、穷搜遍览经史子集四十年的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汉学家,译有《太上感应篇》、《蚕桑辑要》、《老子道德经》、《景德镇陶录》、《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灰阑记》、《白蛇记》等;研究竹书纪年,著有《中国教育论》、译有《周礼》的毕欧(E·Buiot,1803—1850);被尊为欧洲汉学泰斗的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沙畹(Emmanuel EdwardChavannes,1865—1918),著有《司马迁史记》(五卷,1895—1905)、《两汉时代之石画像》(1898年)、《北华访古录》(1905—1915)、《泰山志》(1910)、《西突厥史料》(190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1894)合著《中国摩尼教考》(1913)等,主办西欧唯一的《汉学杂志通报》,其著述讲授,“创见既多……考证精细……图像丰富,解说精细……”可谓“开西欧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之风尚……启发后之学者以社会学研究汉学之途径”(同上书,第96—97页);以研究中国古方言古韵为专长,南安史语和道教研究均有贡献的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4),著有《中国古代史》(1928)、《唐代长安方音考》(1920)、《安南古代历史》(1910、1916)等;研究范围泛涉东方学各部门的汉学著名杂志《通报》主编、当代欧洲从事汉籍目录校勘的第一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设中央亚细亚历史地理考古学讲座,旅行中央亚细亚,从事于考古,发现唐及五代人写本及雕本古籍,返国后考订研究,以敦煌学名世,推为学士院委员,著书不多,论文宏富,极博且深刻,除与沙畹合著《中国摩尼教考》外,还有《敦煌图录》(1920—1926)等;中国佛学美术研究的当代第一权威、巴黎大学教授傅舍(AlfedFoucher,1865—1930),为法兰西之阿富汗考古学探险队长、日法会馆学监,著有《犍陀罗之希腊佛教艺术》(1995,1918—1922)、《佛教尊像学研究》(1900,1905)等。
此外,在西方的其他国家如德、荷、英、俄、美、意、奥等国的汉学也有拓展,汉学家人才辈出。而东方的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汉学历史更悠久,人才更多。这使汉学作为独立的一门科学在世界上真正地确立了,而且不断发展、完善。
例如,德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学习中文,不是靠自学的,就是就读于巴黎。德国自己的中文教学和研究机构要比欧洲汉学的确立晚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直到十九世纪末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和二十世纪初叶德国大学汉学教席的设置,才真正确立了德国的汉学。
1871年德国统一带来了东方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德国有精力加入与列强在中国竞争的行列,所以需要更多的懂得中文口语的人才。于是在俾斯麦大力支持下柏林大学正式成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1887年10月27日)。其后二十五年中约有四百八十人在东方语言所学习中文(到1912年),而且毕业后都供职外交部门。对于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颇有见地者当属夏德(F · Hirth),他在1885年发表了《论汉学学科》一文,认为在所有亚洲学里汉学尤为重要,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文资料浩如烟海,“对于汉学家,尤其是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人来说,取得成功的办法只有一个,集中全副精力去对付它,利用一切机会到中国去生活,并且长年同那里的中国学者建立个人间的交往。与此无关的一切方法全要摒弃”(《德国的汉学研究》,第33页)。而且提醒德国:“汉学应该从东方学副业中分离出来,应该与汉语的教学区别开来,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上)
1912年,柏林大学的汉学讲座和汉学所终于诞生了,使1887年成立的东语所的汉语课程发展的汉学,使关于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普通亚洲学、也从普通语言学中独立出来了。汉学所的任务由实际为讲授汉语课程改变为“研究和传授中国文化知识兼及蒙古和西藏”(同上),并聘任荷兰学者、莱顿大学高延(J·J·Maria de Groot,1854—1921)为首任教授兼所长。从此,柏林成为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汉学研究与教学的中心了。到1930年,德国的汉学教学与研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已毫不逊色了。除国立普鲁士图书馆、巴伐利亚图书馆的中文图书从上一个世纪之交以来就不断得到扩充外,还出现了更多大学研究所图书馆,其中汉堡和柏林在图书质量和数量上均居首位。现在德国汉学系一般都有自己独立的图书馆,藏书数量从几千种到七、八万种不等。若按“册”算,大的图书馆收藏在十万册以上,且很少副本。一般二十五史、十通、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和台湾近年影印的方志约略具备。杂志收罗亦十分宏富。
又如,法国早在1814年就由雷慕沙创立欧洲第一个汉学系;英国也在1825年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创立伦敦东方语言学校,1837年大学院设立了汉学讲座,1875年牛津大学由李雅各(James Legge)创建汉学系,1884年剑侨大学由威妥玛(Thomas Wade)也建立了汉学系;1875年荷兰的莱顿大学也由薛力赫(GustavSchlegel)创设了汉学研究院;意大利早在1723年由传教士马国贤由华返欧在那不勒斯就建一中国学院,并在返欧时携回中国青年五人。意大利的东方学院自1800年以来每年还出版年刊一册,1869年有中国人“楚省郭栋臣”在意大利传习中文时,根据《三字经》、《孝经》、《朱子小学》、《论语》、《大学》等编成《华学进境》,更为丰富准确地介绍了孔子儒学;美国从1830年10月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到中国以来,到十九世纪末在华的传教士已多达一百五十多人,1842年美国已成立以专门研究东方学术,“传布东方知识,增进东方语言学研究”的东方学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大学也开始设立有关中国的教学研究机构,如1876年在卫三畏主持下于耶鲁大学设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和东方学图书馆;十九世纪的俄国农奴经济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要求不断扩大国内外的市场,加紧了对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不少沙俄侵华的外交官、贵族及反动分子也与传教士一样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孔子思想,出现了像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生活原则》,1888年和《研究中国的重要性》,1890年)、库罗斯托维支(1897年出版《中国人及其文明》一书)和盖沙令(沙俄伯爵,发表《论孔教为中国之基础》的讲演)等著名汉学家。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了大门,西方的宗教势力、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和军事势力也都一起涌进中国,由于现实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使欧洲各国都普遍设置了中文教学课程,而且发展为汉学的研究。西方的外交官、商人、学者和大批的传教士不断涌进中国的各个角落,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通”,一些人回国后在大学里潜心研究汉学,讲授汉学,翻译汉文论著,甚至成为著名学者,成为汉学家,如牛津大学的理雅各教授,剑桥大学的威妥玛教授,德国前科协副主席、著名汉学家福赫伯教授等。所以正如汉学研究专家张国刚说的:“欧洲学者普遍认为,与十八世纪浪漫的汉学相比,十九世纪汉学方才在欧洲真正作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建立起来。”(同上书,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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