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入朝鲜半岛

        儒学传入朝鲜半岛约在公元前284年前,即朝鲜的三国以前的箕氏朝鲜时代。这时,孔子思想是随着汉字一起传入这个国家的。从一至七世纪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到高丽末叶,是学习和模仿时期,不仅仿效中国的典章制度,连国民生活也以儒学为规范,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三国的统治思想。
        高句丽在三国中距中国最近。它位于朝鲜半岛最北端,由于它的漫长的北部国境线与中国东北部相接壤,因此,和中国联系最密切,和中国人民长期友好相处,相互来往,不断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在朝鲜,儒学的传入是以汉字的传入为先导的。现今在朝鲜境内,经考古发现中国战国时期燕国的货币“明刀钱”和各种金属工具。在“明刀钱”背面铸有“左”、“右”、“行”等汉字,在金属工具背面也铸有汉字。可见,汉字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传入朝鲜了。随着汉字的传入,儒学也传入了朝鲜。据《史记· 朝鲜列传》记载,公元前195年,燕人卫满带领千余难民,归化了古朝鲜。古朝鲜准王“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郑判龙、李钟殷主编《朝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随之,儒学思想传入朝鲜。到公元一世纪初,朝鲜已经有了能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的学者。高句丽建国初就使用了汉字。公元372年,即小兽林二年,就依照中国制度“立太学(最高学府)教育子弟”,主要招收特权贵族子弟,以儒家的“五经”(《春秋》、《礼记》、《易经》、《书经》、《诗经》)和“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为必修经典,以培养国家官员为目的。太学又设置五经博士制度,对“学而优”者授予五经博士称号。地方设置扃堂。主要招收地方贵族子弟和部分平民子弟,是地方普通的教育机关。据《旧唐书·高丽条》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文厮养之家,各于街,造天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林》、《字统》,又有文选太爱重之。”(同上书)这种地方的普通教育机关,体现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先进礼乐”、“学而优则仕”的培养文武、德才兼备的思想。这是高句丽设置专门机构学习孔子学说的最早记录。以后又派出大量留学生到中国学习。

汉城孔庙

        百济接受儒学稍晚于高句丽。据《旧唐书·百济列传》记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到了四世纪,百济也设置了五经博士制度,也有了儒学教育机关。并模仿东晋,以《孝经》、《论语》作为必修课目,并强调学习“孝悌忠信”思想。百济王公大臣深受儒学薰陶,义慈王“事亲以孝,兄弟以友”,被称为“海东曾子”。阿辛王十四年(405年),五经博士王仁还携带《论语》十卷,东渡日本传授儒学。
        新罗虽然在文化上起步晚些,大约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才开始接触儒学,但发展速度很快,到六世纪时,儒学开始得到国家认可,并成为官方的思想。公元503年,“居西干”改称为“国王”,采用新的国号和年号,逐渐建立中央集权制,而且以儒学王道思想为统治思想。如统一新罗的文武王临终时说:“要减轻百姓的课税负担,减免徭役,富足百姓生活,平安过日子。”(《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后来,新罗又按中国唐制建立国家机构,并向唐派遣留学生研究儒学,仅在840年,从唐朝归国的留学生数就有一百五十人,而且造就了一代名儒,如强首、薛聪、崔致远等均已名振四海。崔致远的名著《桂苑笔耕》被收录中国的《四库全书》,他的名字被记入《中国名人词典》。新罗还创立了以儒家为主兼蓄佛道思想的花郎道。他们把“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等儒学的道德理论作为道德的信条。公元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后,于公元682年在首都设立了儒学最高学府——国学,以儒家经典《论语》、《孝经》为必修课,并教授《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等儒经,使忠孝思想成为朝鲜一千多年来的教育中心思想。他们还以儒家经典和汉文作为主要考试科目来选拨官吏,还派遣大批留学生赴唐学儒。
        三国并立时期的朝鲜半岛之所以如此推崇儒学,其原因主要在于阶级统治的需要。我们从统治阶级的史书中所载“盗贼多起”,也可推知当时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已使阶极矛盾十分尖锐了,因此,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思想和治术来巩固其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而儒学反对“犯上作乱”,主张“和为贵”、依礼行事、不得僭越,这正是巩固统治的精神支柱。
        以上所述的儒学在朝鲜半岛三国的流传和影响,都是有史可考的。我国宋代的徐兢在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儒学条”中说:“朝鲜自汉武帝列置四郡,臣妾内属而中华改化所尝渐被,虽更魏历晋,视时污隆,乍离乍合,然义理之根诸在中者,未尝泯也。”现代朝鲜史学界撰写的《朝鲜史概要》和《朝鲜史》也已指明,“随着汉人的到来,汉朝文化也大量地输入到朝鲜半岛”,“朝鲜从汉朝吸取高度发展的文化”,“大陆的优秀文化传入三国,对三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引自《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第2—3页)。不过,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在朝鲜也就不断被神化了。据《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第八)》记载:“圣德王十六年(717)秋九月,入唐太监守忠回,献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图,即置于太学。”这便是朝鲜太学奉供孔子、神化孔子的开始,也是儒学在朝鲜儒教化的开始。
        公元918前,王建建立了高丽王朝。此后,历代国王一面尊崇佛教,一面继续推行儒学教化。他们以佛教为“安身立命”之教,以儒学为“齐家治国”之学,儒佛两家相为表里,一个讲来世,一个今生,两相结合,统治人民。高丽历代的统治者也通过兴办学校、派人留学、兴儒科举、输入、翻刻儒经等途径来传播和推广儒学。到高丽末叶,宋代程朱理学,尤其朱熹理学在朝鲜风行了。到睿宗时更是锐利儒术,连国子学生也上书希望统治者效法孔子以崇学为先务,抓住这个理国之本。这和儒经《礼记· 学记》中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相一致,也和孔子要让学生“学为君子”、“学为圣贤”、“学而优则仕”相一致。到成宗时更加推崇忠孝,鼓励人们读儒书。他说:“怀才抱器事君王,则忠之始也;立身扬名显父母,则孝之终也。”(《高丽史》卷三,《成宗世家》)成宗尤为重仁,他说:“仁为礼义之先。”(同上)他主张除中央办学外,地方也要兴办儒学教育,史书记载:仁宗五年(1127)三月,“诏诸州立学,以广教道”。这为高丽设立乡学的开始。到十世纪末期,高丽的儒学教育发展到私人办学,史书记载:“高丽地封未广,生齿已众,四民之业,以儒为贵,故其国以不知书为耻。”公元1289年,安珦随忠烈王到元大都带回《四书集注》和《朱子全书》、朱子画像等,把朱子学介绍到朝鲜,并和白颐正都在太子学里讲授朱子理学。自此理学逐渐传播,并出现了李谷、李齐贤、李穑、安珦、郑梦周等理学大儒。这时,儒学在朝鲜影响更大了,甚至有人取名叫(罗)“兴儒”、(闵)“宗儒”。理学逐渐成为其后李朝五百年的正统思想。
        1392年,李成桂取代了高丽,建立李氏王朝,改国号为“朝鲜”。高丽末年,外有女真、海寇之侵,有朝臣派别之争,朝野上下一片混乱。李朝如何统治呢? 佛教是无能为力,而儒家主张以忠孝为道德之本,反对犯上作乱,提倡大义名分,推崇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反对分裂割据,这些正合李朝一统天下的要求。所以李朝改变高丽时崇佛尊儒、儒佛并重的政策,实行独尊儒术的崇儒抑佛的政策,而且宣布朱子学为官学。
        在李氏朝鲜(1392—1910)跨越中国明清两代的五百年间,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学。孔子被称为“素王”,儒教无异于“国教”,全力推行儒教。李太祖创建并普设孔庙和书院,进行儒学教育,中央设成均馆,府县置乡校,民间开办私学书堂(书院),高达二百八十所左右。除文武两班官员子弟入学外,更多的是平民子弟参加学习。而这一系列学校开设的都是儒学课程,内容都离不开四书、五经。教育中尤重封建伦理和礼仪、礼俗,不仅为培养儒术的官吏,也为社会移风易俗,出现更多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如李太祖即位时颁发教令的十二事晓谕军民中,重要的一事便是褒奖忠臣节义,教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关系风俗,在所奖劝。”(《太祖实录》卷一)而且大量印刷儒家书籍,有汉文、朝文及绘画编写的各类儒学教材,如《礼记浅见录》、《孝行录》、《五礼仪》、《三纲行实图》等,使性理学和忠孝节义的观念在民众中大为普及,形成为高尚的社会道德。可见,儒学教育之广泛而深入。正如《朝鲜志·风俗》一书所描写的:全国上下“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成风”。处处皆有诵读儒经之声;“士皆先读《资治通鉴》、次读《小学》,再则四书、五经,再则为文赋诗”(《朝鲜杂述》);当权者议言必称孔孟;民间谈论伦理道德也必以四书、五经为据;文科考试的主科是儒经;武科考试,也要兼考儒经。
        十六世纪可以说是朝鲜理学的黄金时代,是儒学在朝鲜的鼎盛时期。朝鲜杰出的思想家李退溪(1501—1570)和他的学生李栗谷(1536—1584)集朝鲜朱子学之大成,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们分别著有《退溪集》和《栗谷全书》,发展了朱熹的学说,世称“海东朱子”。朱子学支配下的李朝学术界,五百年间很少有人敢唱异调,如有反对朱子学说者,立刻被排挤、惩罚,甚至还有生命危险。但自十七世纪之后,朝鲜在政治、经济方面发展了,农民反对封建地主斗争日益激化,商业资本逐渐活跃,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等,使朝鲜产生了实学学派,反对儒学的“空理空谈”,加上李朝的灭亡,日韩合并,朝鲜变成了殖民地,儒学在朝鲜就逐渐衰弱了。不过,朝鲜的实学思潮强调经世致用、利民利国、民主自主、提倡科学、为儒家经典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退出朝鲜,朝鲜分为南北两个部分。他们虽然都还在研究儒学,但多只限于学术领域,而不是“治术”的研究了。南朝鲜(现称韩国)在七十年代后,尤其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加强了对中国儒学的研究。如《韩国哲学研究(上册)》(1977年,东明出版社)探讨了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问题、儒家思想对朝鲜的影响问题,认为“先秦儒家的伦理规范和汉儒的典章制度,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政治、教育、行政的方法,成为与我们民族不可分离的文化基础”。1980年《国外社会科学动态》第8期发表前南朝鲜韩林书堂的教师金一东的肺腑之言:“文教政策反反复复,致使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青少年被称为‘不懂汉文(实指儒学)的一代人’。”“青少年犯罪率以百分之四十的速度年年在增加,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进行汉文教育,因为汉文中蕴含着忠、孝、仁的精神。”
        韩国加强儒学研究采取了有力措施:建立儒学研究机构,1975年在成均馆大学大东问题研究院内设中国部,翻译出版《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在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庆熙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均开设儒学课程并从事儒学研究;整理介绍儒书古籍,自1980年起前南朝鲜《新东亚》杂志编辑部组织知名学者对《论语》等一百篇古典名著进行介绍;撰写出版儒学的专著,如《中国哲学史》、《论孔子学说的中心概念》、《孟子性善说的研究》、《大学、中庸的现代意义》(均为前南朝鲜中国学会会长、高丽大学教授李相殷1963年后的论著)、《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中庸哲学》、《中国哲学思想史》(均为高丽大学金敬琢1956—1965年后的论著)、《儒学概论》(成均馆大学梁大渊,1964年)、《宋代性理学形成的渊源考察》(成均馆大学柳承国,1963年)、《儒家思想史》、《新释千字文》(均为汉城大学教授车相辕著)。
        此外,韩国近期儒学研究的成果还有:《中共批孔研究》(权德周,淑明女子大学教授兼出版部部长,《中国文化》第二辑,1984年,第43—60页)、《论语新译》(李家源,曾任延西大学校文科大学教授、儒道会总本部委员长,现任檀国大学校研究生院教授待遇,通文馆,檀纪4289:339页)、《论语》(新译四书三经系列,明文堂,1970年)、《荀子· 列子》(中国思想大系5卷,大洋书籍,1972年)、《管子》(译注,中国思想大系,大洋书籍,1972年)[以上三书均为张基槿著。张基槿曾任成和神学校教授、世界和平教授科学院副会长、乡土学校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88年至今任世界日报理事]、《韩国书院与儒家思想》(孔孟月刊,中华民国孔孟学会第3卷第5期,1965年)、《儒学在韩国李朝国教化的过程》(《东方学报》,台湾政治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第2辑,台北,1968年)、《儒学进入韩国的时期与其发展》(《汉江》,台湾政治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台北,1968年)[以上三书均金相根著。金相根曾任中央大学校教授,获中华民国资深优良教师四维奖]、《朝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李钟殷与中国郑判龙等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5月)。
        由于韩国加强了儒学的研究,使儒学思想对当今韩国的现代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并成功地运用儒学思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正如韩国高丽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言所写的:“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动。……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层。”韩国柳承国教授在《儒学在韩国社会上的地位》一文中,也认为“离开儒家思想和礼制文化,无法理解韩国的历史和文化。韩国的近代精神也是由实学与开化思想发展而来的,在抵御西方外来势力和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韩国是一个从前近代社会迅速地转到近代化社会的国家,政治混乱、道德坠落、颓废风气弥漫、消费过渡等现象普遍存在,根治这些社会弊端不能全靠儒家思想,但儒家‘正德、利用、厚生’对于建设一个道德健全、物质丰饶、尊重人权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第123页)。笔者认为,就儒学对韩国现代化的积极作用来说,主要体现在:
        (1) 儒学以“三纲五常”维护社会秩序、保持中央集权的稳定性的思想,促进了韩国整体号召机制的作用。韩国在李承晚和张勉时期,经济无计划、一盘散沙、一片混乱,竟濒临崩溃边缘。朴正熙执政后,改变放任自流现象,把经济纳入“官民结合”、“官方主导型”的轨道。1961年7月建立了经济企划院的统管机构,1963年12月起由副总理兼任企划院院长,即“经济内阁”。由于政府掌握了经济主导权,在短短二十多年内,韩国一跃而成了“新兴工业国”,并居四小龙之首。
        (2)儒学讲礼义和人性,讲齐家、治国、平天下。韩国在企业管理中充分运用了家族集团主义和重人性的思想。人们在企业中虽然地位悬殊,但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人的一生和企业紧密相联。韩国以家族集团主义进行企业管理和经营,实行参与制,使每个工人、雇员成为企业的动力,这比西方资本主义就更具有自我调节的生命力了。
        (3)儒学重视教育、知识和人才的作用,韩国把教育热潮和教育的普及,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政府采用教育立国、教育先行的战略方针。据统计,1971年前韩国教育经费的增长率就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如196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9.2%,教育经费增长10.6%。韩国劳动厅还于1975年公布了《职业训练特别措施法》,规定拥有五百人以上的大企业,可设立职业训练所或研修院,从职业中抽出10%的人进行脱产学习。而且家庭的父母,多以儒学文化的传统观念去关心子女的成长。韩国总统金泳三在《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新韩国》一书中就写道:“有个成语叫‘孟母三迁’,说孟子的母亲为教育幼子搬了三次家。如今韩国的母亲中有几个不像孟母? ……”韩国设有孔庙的儒学院共有二百三十四所,主要是向青年人教授传统价值观和礼节。
        (4)儒学倡导进取奋争、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使韩国人在经济建设中树立了顽强竞争、奋发图强的精神,为企业、为家族、为团体建功立业。如当今韩国最大企业集团的首领、亿万富翁的郑周永在总结“现代精神”时,就概括出“创造、开拓、刚毅、勤俭”八大字,他事必躬亲、身先士卒、忘我工作,对韩国影响很大。
        (5)儒学要求“大公无私”、“重义轻利”、“修身”、“廉政”的美德,如“君子谋道不谋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政者,正也”,“节用爱人”等,对韩国经济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金泳三于1993年2月25日就任第十四任韩国总统后就猛然地刮起了“廉政风暴”。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了“治愈韩国病,建设新韩国,清除腐败,恢复经济,加强国家纪律”作为他新政的目标。还说:“想要发财,就应当去做商人,而不是成为政府官员。”而且从1993年3月起,就有了强有力的廉政措施,如清查、公布官员财产;严肃纲纪法规;发挥监查院作用;实行金融实名制等,在韩国产生巨大影响,这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
        另外,韩国的儒商也把儒学当作国民的精神财富,他们也成为韩国儒学发展的后盾。如自幼耳闻目濡儒学的李东俊先生,现是仁川制铁株式会社董事长,其企业资产雄居全韩第二,是鼎力支持退溪(孔子、朱熹之后儒家思想代表者之一)研究的儒商代表。他以企业家身份创办了“退溪研究院”,每两年在汉城、苏黎世、莫斯科、北京等地召开一次国际退溪学术的讨论会,并成立“国际退溪学会”。李东俊先生去世后,还把全部遗产捐赠退溪学研究院,表达了他对韩国传统文化最深沉的眷恋。
        又如,韩国商工部长琴振镐先生是退溪研究院的现任院长。韩国最大通信公司的董事长李龙兑先生是国际退溪学会理事长。由此可见,韩国的儒商已成为儒学发展的后盾了。
        韩国儒学研究的加强,不仅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起着积极作用,而且对精神文明的社会美德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例如,韩国为了提倡孝顺父母的社会风气,历届总统每到年初时,都要邀请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的四百名孝子、孝女到其居住的青瓦台做客。一些大企业每年也以二千万至三千万韩币作为奖金奖给职工中的孝子、孝妇三十名至五十名。国家还规定:能和父母一起居住五年以上的房屋,遗留给子女,税金可减免90%。国家还以“敬老孝亲”推动老人福利的工作。1991年颁发了高龄老人工作促进法,制定了二十个适合老人的工作,并优先考虑招收老人。这种适合老人的工作范围到1998年将扩大到四十个。国家还规定老年人可以获得优惠的医疗保险,如独身老人由个人负担的部分,其中百分之五十由政府支付。
        韩国的儒学研究和儒学教育中还特别重视礼仪教育。据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长、韩国成均馆馆长、儒教学会会长崔根德介绍:近年来成均馆开展了以人性教育、齐家运动及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以驯化运动为内容的道德性回复运动,收效良好。成均馆是在大学之上进行儒家思想教育的机构,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国子监。它在全国每个邑(乡)都设置了分校,现已有二百三十三个,很受政府的重视。分校的校舍被国家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且维修费用也由国家支付,每所分校都有可以经营的土地。分校是韩国儒家传统教育的主要场所。每年寒暑假都对大学生进行以地域为主的孝道教育。平时是对成年人进行婚礼、祭礼、家礼及家法等礼仪教育。每年阴历的二八月还进行大规模的释奠(祭孔)活动,参加者总数高达1000万人。
        韩国的儒家礼仪教育,对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维护家庭人际关系的和睦,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见《光明日报》1994年10月7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二次大战后,学术界也加强了儒学研究。1962年朝鲜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郑振锡、郑圣哲、金昌元合著的《朝鲜哲学史》,探讨了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影响及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性质。尤其对朱子学的传入、性质、影响和作用作了较深的研究,指出朱子学有其重现实、重理性的合理因素,也有其“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和“明天理、灭人欲”的客观唯心论的糟粕。1975年,朝鲜社会科学院还出版了崔凤益执笔、法学图书编辑部编的《朝鲜哲学史》一书,较为详尽地论析了儒学中宗教宿命论的世界观、仁政说的政治观、以孝为核心的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等,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批判。后来,在金日成的关怀下还进行了汉文古籍整理工作,其中有不少儒学的内容。所以,儒学在朝鲜的传播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其影响已逐步融合到朝鲜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已成为朝鲜民族思想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在世界众多国家中可以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