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入新加坡

        东亚文化圈中的新加坡,近三十年来已是世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最迅速的国家之一,这与儒家文化的影响关系密切。有人称之为“后期儒家文化区”。他们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儒学现代化”等一些挑战性的新课题。其实,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比较客观、求实的说法应是:“四小龙”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在精神上却是儒家的。(参见1994年10月7日《光明日报》)
        在626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的“弹丸之国”新加坡,自1959年在英联邦内获得自治、1965年正式独立以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发展,推行了工业化改革,以创造工作机会,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三十年来,新加坡的经济迅速腾飞,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发展,从1959年的440美元到1990年的10521美元,成为世界三十个高收入的国家之一。为什么新加坡会如此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小国”呢? 其原因之一是儒家文化及其思想促进了新加坡的经济腾飞。
        因为在新加坡推行工业化的过程中,他们在吸收西方优秀科技和工艺的同时,西方颓废的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等也侵蚀到新加坡社会,随之产生了道德危机、极端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等倾向。所以,新加坡政府从1982年开始着手推行教育,包括儒家伦理教育。当年2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宣布:把“儒家伦理”作为中学三、四年级学生道德教育的选修课程。前新加坡教育发展总署总监王孟林也认为:“在新加坡,文化与伦理价值受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威胁和侵独,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曾被多次强调,而如今显得尤为紧迫。”(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1页)1983年1月,成立了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并力图办成“国际儒学研究中心”。3月,又成立了“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1986年12月26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们尝试结合美国人那种具有创见、创造力和生产力的特征,我们也尝试学习日本人的经验。但我们之中绝大部分人应该保持我们的特性,而不是美国人或日本人。”(陈锡礼编《他山之君》,西南师大出版社版,第3页)
        那么,新加坡的特性是什么呢?
        其一,新加坡是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有76%的华侨移民,有15%的马来人。这就特别需要用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礼相待。新加坡已有87%以上的人口住在政府盖的组屋,实行“居者有其屋”政策,实现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大楼就书写有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见,中华文化对新加坡的影响是很大的。
        其二,新加坡国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除了充足的阳光和海水之外,连淡水也得马来西亚供应。所以,新加坡要发展,就靠不足三百万人口的头脑和双手,靠三百万人口的素质和品格。所以,前总理李光耀在1982年就号召新加坡人要保持发扬中华民族儒家传统道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种美德,作为政府的“治国之纲”。
        “忠”,就是忠于国家,就是爱国,树立“做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正如李光耀所说的:“对谁是新加坡人的决定性检验,在于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命运和新加坡联系在一起,挺身而出,为新加坡而战斗,……因此,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新加坡人是一个出身、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保持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为之献出生命。”(〔英〕阿里支期·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68页)。
        “孝”就是孝敬父母。这是儒学“齐家”的精髓,也是“东亚现代化活力的最大源头”(《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评述》,湖北人民出版社版,第226页)。
        仁爱和礼义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讲“为政以德”,孟子提出仁政学说,《礼记·礼运》阐述了“天下为公”等。孔子学说本身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容纳了墨子的敌对理论,补充了老庄道家学说的不足,具有“与时并进”的精神。这些对新加坡政府宣扬的群体团结、和谐和合作的思想起了帮助、积极的作用。并以此反对西方的功利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唯利是图的思想。
        廉耻,一则要求在政府为官要保持“廉洁、公正、效率”,要倡廉反贪,根治“东南亚之癌”。李光耀执政三十多年,在这点上已获得“治癌国手”的美誉(参见《读书人报》,1991年4月12日)。新加坡法律还明文规定,在职人员不能接受馈赠和饮宴的邀请,一经查出,即以贪污论处。曾有一名政府副部长,就因接受某国商人的几张机票而被撤职查办(参见巫宁耕《亚洲“四小龙”的致富之路》,机械工业出版社,第138页)。二则要求人们要有羞耻之心,要把国家建设成“礼仪之邦”。在新加坡的全国性运动中,就有讲礼貌运动、讲华语运动、忠诚周、敬老周、国民意识周等,每年都有二十多个。现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也曾指出:“人民的价值观从儒家伦理的克勤克俭和为群体牺牲的精神转为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将会削弱国际竞争能力和破坏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新加坡要确保的是群体精神的价值。”(《儒家基本价值观应升华为国家意识》,新加坡《联合早报》1988年10月29日)1995年9月14 日的《联合早报》社论也指出,“我们应该从教育着手,加强学生对历史的认识”;“辨识正义与不正义之战,才能避免年轻一代在时日久远之后,渐渐变得正邪不分,以致出现价值混乱和道德观念模糊的危机”。由此可见,新加坡近年来一直在强调伦理道德的教育。
        儒家思想对新加坡的安定繁荣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极具价值的“和为贵”与“能”、“值”相称的思想,作用尤大。孔子曾说“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儒家所讲的“和”,并不就是“巧媚阴柔,随时俯仰,人曰可,己亦曰可,人曰否,己亦曰否,惟言莫违,无唱不和”,它是犹如“五味、五声之相成相济”的和,它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就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不,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的和,是“中正而无乖戾”,“凡在君父之侧,师长朋友之间,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可者献之,否者替之,结者解之,离者合之”的和。这是有原则的和,反对“乡愿”的和。新加坡正是发扬了这种“和为贵”的精神,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所说的:“这种有中正之气,而无乖戾之意,态度存心总是公平、正直、合理,以求得与人相成相济、共存共荣的和,就正是新加坡在各个方面都力求其能、确实做到的和。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社会,要各族团结起来建国,要奋求工商业的高度发展,要厕身在错综复杂的微妙国际关系中备受敬重,而新加坡在这各方面,就都是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既能保有个己性格,又能相成相济,共存共荣的和而不同之和的。它努力实践这样的和,终于获致了种族相处的融洽和谐、团结凝聚,劳资合作的精诚愉快,合理分享成果,外交关系友善不树敌。”(《中国哲学史资料》1994年12月,第24页)应该说,这就是新加坡安定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加坡颜氏公会会所

        “能”、“值”相称是荀子儒学极力强调过的思想。他说:“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这就是说,才德的大小必须与权位职责的高低轻重相称;权位职责的高低轻重又必须与薪酬的多寡厚薄相称;薪酬的多寡厚薄又必须与贡献的大小相称。这样才能各尽其用,各得其所,各分其利,社会繁荣,人心如意。新加坡特别强调、并力求确实做到这点。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苏新鋈所说的:“新加坡不但在各种官方、半官方机构中,对各级职务人员,实行这种力求薪酬与生产力、全国每年经济增长程度挂钩的德位禄用、合理相称的办法,就是在许多私营工商企业中,也认真实行这种办法,使得全国政、经、工、商等各种行业,都能有贤能廉正、称职有效率的人员在领导,各级员工都能尽心尽责地工作,造成朝野上下、整个社会处处都呈现着一种人皆力求上进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成就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兴盛与繁荣。”(同上)正式独立三十年的新加坡,目前正是出现了安定、繁荣、飞速发展的新景象,这与儒学的传播、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正如新加坡现任总统王鼎昌曾经说的:“儒学所重的道德修养是导致社会安定、天下太平的重要条件。如果人人都能以修身为本,具备诚意、正心的道德基础,进而推己及人,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以强扶弱,以富济贫,以智助愚,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人际关系融洽,国际关系良好,就会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世界。”(《中国哲学史资料》1994年4月,120页)
        新加坡更为可贵的一点是对儒学加以创造性转化地运用。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的:“起源于2500年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是为中国农业社会服务的。如果把这个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资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绝对行不通的。比如,我们不再重男轻女,儿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也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因此,夫妇有别的观念就必须改变。”(见《光明日报》1994年10月7日)这种见解是十分正确的。新加坡现在正以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讲求实效的新加坡精神,走着既不“西化”,又不“中国化”的独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