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应原道宗经征圣
自从荀子提出宗经、征圣、明道的文学创作原则后,文学创作应以六经为准绳,宣扬孔子及儒道,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家最基本的纲领。这个纲领的著名倡导者,便是汉代著名文学家扬雄,以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
扬雄的文学主张,基本的论点是征圣、宗经。在《法言》的《吾子》、《问神》、《寡见》、《君子》、《五百》诸篇中,他不嫌辞费地告诉我们,圣人是人之模范,是后代宪章的楷式,圣人在则征诸圣人,圣人逝则从其言,圣人之书是纯粹的正道作品,是不杂不异,久而不渝的教条,是人们至於圣道的门径。他认为五经皆有为而发,或谈天,或说事,或立体,或明理,或言志,而且至辩,明白而易懂,又是至大至深的。圣人的文章以事为主,“事辞称”而“文质彬彬”(《太玄·文》),内外表里相一致。圣人作文,为情而造,弸中彪外,不加雕饰,心画心声而已。趣深,理微,数博,辞约,章成,深谙世事万物之规律,典雅渊懿,文而不繁,华而副实,因此,“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书不能达其言,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一切创作都必须“事之为尚”,“足容足言”(《法言·吾子》),辞达而已。扬雄把文学分裂为事与辞、文与质两 个对立的部分,认为“大文弥朴”(《太玄·文》),文学作品必须以事或质为重,“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言而言谓之妄,君子妄乎? 不妄”(《法言·问神》)。否定任何想象虚构或夸张。他要求把经典的教条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以此诠辨优劣,献替可否。
扬雄文学理论上的主张征圣、宗经,是与他的美学偏好方面的道德家面孔相一致的。在扬雄的著作中,曾有数十处出现过“美”或“不美”的概念。《法言·寡见》曰:“美也,诎人而从道”,“不美也,诎道而从人”,即人应牺牲自己的天性权利,而服从一种外化于人的“道”。《法言·孝至》曰:“石奋石建,父子之美也;无是子、无是父;无是父,无是子。”这是说美是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和谐,这种和谐表现为双方各尽义务,父慈与子孝结合。《解难》曰:“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是言美是超俗之人才能欣赏的,即美存在於圣贤的修养中。《尚书箴》曰:“献善宣美。”即献宣善美,美与善结合。《博士箴》曰:“昔圣人之绥俗,莫美於施化。”施化即献善,即让子民在教化之中实现善。什么是善呢? 忠孝仁义,温良恭俭,礼让笃敬。这些例子,大致可以代表扬雄“美”的概念之意义,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
(1)美是伦理关系的完成,是以异化於人的“道”去约束人类。
(2)美是善的普遍化,善是美的目的,善又必须经过圣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赐给子民,而这种善,必须利于国家权利的稳定化,即善是儒家伦理教条。
(3)美只有少数圣人才能体验到,美是伦理修养的体现,而美又只能为最好地完成了伦理修养的人所把握。
不难发现,扬雄的美学主张也是从孔子那里搬来的。《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者,伦理等级秩序也。《论语·八佾》曰:“里仁为美。”仁者,爱人,即合“礼”地处置两人之间的关系,如忠孝恺悌等。又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尽善尽美就是“仁”,善是美的终极目的。扬雄的美学偏好,完全是一个自负的学者的偏好,孤独、高傲,“诎人”的特点更加强烈。《法言·修身》曰:“由於情欲,入自禽门。”他把人性的东西,置于外化于人的“道”的规定之下,也就是说,要以异己的规范约束人性。这些异己的道德信条,如忠、孝,往往成为统治者培养奴隶的工具,成为处于下层的普通人民对奴役者所单独完成的义务。
刘勰《文心雕龙》有“文之枢纽”五篇,其中前三篇专论原道、征圣、宗经问题。《原道》曰:“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此处所言道,即孔子之道;此处所言神理,即道所包含的奥妙,所以,文学应是“道之文”。“道治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通过孔子体现在六经之中。道是圣人传达的信息,所以,《征圣》认为,“征之周孔,文有有师矣”。圣人之文章“雅丽”,“衔华佩实”(《文心雕龙·征圣》),“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文心雕龙·宗经》)。后世不能亲炙圣人,便需要宗经。《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即经所表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远的真理。因此,永远是学习的典范。所谓“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运用而未先,可谓泰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刘勰为了方便后世宗经,还专门论述了六经的特点及宗经的门径,曰:六经“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又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具体而言,即:“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是六经之长,是宗经文学可以鼓动天下的力量源泉,而诡、杂、诞、回、芜、淫,源于不能宗经,是背离六经传统必然会导致的后果。所以,刘勰说:“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扬雄《法言·吾子》云:“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又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辞采华美,丽而无度,其原因正在于不宗经。
扬雄、刘勰原道、宗经、征圣的思想,受到后学的推重。韩愈以为“根之茂者其实遂”(《答李翊书》),倡导明道、宗经、征圣,与扬雄、刘勰一脉相承。宋代古文运动诸人,更是强调自孔子以来的道统。柳开《应责》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王禹偁《送谭尧叟序》曰:“读尧舜周孔之书,师轲雄韩柳之作,故其修身也誉闻於乡里,其从政也惠布於郡县。”
扬雄的文学主张,基本的论点是征圣、宗经。在《法言》的《吾子》、《问神》、《寡见》、《君子》、《五百》诸篇中,他不嫌辞费地告诉我们,圣人是人之模范,是后代宪章的楷式,圣人在则征诸圣人,圣人逝则从其言,圣人之书是纯粹的正道作品,是不杂不异,久而不渝的教条,是人们至於圣道的门径。他认为五经皆有为而发,或谈天,或说事,或立体,或明理,或言志,而且至辩,明白而易懂,又是至大至深的。圣人的文章以事为主,“事辞称”而“文质彬彬”(《太玄·文》),内外表里相一致。圣人作文,为情而造,弸中彪外,不加雕饰,心画心声而已。趣深,理微,数博,辞约,章成,深谙世事万物之规律,典雅渊懿,文而不繁,华而副实,因此,“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书不能达其言,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一切创作都必须“事之为尚”,“足容足言”(《法言·吾子》),辞达而已。扬雄把文学分裂为事与辞、文与质两 个对立的部分,认为“大文弥朴”(《太玄·文》),文学作品必须以事或质为重,“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言而言谓之妄,君子妄乎? 不妄”(《法言·问神》)。否定任何想象虚构或夸张。他要求把经典的教条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以此诠辨优劣,献替可否。
扬雄像
扬雄文学理论上的主张征圣、宗经,是与他的美学偏好方面的道德家面孔相一致的。在扬雄的著作中,曾有数十处出现过“美”或“不美”的概念。《法言·寡见》曰:“美也,诎人而从道”,“不美也,诎道而从人”,即人应牺牲自己的天性权利,而服从一种外化于人的“道”。《法言·孝至》曰:“石奋石建,父子之美也;无是子、无是父;无是父,无是子。”这是说美是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和谐,这种和谐表现为双方各尽义务,父慈与子孝结合。《解难》曰:“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是言美是超俗之人才能欣赏的,即美存在於圣贤的修养中。《尚书箴》曰:“献善宣美。”即献宣善美,美与善结合。《博士箴》曰:“昔圣人之绥俗,莫美於施化。”施化即献善,即让子民在教化之中实现善。什么是善呢? 忠孝仁义,温良恭俭,礼让笃敬。这些例子,大致可以代表扬雄“美”的概念之意义,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
(1)美是伦理关系的完成,是以异化於人的“道”去约束人类。
(2)美是善的普遍化,善是美的目的,善又必须经过圣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赐给子民,而这种善,必须利于国家权利的稳定化,即善是儒家伦理教条。
(3)美只有少数圣人才能体验到,美是伦理修养的体现,而美又只能为最好地完成了伦理修养的人所把握。
不难发现,扬雄的美学主张也是从孔子那里搬来的。《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者,伦理等级秩序也。《论语·八佾》曰:“里仁为美。”仁者,爱人,即合“礼”地处置两人之间的关系,如忠孝恺悌等。又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尽善尽美就是“仁”,善是美的终极目的。扬雄的美学偏好,完全是一个自负的学者的偏好,孤独、高傲,“诎人”的特点更加强烈。《法言·修身》曰:“由於情欲,入自禽门。”他把人性的东西,置于外化于人的“道”的规定之下,也就是说,要以异己的规范约束人性。这些异己的道德信条,如忠、孝,往往成为统治者培养奴隶的工具,成为处于下层的普通人民对奴役者所单独完成的义务。
刘勰《文心雕龙》有“文之枢纽”五篇,其中前三篇专论原道、征圣、宗经问题。《原道》曰:“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此处所言道,即孔子之道;此处所言神理,即道所包含的奥妙,所以,文学应是“道之文”。“道治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通过孔子体现在六经之中。道是圣人传达的信息,所以,《征圣》认为,“征之周孔,文有有师矣”。圣人之文章“雅丽”,“衔华佩实”(《文心雕龙·征圣》),“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文心雕龙·宗经》)。后世不能亲炙圣人,便需要宗经。《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即经所表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远的真理。因此,永远是学习的典范。所谓“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运用而未先,可谓泰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刘勰为了方便后世宗经,还专门论述了六经的特点及宗经的门径,曰:六经“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又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具体而言,即:“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是六经之长,是宗经文学可以鼓动天下的力量源泉,而诡、杂、诞、回、芜、淫,源于不能宗经,是背离六经传统必然会导致的后果。所以,刘勰说:“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扬雄《法言·吾子》云:“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又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辞采华美,丽而无度,其原因正在于不宗经。
扬雄、刘勰原道、宗经、征圣的思想,受到后学的推重。韩愈以为“根之茂者其实遂”(《答李翊书》),倡导明道、宗经、征圣,与扬雄、刘勰一脉相承。宋代古文运动诸人,更是强调自孔子以来的道统。柳开《应责》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王禹偁《送谭尧叟序》曰:“读尧舜周孔之书,师轲雄韩柳之作,故其修身也誉闻於乡里,其从政也惠布於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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