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文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纲领

        人类的发展,促使人类创造文字以进行交流,为了更好地传达思想,这就产生了文学。可以说,文学的产生,是自然的现象。而文学思想的产生,也正像文学产生一样自然。

子游,姓言,名偃,春秋末人,孔子弟子。擅长文学主张“教化”。孟子称“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体”(《孟子·公孙丑上》)。

        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一个人像孔子那样伟大,这种伟大,同样表现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论语》一书,准确地体现了孔子的文学观,而这种文学观,是通过孔门弟子整理、传播的,因而也是孔门弟子的文学观。
        《论语》中孔子的文学思想,首先表现为重视“文”,《学而》引孔子之言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雍也》引孔子之言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泰伯》引孔子之言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屡屡言及博学于文的重要性,并把“文”与孝、悌、谨、信、仁、礼联系在一切,认为这是修成君子的必然途径。其教弟子,有“文学”一科,子游、子夏,为其翘楚。两人之外,也不废文学习养,所以颜渊喟然而叹,称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孔子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文为其首,而论人论世,也以“文”为评判标准。如《八佾》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公冶长》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宪问》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又《泰伯》曰:“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文”、“文章”,既表现为一种道德修养,也表现为对礼乐文化的修习。在这里,“文”、“文章”虽然不能等同于今日之“文学”,但今日之文学实已包含在其中。
        孔子以其好学不倦,而自诩其文,所以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当处匡之危境,仍深信自身担负的“文”之使命。他修订、整理“六经”,正是其“文”的体现。而孔子弟子,也认为孔子之“文章”最为可观,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 公冶长》)孔子之“文章”,基于弸中彪外的表现,最是耀艳深华,而对其弟子之教学,也以“文”为首,所以,其弟子最易闻见。
        孔子把对“文”的重视,贯彻到学习的实践中,其教子弟学诗,正体现了这一点。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强调学诗的重要性,几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不学诗,则不足以言,如面壁而立,不知方向。而诗之功用,又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博物之多途。兴是一种启发、鼓舞、感染的作用,观即认识社会现实,考察社会政治制度、民俗风情善恶厚薄的作用;群指相互感染和互相提高。怨指批评和讽刺社会丑恶。兴、观、群、怨的具体化便是事父、事君、博物,所以,孔子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归根结底,学诗必须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目的相结合。
        孔子强调文学的实用目的,所以十分重视文学的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文学的内容,应该是纯正无邪、不过淫、不伤和的。即一种合于中庸的和谐之美,这种和谐之美,在《礼记·经解》中表达为“温柔敦厚”的“诗教”。
        孔子基于对文学内容的实用目的的考虑,追求一种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论语·八佾》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雍也》载:“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善是对质,即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内容的要求;美是对文,即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的要求。二者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才为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若其中一胜一劣,即伤斯文。具体说,就是形式足以最充分地表现出善的内容,如果不能充分地表现内容,就是形式未尽其美。所以,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经籍纂诂》曰: “达,通也。”通达通畅,而无滞碍。孔子此言,可以证之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一段话,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足言足志,则以行远、必然是美丽之文。孔子以“辞达”、“足言”、“足志”规范文学形式,认为非文辞则不足以有功用,因而慎重其文辞,这是对文学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最高要求。苏轼对此认识得最为清楚,他说:“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加矣。”(《答王庠书》,见《苏轼文集》)又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 ‘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 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见《苏轼文集》)苏轼指出孔子之辞达而已,不是忽视文学形式的重要性,而是对文学形式表现内容提出的最高要求,这是极准确的。
        孔子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集大成的人物,他关于文学的观点,当然也成了后代理论家建立其论点的基础和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