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民族精神救国

        孙中山在1924年“三民主义”第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尚书》所载尧的时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和谐)。他的平沦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渐扩充到百姓,使万邦协和,黎民于变时雍,岂不是目前团结宗族造成国族以兴邦御外的好榜样吗?”这段话,是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倡导用民族精神救国时讲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又称为“国族主义”。他认为:“中国人民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义义,没有国族主义。”(《孙中山选集·民族主义第一讲》)我们国家,从一国来说是“一盘散沙”,但从家族和宗族来说,就非常团结,往往为保护自己的宗族,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这是中国社会的固有传统。因此,要用民族精神救国,应向尧学习,利用中国固有的家族、宗族观念和组织,先从一姓、一乡、一县做起,然后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先实现各姓的团结,然后再由有关系的各姓结合起来,最后形成中华民国的大国族(参见《孙中山选集·民族主义第五讲》)。
        孙中山寓国家的团结于宗族团结之中,把国家的问题转化成民族的问题,并从宗族进而落实到家族这一基本的社会组织关系上,与孔孟寓治国与家族、宗族生活的政治思路是一致的。孔子的仁学的基本思路,就是调整贵族集团之间的亲和关系、以替代礼崩乐坏的秩序。孟子则以“孝悌之道”作为实现天下大治的基础。孔孟孙三人都把治国问题最终落实到治家问题,用宗族血亲宗法的纽带以实现国治或救国的目的。
        在如何实现以民族精神救国问题上,孙中山主张恢复中国旧有的旧道德。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起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些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孙中山选集·民族主义第六讲》)
        孙中山认为,有的人认为到了民国了,便可以不讲忠字,这是误解。虽说忠君是不可以,便忠于民、忠于事当然可以。“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同上)今天还是要讲忠,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的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样实行,便可以知道。”(同上)
        “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止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同上)
        孙中山的结论是,中国这些旧道德是特别好的道德,“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同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旧道德不但是儒学倡导的内容,更是儒学的精义。所以恢复旧道德,也可以说是复兴儒学,不过孙中山先生在新文化如此盛行的士风中不便直言罢了。但即使不便直言,也已对醉心新文化而排斥儒家道德之学的人给了应有的训斥,并把恢复旧道德提到恢复民族地位的高度,可见孙先生不失中华民族之大本,高屋建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