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汤文武“无怍于民”

        孙中山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划分为“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孙中山选集·民权主义第一讲》)。他认为在君权时代后期,由于“科学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 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是不合理的(同上)。孙中山所说这个君权时代后期,人们的觉悟状况,有些近似于中国晚明三大儒的看法。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民权革命。但在孙中山看来,民权时代的到来虽是历史的必然,但在中国古代,是有人主张过民权的。那个“有人”就是孔子和孟子。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还以为不能做到。”(同上)
        说孔孟在二千多年前主张民权,这个结论虽说是个学术问题,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孙中山认为判断一个时代是民权还是君权,其主要不是看政权的组织形式,而是看实际上谁在那里说了算,是谁做主,是为谁谋福利,家天下是君权的实质,而为民谋福利的政权则是民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认为尧舜的时代,虽名义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
        孙中山是在寻根,不能简单地把他的上述认识理解为托古改制,孙中山是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寻找有利于今天政治革命的根据。在理性考察历史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实在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其余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尧舜禹汤文武“上无愧于天,下无怍于民”(《孙中山选集·民权主义第五讲》)。孙中山总结道: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令我们几千年之后都来歌功颂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两种特别的长处:第一种长处是他们的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第二种长处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人民爱物’,‘视民如伤’,‘爱民如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同上)。在孙中山心目中,尧舜禹汤文武这种政治状况是最理想的,那就是‘道德”和“本领”的完美结合。有道德能为民谋幸福,有本领能做成好政府,实现为民谋幸福的目的。但“中国几千年,只有这几个皇帝令后人崇拜”,其余的“是没有本领,没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虽然没有本领、没有道德,但是很有权力。如西蜀的阿斗,他是很庸愚的,没一点能力,但辅佐他的诸葛孔明是有道德有才能的人,阿斗虽无能,但有权,诸葛孔明虽有德有能,但无权。好在阿斗把什么政事都托付给诸葛孔明去做。这倒给孙中山一个启发:有权的人不一定有德,但可以把政事托付给有德有能的人去管理,权能分离,这种状况可能正是中国要实行的民权的状况。

孙中山《建国方略》

        孙中山无疑在总结历史中受过孟子“民权”思想的启发,认为民应执掌天下的政权,有德有能的人,也可以称为“先知先觉”和部分“后知后觉”的人执掌天下的治权。政权(即民权)归民,治权(也就是政府权)归有知识有道德的士人这本是从孟子思想中推出的必然结论,孙中山无疑可以直接拿来。他认为:实行共和政体,以民为主,那就是说,中国有四万万人有权力。这四万万人是些什么人呢? 就政权一方面来说“照我看来,这四万万人都是阿斗”。四万万人多数是不知不觉的人,少数人是诸葛孔明。所以政权与治权要分开,政权就是民权,治权就是政府权。阿斗有政权,诸葛孔明有治权。掌握治权的人大多是专门家,也就是有特长的知识分子。
        近数十年来,港台两地涌现出几位以弘扬儒家学术为己任的前辈学者(他们的学说亦称为第三期儒学)。他们认为,中山先生的政权与治权划分为儒学政统的继续提供了理论前提。顺着这个划分,可以讲政道和治道。治道是安排治权的轨道,政道是安排政权的轨道。政道是几千年儒学的弱点,没有形成客观法制化,也就是没有形成近代民主政体。所以从政道中开出民主政体是儒学近期的任务之一。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完成民主建国的大业,不但是辛亥革命以来志士仁人舍命以求其实现的目标,而且正是晚明三大儒要求由内圣转出外王事功的一大关键所在。如果再说得远一点,二千年来儒家”由内圣通外王”的理想,亦正须落在民主政体建国这个关节上,才能豁然贯通,以获得充分的实现。(参见蔡仁厚《中国文化月刊》(创刊号),《新儒家的精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