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道义:史学应成为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载体
《易经·大畜·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就是说,史学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情操,增长人们的才识,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史学的教育功能,历来都受到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的重视。史学的教育作用是多方面的,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发挥得最出色的是对儒学礼教、封建伦理道德的宣传。可以说,中国历代的大多数史家的史学研究,都有意识地通过对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例的记载,同时为人们提供一部生动的儒家思想、道德伦理的教科书。因此,以史道义,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特有功能。
《春秋》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儒学经典。孔子修《春秋》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正名”(《论语·子路》)。春秋以来,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统治阶级内部相争相克愈演愈烈,以至臣弑君、子弑父的行为越发严重,孔子认为之所以社会出现了这些现象,关键就在于人们无视名分的道德要求,因此拨乱反正当自正名始。通过正名,使社会各阶层按照名分所涵的道德义务,把自己的行为纳入一定的秩序范围,以实现国治民安。为达此目的,孔子把修《春秋》作为教育人们的手段。《庄子·天下篇》说“《春秋》以道名分”,十分准确指出了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正名在《春秋》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尊王攘夷,以及对一切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象做出批判以申明大义。
司马迁的思想虽然带有汉初兼收并蓄、融众家所长于一体的特色,但他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儒学的伦理纲常。他对孔子借史明义的道德教育观,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评论《春秋》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贼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的“王道”,实指维系封建统治秩序和人伦关系的“礼义之宗”。司马迁认为通过史学的教育功能,对各阶层成员的行为从伦理道德方面加以约束和影响,可以起到自觉地消弭各种违反礼教行为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 自序》中明确提出,要撰述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历史,在撰述中要“明”帝王之“圣德”,“述”王侯将相之“功业”。司马迁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为西汉政权树立丰碑,其目的也是要维护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可见司马迁撰写《史记》,除吸取历史借鉴外,也以教化训诫为其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所以后人称他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戒,为后世之楷模也”(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训》)。
班固是一位典型的正统史学家,他在《汉书》中对儒学思想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为了保证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班固特别强调儒学所倡导的等级制度。在政治上“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汉书·游侠列传》)。在经济上“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等差”(《汉书·货殖列传》)。只有严格维护这种政治上、经济上的等级制度,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志定,上下相顾而庶事理”。班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极力推崇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礼乐制度,他把儒家经典视为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把礼乐教化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他在《汉书·礼乐志》中详细记载历来制礼作乐的情况,以及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等人有关礼乐的议论,强调“《礼》、《乐》之用为急”,“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并认为礼乐制度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危及封建统治,“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斗争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汉书·礼乐志》)。因此,班固认为要想国泰民安,封建秩序井然,关键是要向人们灌输儒学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和礼乐教化,这也是衡量政治得失的标准。“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汉书·食货志》),首先是使民安居乐业;其次是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实;再次是教化,使民知礼守法。
封建礼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称之为“名教”,史家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名教”,或有益于“风化”的要求。刘勰说史学具有“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文心雕龙·史传》)的功能。刘勰认为史学劝善惩恶,就是对世人施以教化,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他所谓良好的世风,就是指要符合名教的要求,他从儒家维护封建社会夫权思想出发,在《史传》中批评司马迁、班固为吕后立纪。袁宏在《后汉纪·自序》中说:“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名教的核心是什么? 袁宏说得最明确,就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君臣父子关系(《参见《后汉纪》卷二六)。名教思想,可以说是自魏晋至隋唐时期门阀地主的最高道德原则,也是这个历史阶段史家最主要的史学教育功能观。唐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说史书的作用就在于“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唐太宗曾极力推崇荀悦的《汉纪》,因为他认为《汉纪》很好地体现了名教思想,他说《汉纪》“议论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旧唐书·李大亮传》)。杜佑著《通典》二百卷,其中讲礼者就占了一半。礼,正是名教在行为上的具体规范。
北宋欧阳修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史学家,而首先是一位儒学家。他把儒学的伦理道德观放在他史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在他参撰的《新唐书·高祖纪赞》中,提出“有德则兴,无德则绝”的观点,他的以史道义的史学功能观,则集中体现在他个人撰写《新五代史》里。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刻意效法《春秋》,主张“道德仁义,所以为治”(《新五代史·王守恩传论》)。唐末五代时期,藩镇相攻,干戈不息,政治混乱,法制废弛,道德风尚败坏不堪。欧阳修曾经感慨地说:“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新五代史·一行传序》)《晋人家传》亦慨叹五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在经过这种严重破坏之后建立起的宋王朝,势必要在各个方面进行整顿。因此作为维系封建秩序的精神武器——儒家的伦理道德、礼义名节,便为当时统治阶级所重视和提倡。欧阳修利用历史来宣扬伦理道德,并把它提到关系国家治乱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欧阳修针对五代之弊,提出“礼义廉耻”的道德准则,他在《新五代史·冯道传论》中,猛烈抨击不顾名节、历相四朝的冯道是个没有廉耻的人,同时又引五代小说中王凝妻李氏因旅店主人拉了一下她的手,她便愤而引斧断臂这件事反复论说,目的是警诫那些“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的士人,教育人应忠于一主,不可失节。在《新五代史·唐六臣传》中,欧阳修特意描绘了朱温篡唐时,唐朝大臣张文蔚、杨涉、薜贻矩等人亲奉传国宝,靦颜事梁的丑态。欧阳修认为“君父”是“人伦之大本”,“忠孝”是“臣子之大节”(《新五代史·唐家人传论》)。尽管他深恶以臣弑君的朱温,但对朱温的儿子朱友珪以子弑父同样深恶痛绝(《新五代史·梁家人传论》)。在贬斥奸恶的同时,欧阳修更注意表彰符合封建伦理道德之人,如他表彰后梁的王彦章、后唐的裴约、南唐的刘仁瞻的事迹,赞扬他们是难得的忠臣。理学家空喊三纲五常,不如欧阳修用生动的历史事实来得有效。所以,到了南宋以后,北方金朝学令不用薛居正的《五代史》,只用欧史。南宋王朝理学盛行,要维护封建礼教,当然也是独尊欧史。欧阳修治史,充分体现了儒家以史道义的精神,更符合封建政权的需要,对于培育一代士风,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学家,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的核心同是一个“礼”字。他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以史道义的史学功能观者,他在《通鉴》中反复宣扬的是所谓“礼治”的道德决定论。他在《通鉴》中所发表的二百多则史论,绝大部分都是从各个角度来阐述礼乐教化。司马光在《通鉴》开头就提出了“礼为纲纪”的论点,把礼看作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国家的治乱、历史人物的功过,都以礼义道德为决定的标准。书中对具体史实的记载也大都以此为尺度。在宋代,史家们越来越重视史学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的功能,宋代史学充斥着为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的精神。朱熹在谈到他所著的《通鉴纲目》的作用时曾颇自得地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既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由于《通鉴纲目》的思想内容比之《通鉴》更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加上朱熹在思想界的崇高地位,此书在元、明、清诸朝都受到高度的重视,被钦定为历史教科书,清康熙时又被钦定为考试策论的标准,确实起到了朱熹预想的功效。
利用史学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是中国史学家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史学功能目的观的一项具体表现,即便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也主张史学应“维持名教”。对史学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的郑樵亦同样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著书的目的在于维持名教,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以史道义,宣扬儒学倡导的礼教已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一直影响到清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浙东史学的殿军章学诚。章学诚曾毫不掩饰地宣扬“史志之书,其所以有裨风教者”,就在于它能“传述忠孝节义”,“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住”(《文史通义》外篇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可见章学诚对史书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功能所寄托的希望是何等之大。因此,在他看来,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史鉴,宣传忠于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自然就成为封建史家天经地义的职责了。
诚然,中国史家在史学中强调教化作用,表彰或谴责统治者循礼或失礼的行为,有些是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一代社会治乱与国计民生的问题,其中也有积极的因素。但把礼乐教化、名分纲常看作决定国家兴衰的主要因素,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而在史书中渲染所谓节妇烈女的事迹,更对封建礼法演变成吃人礼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由于中国史家受其封建地主阶级立场的局限,不能突破儒家伦理纲常观念的规范所所致。他们力主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目的仍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他们所经的是封建社会之世,所致的是封建社会之用,封建史家是不可能超越时代限制的。
《春秋》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儒学经典。孔子修《春秋》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正名”(《论语·子路》)。春秋以来,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统治阶级内部相争相克愈演愈烈,以至臣弑君、子弑父的行为越发严重,孔子认为之所以社会出现了这些现象,关键就在于人们无视名分的道德要求,因此拨乱反正当自正名始。通过正名,使社会各阶层按照名分所涵的道德义务,把自己的行为纳入一定的秩序范围,以实现国治民安。为达此目的,孔子把修《春秋》作为教育人们的手段。《庄子·天下篇》说“《春秋》以道名分”,十分准确指出了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正名在《春秋》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尊王攘夷,以及对一切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象做出批判以申明大义。
《史记》(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
《汉书》(北宋刻递修本)
司马迁的思想虽然带有汉初兼收并蓄、融众家所长于一体的特色,但他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儒学的伦理纲常。他对孔子借史明义的道德教育观,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评论《春秋》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贼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的“王道”,实指维系封建统治秩序和人伦关系的“礼义之宗”。司马迁认为通过史学的教育功能,对各阶层成员的行为从伦理道德方面加以约束和影响,可以起到自觉地消弭各种违反礼教行为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 自序》中明确提出,要撰述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历史,在撰述中要“明”帝王之“圣德”,“述”王侯将相之“功业”。司马迁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为西汉政权树立丰碑,其目的也是要维护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可见司马迁撰写《史记》,除吸取历史借鉴外,也以教化训诫为其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所以后人称他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戒,为后世之楷模也”(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训》)。
班固是一位典型的正统史学家,他在《汉书》中对儒学思想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为了保证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班固特别强调儒学所倡导的等级制度。在政治上“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汉书·游侠列传》)。在经济上“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等差”(《汉书·货殖列传》)。只有严格维护这种政治上、经济上的等级制度,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志定,上下相顾而庶事理”。班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极力推崇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礼乐制度,他把儒家经典视为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把礼乐教化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他在《汉书·礼乐志》中详细记载历来制礼作乐的情况,以及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等人有关礼乐的议论,强调“《礼》、《乐》之用为急”,“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并认为礼乐制度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危及封建统治,“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斗争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汉书·礼乐志》)。因此,班固认为要想国泰民安,封建秩序井然,关键是要向人们灌输儒学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和礼乐教化,这也是衡量政治得失的标准。“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汉书·食货志》),首先是使民安居乐业;其次是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实;再次是教化,使民知礼守法。
欧阳修(1007—1072),广陵吉水(江西吉水县)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诗文革新运动领导者。
封建礼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称之为“名教”,史家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名教”,或有益于“风化”的要求。刘勰说史学具有“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文心雕龙·史传》)的功能。刘勰认为史学劝善惩恶,就是对世人施以教化,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他所谓良好的世风,就是指要符合名教的要求,他从儒家维护封建社会夫权思想出发,在《史传》中批评司马迁、班固为吕后立纪。袁宏在《后汉纪·自序》中说:“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名教的核心是什么? 袁宏说得最明确,就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君臣父子关系(《参见《后汉纪》卷二六)。名教思想,可以说是自魏晋至隋唐时期门阀地主的最高道德原则,也是这个历史阶段史家最主要的史学教育功能观。唐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说史书的作用就在于“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唐太宗曾极力推崇荀悦的《汉纪》,因为他认为《汉纪》很好地体现了名教思想,他说《汉纪》“议论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旧唐书·李大亮传》)。杜佑著《通典》二百卷,其中讲礼者就占了一半。礼,正是名教在行为上的具体规范。
北宋欧阳修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史学家,而首先是一位儒学家。他把儒学的伦理道德观放在他史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在他参撰的《新唐书·高祖纪赞》中,提出“有德则兴,无德则绝”的观点,他的以史道义的史学功能观,则集中体现在他个人撰写《新五代史》里。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刻意效法《春秋》,主张“道德仁义,所以为治”(《新五代史·王守恩传论》)。唐末五代时期,藩镇相攻,干戈不息,政治混乱,法制废弛,道德风尚败坏不堪。欧阳修曾经感慨地说:“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新五代史·一行传序》)《晋人家传》亦慨叹五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在经过这种严重破坏之后建立起的宋王朝,势必要在各个方面进行整顿。因此作为维系封建秩序的精神武器——儒家的伦理道德、礼义名节,便为当时统治阶级所重视和提倡。欧阳修利用历史来宣扬伦理道德,并把它提到关系国家治乱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欧阳修针对五代之弊,提出“礼义廉耻”的道德准则,他在《新五代史·冯道传论》中,猛烈抨击不顾名节、历相四朝的冯道是个没有廉耻的人,同时又引五代小说中王凝妻李氏因旅店主人拉了一下她的手,她便愤而引斧断臂这件事反复论说,目的是警诫那些“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的士人,教育人应忠于一主,不可失节。在《新五代史·唐六臣传》中,欧阳修特意描绘了朱温篡唐时,唐朝大臣张文蔚、杨涉、薜贻矩等人亲奉传国宝,靦颜事梁的丑态。欧阳修认为“君父”是“人伦之大本”,“忠孝”是“臣子之大节”(《新五代史·唐家人传论》)。尽管他深恶以臣弑君的朱温,但对朱温的儿子朱友珪以子弑父同样深恶痛绝(《新五代史·梁家人传论》)。在贬斥奸恶的同时,欧阳修更注意表彰符合封建伦理道德之人,如他表彰后梁的王彦章、后唐的裴约、南唐的刘仁瞻的事迹,赞扬他们是难得的忠臣。理学家空喊三纲五常,不如欧阳修用生动的历史事实来得有效。所以,到了南宋以后,北方金朝学令不用薛居正的《五代史》,只用欧史。南宋王朝理学盛行,要维护封建礼教,当然也是独尊欧史。欧阳修治史,充分体现了儒家以史道义的精神,更符合封建政权的需要,对于培育一代士风,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
司马光(1019—1086),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撰有名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学家,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的核心同是一个“礼”字。他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以史道义的史学功能观者,他在《通鉴》中反复宣扬的是所谓“礼治”的道德决定论。他在《通鉴》中所发表的二百多则史论,绝大部分都是从各个角度来阐述礼乐教化。司马光在《通鉴》开头就提出了“礼为纲纪”的论点,把礼看作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国家的治乱、历史人物的功过,都以礼义道德为决定的标准。书中对具体史实的记载也大都以此为尺度。在宋代,史家们越来越重视史学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的功能,宋代史学充斥着为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的精神。朱熹在谈到他所著的《通鉴纲目》的作用时曾颇自得地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既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由于《通鉴纲目》的思想内容比之《通鉴》更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加上朱熹在思想界的崇高地位,此书在元、明、清诸朝都受到高度的重视,被钦定为历史教科书,清康熙时又被钦定为考试策论的标准,确实起到了朱熹预想的功效。
利用史学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是中国史学家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史学功能目的观的一项具体表现,即便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也主张史学应“维持名教”。对史学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的郑樵亦同样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著书的目的在于维持名教,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以史道义,宣扬儒学倡导的礼教已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一直影响到清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浙东史学的殿军章学诚。章学诚曾毫不掩饰地宣扬“史志之书,其所以有裨风教者”,就在于它能“传述忠孝节义”,“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住”(《文史通义》外篇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可见章学诚对史书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功能所寄托的希望是何等之大。因此,在他看来,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史鉴,宣传忠于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秩序,自然就成为封建史家天经地义的职责了。
诚然,中国史家在史学中强调教化作用,表彰或谴责统治者循礼或失礼的行为,有些是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一代社会治乱与国计民生的问题,其中也有积极的因素。但把礼乐教化、名分纲常看作决定国家兴衰的主要因素,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而在史书中渲染所谓节妇烈女的事迹,更对封建礼法演变成吃人礼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由于中国史家受其封建地主阶级立场的局限,不能突破儒家伦理纲常观念的规范所所致。他们力主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目的仍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他们所经的是封建社会之世,所致的是封建社会之用,封建史家是不可能超越时代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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