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崇儒:史学以宣扬儒学为己任

        尊孔崇儒,史学以宣扬儒学为己任,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而这一传统的奠基者,当首推司马迁。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政治上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加强,汉初对思想界的放任态度已为政治形势所不容,而需要在思想上定于一尊。《春秋》公羊学迎合了这种政治需要,董仲舒从《春秋》大一统出发,向汉武帝提出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而且要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即建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汉武帝接受了他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一局面形成后,儒家思想进入史学领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司马迁对待孔子和儒学的态度,集中反映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是“继《春秋》”为己任,二是对儒家六经的全面推崇。司马迁对《春秋》的看法直接渊源于孟子。孟子认为孔子所修的《春秋》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目的是要针砭时事以垂法后人。孟子还强调《春秋》所重的不是史事,而是孔子加进去的“义”(参见《孟子·滕文公下》、《离娄下》),这就要求人们不能将《春秋》当作普通的史书,而要特别重视其中所曲折表达的孔子的政治观点和理想,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孟子的论述,大大提高了《春秋》在儒学中的地位,说明了《春秋》所包含的孔子的观点具有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非凡作用。也说明了精深的义理乃是史书灵魂所在这一深刻的道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非常鲜明地宣告自己直接继承孔子的事业。他接受并发挥了孟子的论点,首先,司马迁认为《春秋》“是王道之大者”,“《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即认为《春秋》是治国的纲纪。其次,司马迁认为《春秋》体现了儒家礼义、伦理的准则:“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司马迁不但高度赞扬《春秋》,表明他要自觉地继承和弘扬孔子的事业,而且在《太史公自序》中还表示自己尊崇六经。在别的篇章中,司马迁全面论述六经,高度评价它们对于社会和人伦关系的作用。如他在《司马相如传赞》中在分析六经的作用之后所作出的论断:“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义。”可见司马迁是全部深晓儒家经典的睿哲。所以,直到清末,龚自珍仍称司马迁为“汉大儒司马氏”(《陆彦若所著书序》)。近代梁启超也说:“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读书分月课程》)
        因为思想上尊孔崇儒,也就很自然地影响到了司马迁的史学实践。首先,在《史记》体例上有着充分的表现:第一,把并非王侯的孔子列入世家,并尊其为“至圣”。第二,为孔子的弟子设立合传,共载孔门弟子七十七人,详述二十九人,略记四十八人,以表彰“孔子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历义”。第三,把孔门大儒孟子,荀子单独另立《孟子荀卿列传》。第四,为汉初孔门后学立《儒林列传》,记载汉儒五十三位,重点介绍十位经师。通过以上各传的设立,司马迁比较系统地记载了自孔子到西汉中叶的儒学发展的概况,生动地再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事迹,实际构成了一部最早的儒学史,并以此显示出儒学繁盛的特殊地位。
        其次,司马迁把儒家经典作为考订史料的标准,“夫学者载籍极博,犹须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凡符合六经记载者,则作为可信史料使用,不合六经记载者,则指为不雅训。如《山海经》不属六经,司马迁则说“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又如司马迁认为当时流传的《五帝德》、《帝系姓》等著述的思想倾向与《春秋》、《国语》这些经典一致,于是便“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之首”(《史记·五帝本纪》)。
        再次,司马迁把是否符合儒家思想作为收录历史人物作品、记载历史人物的标准。如《史记》中很少收录文人的作品,但对司马相如却情有独钟,司马迁解释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司马相如的作品合于“《诗》之风谏”(《史记·司马相如传》),所以收录了他的不少作品。又如司马迁认为六艺有益于治道,而滑稽言谈中理,亦有益于治道,故设立《滑稽列传》以集中记载其人其事(见《史记·滑稽列传》)。
        再次,司马迁运用儒家思想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他或者直接引用孔子言论及儒家经典之文来评人论事,或用儒家的道德观、价值观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分析历史现象的依据。引用儒家言论和运用儒家的道德观来评人论事的例子在《史记》中随处可见。其中司马迁在价值观上深受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而又有所变化。司马迁在《史记》中一方面吸收了孟子重义轻利思想的积极成分,来反对统治者对人民的深重盘剥,如司马迁曲折地指斥汉武帝与民争利,行“平准”之法,尽笼天下货物,这是造成当时社会危机四伏的原因(参见《史记·平准书》)。另一方面,他又运用了孔子思想中曾有的使民“富之”(《论语·子路》)的主张,提出他的富民论。在义利价值观上,司马迁没有一边倒,他只是反对导致社会动乱的上下交征利,并不否认追求富利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班固指斥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是“崇势利,羞贫贱”,正好反衬出司马迁的可贵之处。
        司马迁尊孔崇儒,从思想上和史学实践上都自觉地把宣扬儒学作为已任,在史学史上影响深远。尽管司马迁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悖于儒家正统思想,但他第一个从历史的角度确立了孔子的地位,肯定了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一个将儒家正统思想引入了史学领域,并就如何运用儒家思想为指导写作史书,如何在史书中宣传儒家思想作出了示范。从此,尊孔崇儒便和中国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司马迁之后,中国历代史家著史,无不尊孔崇儒。宣扬儒家思想成了每一个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儒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内涵总是有着不同的变化,与此相应,利用史学尊孔崇儒、宣扬儒学,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史家那里,又都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时的墨迹

        中国封建正统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是班固所著的《汉书》,班固同样是既用儒家思想作为写作《汉书》的指导思想,又利用《汉书》宣扬儒家思想,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伦常。《汉书》的表、志序言,纪、传赞语,常原儒家经义,尤以引用《论语》为最多。后人说《汉书》“宗经矩圣”,正概括出了它的这一特点。由于班固所处的时代不同,因而他在尊孔崇儒的问题上也与司马迁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班固所尊崇的儒学是体现能维护当时封建等级制和君主集权专制制度的统治思想,即以儒家经典为形式,以阴阳灾异说和谶纬神学为内容的官方儒学,这种儒学也即是当时的正统儒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班固建立正闰史观,并把论载天人感应当作《汉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二是班固继承了司马迁创造的体制,宣传儒学的形式,但却抛弃了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和批判精神。班固批评《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赞》),他的《汉书》,处处把儒家经典奉为至尊。班彪批评《史记》“成一家之言”,是不“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汉书·班彪传》)。班固承袭父旨,也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班固的《汉书》,论人评史,始终坚持以儒家正统思想为依归。班氏父子是儒家的正统学者,当然容不得司马迁的史学中的进步性和战斗性。王充说:“班叔皮读《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论衡·超奇》)这种甲班乙马之论主要是从对待儒学正统思想的态度来评价的,同时也反映了《汉书》在正统史学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儒家思想不仅成为史家选择材料、收录和褒贬人物的标准,也是他们捍卫正统、排斥异端的有力武器。例如《后汉书》作者范晔生当佛教盛行的东晋南朝时代,又处于儒、佛、道思想斗争极为剧烈的时代。范晔出身儒学世家,他的史著反对佛教迷信,推崇儒学,反映了儒佛斗争这一时代思想潮的特点。所著《后汉书》,“贵德义,抑势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崇经学,扶名教,进处士,振清议”(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范晔在《后汉书》中特别提倡儒学教化和仁义节行,他用儒家思想反佛,并批判东汉统治者的迷信谶纬,因此可以说,他的《后汉书》乃是这一时代思想斗争的产物。以后的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在他们的史著中排击佛道,无不以儒学为其批判的武器。
        尊孔崇儒,宣扬儒学,在著史中贯注儒家思想的指导原则,是中国史著的共同特点。但在不同的时代,因社会的发展、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史家们又往往以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历史观点去注释儒家思想,宣扬在他们看来是所谓的正宗儒学。
        宋朝以儒立国,提倡“右文”致治。而“所谓儒者,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其议论可与谋虑大事,决疑定策”(周必大《平园续稿·朱公(松)神道碑》),故“史者,儒之一端”(《资治通鉴》卷一二三“臣光曰”)。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同时也体现了儒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北宋中期,儒学发生嬗变,理学兴起,《春秋》学再度大盛,阐发六经之意,探寻为史之道,为当时史家风尚。但如何阐发儒家思想,如何以儒学指导著史,则又因人而异了。司马光是正统的儒学家,尊孔崇儒,强调礼乐教化、名分纲纪在他所编著的《通鉴》中自然也随处见,但在有些问题上,却又与传统的正统史学思想相左。例如在史书体裁上,他不取班固的断代体,他认为断代史在当时宋王朝日趋严重的积贫积弱的局势下,不能很好地阐明历代得失,总结统治经验,以便完善当时朝政,巩固封建政权。在历史观点上,主张据事直书,反对正统观念,不取《春秋》褒贬笔法,不取正闰之论。他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民生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而反正也。正闰之际,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资治通鉴》卷六九“臣光曰”)他认为这样做,就会“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同上),也就是说这样做可以避免史家的主观成见,使历史的记载,尽可能符合客观的事实。所谓《春秋》笔法,一直是封建正统史家编修史书时恪遵的大法,而司马光竟然公开声称,他所编修的《通鉴》,在于如实反映历史,使善恶自见,让读者自己从中受到教育。司马光反对正闰史观,主张求实考信的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他不信神鬼怪异之说,所以他在修《通鉴》时,就要助手们除旧史本纪中所载的自然灾害的材料外,其他有关神鬼怪诞的记载,如灾异、符瑞、图谶、占卜等,一概不加采录。《通鉴》中全文录入范缜的《神灭论》和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就足以显示出司马光对鬼神迷信的不相信。
        班固创断代体,宣扬正闰史观,是东汉正统儒学、统治阶级意志在史学领域中的反映。司马光再度光大《春秋》的编年之法,著编年体通史,反对传统的正闰史观,排斥《春秋》笔法,既是社会政治的需要,也是宋代儒学嬗变后给史家带来史学思想的反思。他们的思想和史学实践,都可以在儒学那里找到根据,即便是清初顾炎武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史学,也源出于儒家思想,顾炎武本人也是被公认为清初一代大儒。中国古代的史家,在尊孔崇儒,借史书宣扬儒学这一问题上,目的是一致的,只是各自根据时代政治的需要,根据自己对儒学的理解,作出不同的反映而已。总而言之,儒学对中国史学的进步起着积极的影响,史学指导思想以儒学为宗,史家以史道义,在史著中宣传儒学,弘扬儒学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