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的产生及史官制度的建立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史学的发生、发展。中国文字创始于什么时候,学术界意见尚不一致。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文字,是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但殷墟甲骨文属于殷商后期,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必然远在甲骨文之前,郭沫若说:“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 我认为,这可以以西安半坡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认为,这也是汉字发展的历史。”(《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根据传说,汉字为五千年前黄帝时代的仓颉、沮诵所创造,因此古籍所载的中国最早的史官,是传说中的仓颉、沮诵。如《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世本·作篇》、《鹖冠子·王铁》、《吕氏春秋·君守》、《说文解字·叙》等均作如是说。事实上,汉字的创造,绝非一人一时之作,如果说仓颉、沮诵创造汉字,那他们是先民从众多的汉字发明者中找出的作为纪念和表扬的代表,至多也只能说他们在先民创造的基础上做了规范化的工作而已。古人承认仓颉、沮诵是史官,恰恰说明了史学与史官的产生同时。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夏代应当有了广泛应用的文字。夏代进入了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正式确立了帝王世袭制度,设官分治其统治区域,有了刑法,有了礼仪制度,要说没有文字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夏代有国家机构性质的史官,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如《吕氏春秋·先识》就载有夏末时一位叫终古的太史令的故事,说夏桀暴虐无道,贪乐纵乐,终日不理朝政,于是“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奔如商”。终古哭着苦苦劝谏,桀不但不听,反而责骂他多事,终古只好抱着典籍逃离夏后投奔商汤了。夏代的太史令是记事的史官,兼管天象、历法,也是谏官。夏代还设有掌管天文的史官羲和。《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夏代仲康时的羲和是个贪杯的酒鬼,经常擅离职守回家喝酒,结果未能及时地观测出日食,引起“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的混乱局面。事后仲康命令��候率兵前去观象台征讨他,把他按罪正法了。
        商代设置史官,则更无疑问,今天看到最早的“史”字,就在甲骨文中。除“史”字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史官名称有“乍册”、“尹”等字。“乍册”,史籍多称“作册”,后世称为太史。作册的职务一是掌握刀笔,记录王言,刻写卜辞,制作策命。乙辛卜辞《前》4·27·3说:“王其宁小臣 , 乍册商□□,王弗每。”意即作册受王命赏赐小臣舍,并把这一史实制成策命,刻在甲骨上。二是记录王事活动,编写典章史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典是放在书架上的竹简,册是用绳子编着的竹简。这里说的典册,就是指作册官记载殷商祖先推翻夏王朝的历史文献。三是保管典章文书,并可按照王朝的典章制度力谏劝阻祭祀、典礼、册命等重大活动中的越规事宜。例如帝乙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启,小子叫受。启虽是长子,但不是王后所生、属“庶子”,受虽是小儿子,可他是王后所生,为“嫡子”。帝乙很喜欢启,欲立启为太子。太史官知道此事后,极力劝阻,认为这是嫡庶不分,不符合先祖们创立的宗法制度。帝乙没有办法,只好遵制立受,封长子启于微。受就是后来的殷纣王,启就是人们说的微子启。这次劝谏虽然成功,但给殷商王朝造成的却是无法换回的、极为悲惨的损失。商代史官的名称还有“内史”。内史又称守藏史,是一种专门管理典册的官,类似后世和近代的档案馆负责人。传说篯铿即彭祖曾任过商朝的内史(见旧题刘向《列仙传上》、葛洪《神仙传一》、干宝《搜神记》及成玄英《庄子·逍遥游疏》、陆德明《释文》引《世本》),《吕氏春秋·先识》说商末的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图法即典册,商王朝的典章制度、法规。商代史官的这些职称,直到西周初期还在沿用着,西商金文里就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作册尹”、“内史尹”等称呼。据王国维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所以有“作册尹”、“内史尹”的职称(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卷六)。
        到了周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的繁多,国家机构也在增加、完善,于是史官也逐渐有了明细的分工,史官制度也得以确立。周代的史官名称颇杂,诸如太史、内史、外史、小史、左史、右史、御史等。《尚书·酒诰》中还有“太史友”、“内史友”之称。内史又分作册内史、作命内史、作册尹、内史尹等。从周朝开始,不仅王室有史官,各诸侯国也设史官。如鲁国有太史(参见《左传》文公十八年、昭公二十年、哀公十一年,《国语·鲁语》),郑国有太史(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昭公元年),齐国有太史、南史(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国、晋国有左史(参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国语·楚语》及《左传·襄公十四年》),赵国、秦国、韩国有御史(参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策·韩策》),秦国还有内史(参见《史记·秦本纪》),晋国还有董史(参见《左传·昭公十五年》)。有的诸侯史官还是周王赐予的,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伯禽在周初受封于鲁,周王就给他带去了“祝、宗、卜、史”。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王室和各国史官有名可考者有数十人之多,这些史官的职业都是世袭的。据《史墙盘》和同组铜器铭文所载,微氏家族就是世代的史官,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述其父司马谈之言说:“余先世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