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佛学

        儒学与佛学的关系,是有排斥有吸收、明排斥暗吸收的关系。为了防止佛学冲击儒学,争夺儒学正统地位,儒学家们经常批判、排斥佛教;但佛学毕竟是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形态,它与儒学相比,双方互有短长。所以,具有开放特性的儒学在排斥中又努力吸取佛学。既有被动的受容,也有主动出击的取经。儒学对佛学的吸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哲学。佛教哲学以现象背后的“本体”以及“佛性”心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抽象思维水平比较高。而儒学立足于现实的人间社会,强调“以修身为本”,化民成俗,改良政治,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较少哲理思辨。儒道合流的玄学在克服儒学这一缺点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但儒家哲学体系的完整建立还是受惠于佛学。周敦颐、邵雍吸收了佛老思想,构筑了儒学的宇宙观,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佛教华严宗关于本体和现象的“四法界”说,认为在千差万别的现象世界(“事法界”)的后面,有个具有同一性的本体世界(“理法界”),理渗透于事,事渗透于理,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理是一个整体,体现在每一事中,理与事的关系是“理一分殊”的关系。这一观点被二程和朱熹所吸收,成为理学的思想来源之一。二程所说的“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朱熹所说的“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均取自华严宗的“万理归于一理”、“无尽事理同一性故”的“理事说”。他们把“真如”、“佛性”等宗教词汇哲学化了的“理”(又称“天理”)作为最高哲学范畴,建立了一个永恒存在的“天理”生成一切,支配一切,人人必须顺理而行;包括自然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在内的理学体系,把中国哲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禅宗论述宇宙本体与主体心性关系的顿悟说,则是陆王心学的理论来源之一。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心“便是宇宙”,认识了“本心”便认识了“理”和“宇宙”。这种向内追求以“发明本心”,靠彻悟直接认识整体的方法,与禅宗所谓“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则般若生”(《坛经》)、“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同上)的“顿悟”法别无二致。此外,他的自存本心,减除物欲,把一切私念剥落净尽的道德修养法,与禅宗所谓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同上)、“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世界”(同上)的精神也是完全契合的。

山东曲阜孔庙城门

        (2)伦理。佛教伦理的基本精神是戒恶行善,利己利他。它要求佛教徒做到“六度”持戒——遵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戒条;布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慷慨地施舍众生,扶贫解困;忍辱——对一切损害自己的言行,都忍气吞声,毫不动心;精进——努力修行,坚持不懈;禅定——修习佛教思维;智慧——学习佛教义理。这些,都是与儒家伦理基本一致的。但佛教伦理中众生平等、不拜王者等思想又与儒家伦理相冲突。佛教徒在译经、传教过程中,尽量注意避开印度佛教经典上常有的“拥抱”、“接吻”、“丈夫侍侯妻子”等内容,把“母与父”改成“父与母”,增加“孝诸父母”等内容,迎合、调和儒家伦理。中国佛教的伦理观念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丰富了儒家的道德论。理学家们“主静”、“主敬”的道德修养方法就是对佛教禅定法的改造。朱熹强调“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三)。就是受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炼模式影响的结果。佛教伦理对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起过积极作用。康有为把他的最高社会理想“大同”世界与佛教极乐世界并称,用佛教“去苦求乐”的慈悲救世主义作为实现资产阶段改良主义的思想武器。谭嗣同发扬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猛无畏、自我牺牲精神,在顽固派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章太炎则用禅宗“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精神激励人们的革命斗志,改造国民道德,改革封建社会。
        (3)文学。佛教文学为中国文学增添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宗教情趣,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和新的意境。
        中国的翻译文学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翻译的佛经体裁很多,有长篇故事,有小说、戏剧等,而这些体裁在唐代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没有的。
        佛教推动了中国音韵学和诗歌的发展。中国格律诗中平上去入四声的运用,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注音法,都吸收了印度梵声的成果。
        东晋以后,佛学渗入诗歌,表现了命意构思、意境深远的新特色。晋宋之际之大诗人谢灵运,就常常用自然景物创造的意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用“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来表达自己的忧伤。宋代的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人把佛理融入诗歌创作,使诗歌的意境更为幽远。苏轼的名作《题西林壁》从横看侧看所见庐山之形的不同,说明了主体观察角度的局限对认识客体的影响,其中就包含了“彻悟言外”的禅理。
        佛教文学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上天有路,入地有门,表现了浓烈的浪漫色彩。这对克服中国上古文学作品偏重于写实,过于拘谨的弊端,形成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颜之推的《冤魂志》、吴承恩的《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的一些故事,都起源于佛教典籍。
        (4)艺术。佛教宣传十分重视形象思维,通过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手段感化人心。佛教艺术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从洛阳白马寺到厦门南普陀寺,从青海的塔尔寺到西藏的布达拉宫,从西安的大雁塔到南京的报恩寺塔,从山西应县“释迦塔”到北京北海白塔,……一座座具有藏汉风格的佛寺、佛塔,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点缀着祖国的青山绿水。其建筑结构、艺术造型已经达到非同凡响、炉火纯青的境地,既为我们创造、保存了精湛的技艺,又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消化了外来文化,使它变为国中瑰宝的典范。
        佛教雕塑是佛教艺术的集中体现。敦煌莫高窟的彩塑以泥和夹 作成造像,再加色彩,形式多种多样,异常精美壮丽,可谓旷古绝今之杰作。大同云冈的石窟佛像高大、庄严、巍峨,鲁迅曾将它们与万里长城并称为“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的艺术”。龙门石窟的造像躯干硕长,形貌典丽,垂眸微笑,沉雅敦厚,堪称佛教雕塑艺术中国化的典型。
        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梁朝著名画家张僧繇学习印度的凹凸画法,形成了南朝画坛上制作立体绘画的绝技。在《中国书画鉴赏词典》中,隋唐绘画被收录五十个条目,其中佛教壁画就占了一半。在驰名中外的敦煌壁画中,有一幅作于北魏的飞天图,此画鉴先秦两汉描绘云气动势的经验,借飘动的披带和飞舞的动态,绝妙地解决了凌空飞翔这一难度极大的描写,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同时也体现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成果。
        中国佛教音乐家们熔历史悠久的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于一炉,形成了以“悠、和、淡、静”为特征的中国梵乐,以悠远、柔和的形式表现恬淡寂静的主题,温和、典雅,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一部分。
        此外,佛教在医药、武术、气功等方面的成就对于弥补儒家文化的不足,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绘就中华文化五彩缤纷的生动图景,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