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亚洲各国文化

        朝鲜、日本、东南亚及西亚等国的文化都受到中国儒学的影响,同时也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输送了新鲜养料。朝鲜李朝的诗文集《东文集》(用汉文写成)在中国流传了几百年;李朝的《东宝医鉴》,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过突出的贡献。
        日本保存了中国的许多“佚书”,如皇侃的《论语义疏》、孔安国的《古文孝经传》等,于清初输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儒学研究。梁启超留学日本,呼吸了异邦文化的新鲜空气,打破一切义法家法,创造出一种条理分明、辞句浅显、极富感召力的新文体,成了中国文体改革的导师。
        印度婆罗门的“金胎”说传入中国后,促进了中国古代浑天说的形成,汉代“通五经,贯六艺”的张衡就是中国浑天说最著名的代表(参见胡世庆等《中国文化史》下册,306页)。此外,印度数学的百进法和倍进法、医术、制糖术,越南耐旱的占城稻,柬埔寨的象牙、黄蜡,老挝的象马、犀角,泰国的香料、苏木、水稻,缅甸的宝石、玉佛,斯里兰卡的绘画和雕塑,波斯(伊朗)的“马球”体育游戏、乐曲,阿拉伯的椰枣树、茉莉花,印度尼西亚的沉香、檀香、益智仁等药材,东罗马的穿颅术(医术),拜占廷的底也伽(一种解毒药),埃及的琉璃,东非的象牙、香料等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反馈,一一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对于儒学开阔研究视野,发展开放心态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巨龙游四海,长鲸吸百川。中国儒学正是在时刻警惕外来之学的浸染,保持自己独特本质的同时又有条件地容受、吸取了国内外各家各派文化中的丰富营养,不断地充实、发展自己,从而获得了绵久亘长的巨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