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伦理

        儒家正统的政治观,与其正统的伦理观紧密地结合在一块,表现出一种伦理-政治型的文化范式。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时具有与古希腊、罗马不同的特点,氏族社会并没有充分解体。孔子所向往的西周封建社会,带有浓重的氏族制度的色彩,血缘亲族关系是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由家族制发展而来的国家制度中,仍旧保持了家族制度的许多成分。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国家成了家庭(家族)的放大。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亲亲”基础上的“爱人”(即仁),“德政”基础上的“礼治”。仁是心理基础、治世原则,礼是社会制度、具体规范。礼的基本内容是保持封建等级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在国家政权方面,要维护天子的权威,保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家庭关系中,要维护父权和嫡长子继承制。针对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动乱,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张,即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孔子把臣关系与父子关系相提并论,并非偶然。因为孔子认为,“孝悌”是做到“仁”的根本,“忠”与“孝”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孝”属于伦理范畴,“忠”属于政治范畴,但在协调人际关系、维护封建统治方面,二者又是相通的。孝是人的立身之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是“忠”的前提,“忠”是“孝悌”的目的。这样,孔子把“孝悌”这一人人易于接受的观念运用于国家政治领域,把君臣等社会政治领域的规范融进父子、兄弟、夫妇等广泛的亲情关系,这样,就能较好地缓解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维护社会的安定。
        孔子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经历了从先秦的族姓宗法组织到秦汉以后的宗族组织、唐宋以后的姓氏亲族组织、明清以后的乡村宗族组织的演变,但村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细胞群,血缘亲族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层结构。国君(皇帝)是天子,又是全国的“严父”,地方官则常被称作“父母官”。皇帝与臣民、长官与百姓的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关系,而且是一种伦理关系(在欧洲,即使是黑暗的中世纪,君臣间的政治性关系也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天地君亲师”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本位,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相提并论,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人际关系准则。许多政治思想家认为,治国必须以治家为基础。《孟子·离娄上》所提出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就是对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之本质联系的高度概括。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正确处理卿大夫等贵族之家的人际关系,也就具备了治理国家的本领。儒家经典《大学》(《礼记》中的一篇)讲得更为详细、具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公开声明:儒学治学的目的在于修明天赋的善德,正确处理治国安民之事,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大学》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所提出的“三纲”、“八目”清楚地阐述了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加强统治者的个体修养,通过家国同构的通道,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整体效应。
        这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通过后来儒家的发展,日益得到强化。董仲舒明确提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春秋繁露·顺命》)。这样,就把父权、夫权与君权打通,统一于至高无上的“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基义》)张载在其名篇《西铭》中,进一步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家庭的亲爱之情,被扩大到普天之下,要求人们在天、地、人及万物的范围内推行“孝道”,识大体,顾大局,多爱心,善忍耐,从而使封建宗法制度合理化、天然化、永恒化。张载的这一思想受到二程、朱熹等儒学大家的一致赞赏,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正统官方思想。
        这种家国同构、天人合一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是适合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状况的产物,具有整体性、统一性、系统性、有序性等特点,它把整个国家、乃至整个宇宙看作一个整体,以天(命)作为王权的强有力支柱,以家作为王权的基础,以亲亲之爱作为联系家和国的纽带,以嫡长子继承制作为政治权力分配与延续的准则,“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用家族父子血亲情感来维系王权的有序性。通过孝与忠的相互作用,情感交融,实现家族政治化和国家家族化,以父权、夫权加强君权,这就为巩固封建王权提供了一个具有强有力框架结构和富有伦理力量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国封建制度虽经数千年沧桑而久盛不衰,甚至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干预,其落后性、腐朽性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仍顽强地延续了百年之久,与这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不无关系。儒家这种“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道德理想,把“仁”、“爱”原则贯彻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倡识大体,顾大局,君民一家,互帮互助,尊老爱幼,同情孤寡,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又强调臣民对君主的“孝顺”,提倡“愚忠”、“愚孝”在历史上也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