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人”人格的正负效应

        儒家的理想人格——“正人君子”、“圣人”、“贤人”,品德高尚,修养全面,具有造福人类的丰富智慧、坚强意志、优秀气质、卓越才能;他们既自尊,又尊人;关心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发展,重公爱国,刚健进取;多贡献,少索取;多劳作,少享受。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可以说是一种“至善至美”的“完人”。
        这种“完人”人格,首先或主要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孔子经常强调,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必须以自己的良好道德行为去影响百姓。他说,统治者的道德行为就像风,老百姓的道德行为就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孝顺父母,慈爱幼小,对人民的事情严肃认真,老百姓就会对统治者尽心竭力,严肃认真地执行统治者的政令(《论语·为政》)。“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孔子把统治者的模范带头作用视为搞好政治的根本。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君王之心的好坏直接决定社会道德、国家安定:“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修身才能治国,正己方能正人,这是儒家“完人”人格学说的一个闪光点。它正确地反映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人民群众的道德行为与社会风气之间的关系,精群地阐明了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对加强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官员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反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对中国成为文明礼仪之邦,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至今仍有其不灭的价值。
        当然,儒家“完人”人格学说的积极意义远远不止这些。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一代代创造历史和文化的中华儿女又离不开正确思想的指导、伟大精神的激励。中国传统的“完人”人格就是指引中华儿女前进不息的旗帜,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战鼓。一代又一代思想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用新的理论、新的范畴、新的内容充实、完善“完人”人格;日益丰满、光彩的“完人”人格又培养了董仲舒、王充、范仲淹、朱熹、王夫之等许多好学深思、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家、哲学家,造就了王安石、康有为、谭嗣同等具有深重历史责任感和革故鼎新精神的政治家,以及包拯、海瑞、于谦等一批批公正廉洁、刚正不阿的清官,哺育了苏武、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关天培等一代代维护祖国尊严、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英雄,熏陶了千千万万志士仁人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玄奘西行,历尽磨难;鉴真东渡,九死一生;李时珍撰《本草纲目》,费三十年之殚精;谈迁写《国榷》,花了两番心血。万里长城,京杭运河,敦煌壁画,龙门石窟,故宫建筑,苏州园林,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几百上千个世界第一,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浩瀚典籍,……这些辉煌的成就,哪一件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坚韧力的见证? 千千万万在“完人”人格影响下辛勤奉献自己智慧和汗水的人们,默默地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大厦,使她傲然地挺立在世界的东方,永放光华!
        从先秦到明清,从君王到平民,在中华文明史的每一张每一页,我们都可以看到传统的“完人”人格的影像,感觉到“完人”人格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正如任何事物都有正负两面一样,中国传统的“完人”人格也有其历史的局限,它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完人”人格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被强大封建专制统治引向了“义务本位”的极端,呈现出一种片面性,即只强调做人的义务而忽视了一个人应有的权利。它把为封建君主尽忠效劳提到天经地义的“天理”的高度,把道德义务看得比保存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对个人应有的权利却很少涉及,这就强化了封建统治的专制性,严重阻滞了民主机制的发生。“三纲五常”甚至发展到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把臣、子、妻这些弱者的自主权利完全剥夺,迫使其以奴性取代自己的个性。而君、父、夫等位尊者则可以放任自在,为所欲为,以主人自居,这就促使了位卑者依附人格的形成,增强了人治,削弱了法制。
        “完人”人格重义轻利,把义和利对立起来,把对利的谋取看成是不道德的,认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所以,君子谋道不谋食,患均而不患贫、寡。这种认为越远离物质利益品德越高尚的错误倾向遏制了人们的生产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
        “完人”人格重德轻才。孔子讲“君子之道三”,主张理想人格应是“智”、“仁”、“勇”的统一,含有德才兼备的思想。但这三者之中“仁”是核心。“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在儒家“五常”中,“知”排在第四位,而且主要指学习古代圣人的道德文章、礼乐制度、待人接物的经验等,很少涉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选举官员时,常常是“先举性行,而后言才”,甚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着重追求内心世界“完满”、“平衡”的倾向,缺乏求知、创造、征服自然的冲动,也是一种妨碍生产发展的不良因素。
        “完人”人格主张与人为善,与物为善,“民胞物与”,天地人一德。这有利于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利于谦虚、礼让之风的形成,但也容易养成知足常乐、明哲保身、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保守心态和追求平均主义、不敢冒险竞争的庸人心理。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崛起之后,中国仍旧安然地在封建主义的轨道上滑行,以至于差距越来越大。这里固然是经济、政治等因素起主导作用,然而,中国“完人”人格的消极面的影响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