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之本

        儒学成为正统,高踞于其他学派之上,是汉武帝以后的事。但儒学正统思想的根本,却可以追溯到汉民族始祖黄帝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七世纪左右,黄帝集团统一了中原地区各部落。经过了夏、商、周到秦汉的漫长岁月,以黄帝为祖先的华夏诸国逐渐同化了周边地区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许多大小部落,形成汉族,亦称华夏族。与周邻诸族相比,汉族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从地理位置来看,汉族聚居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流域,地处九州之中,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具有比周边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
        从经济发展来看,中原地区开发早,农业发展水平比较高。到秦汉时期,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的共同经济,黄河流域各地区的农业、工商业、畜牧业、蚕桑业已出现区域性分工,并出现了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丘等全国性的商业城市。
        从政治制度来看,夏、商、周等早期大国都是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来的,全国统一后的秦、汉亦以长安、洛阳等地为政治中心。早在殷周时期,就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文物典章礼仪制度,其中包括封建、宗法、官制、兵制、法制、礼制、考选制度、学校制度等等。到了秦汉时期,各项制度更加臻于完美,这些都远非四夷所能比。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原地区更是独领风骚。这里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金文)的产床,儒家最早的六部经典(《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的诞生地,也是公学、私学以及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百家争鸣的主战场,学术气氛浓郁,仁义之道风行。而夷狄之地则是“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穀梁传·僖公三十三年》),“祝发文身”、“被发衣皮”、“强而无义”。
        早在儒学创立的春秋时期,夷狄文明落后、粗陋的事实已是人所共知。“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既然汉族走在各民族文明发展的前列,那么,他们把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风俗视为正统、法式,也就不奇怪了。“中华”一词,便是这一思想的生动反映。“中”指居于四方之中,又有“以己为中”之意;“华”指富有文化。《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尚书· 禹贡》把“天下”分为五服:甸服(王畿周围五百里以内的地区)、侯服(甸服以外五百里内受封之诸侯国)、绥服(侯服外五百里内“服王者政教”的附属小国)、要服(绥服以外五百里内通过盟约使之服从的地区)、荒服(要服以外五百里内的政教荒忽之地),位于中心地区的甸服、侯服、绥服构成了“中国”(亦称“华夏”、“诸华”、“诸夏”),而边远的“要服”、“荒服”则属蛮夷戎狄。前者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文明之邦,后者是落后的野蛮之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也;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也;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也;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也。”(礼记·王制》)这种文明程度的高下之分,导致了华贵夷贱思想的形成。在《左传》中,便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之说。战国时期的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甚至赵武灵王打算着胡服而习其骑射之术,也马上遭到公子成等人的强烈反对。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制度,把中国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儒家所谓的正统,首先是指华夏文明的范式。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别,其实是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孟子故里坊

        其次,儒家的正统还指儒家以仁义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孔子继承、发展了发源于中原地区的殷、周文化,形成了包括哲学、政治、伦理、学术等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理论——儒学,并成为得到社会广泛承认的显学。其他地区的文化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直到春秋以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仍被诸夏视之为“夷”。孟子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正统观念,把不合《诗》、《书》、《礼》、《春秋》的思想统统作为异端而加以排斥。
        再次,儒家的正统观还把统治阶级内部的异己派别作为异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封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其正统的地位得以确立。由于儒学内部分化出不同派别,尤其是出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对立,正统与异端的斗争又有了新的内容。
        再其次,作为华夏为四夷法式、“夷不乱华”的延伸,许多儒家知识分子常常把外国文化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韩愈以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建议皇帝对佛教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硬措施,便是儒家正统观在对外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极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