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不改制

        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灭商,建立西周。著名思想家周公变革了商代的天命鬼神观念,注入了尊民重人、以德配天等理性的内容,保持了种族血缘统治的旧形式,又加强了宗法制,增加了封邦建国、制礼作乐、以民为本、以礼治国等重要政治原则,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制度和伦理学说。这就是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这种“维新”思想,后来为孔子所接受。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的社会历史观,就是这种损益结合的改良主义。面对春秋末期周朝衰微、诸侯迭起、群王争霸、天下无道的局面,孔子认真地总结了周代的文物典章制度,大大发挥了周公“以德配天”、以礼治国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仁政德治学说,主张建立一个以西周为范型的天下大治的封建国家。其主要内容有:以民为本,爱人重民;减轻赋税,仁政德治;“惠民”、“利民”、“富民”、“教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重视身教,正己正人;安民济民,取信于民;德刑并用,宽猛相济等等。
        这些思想是孔孟之道的主要内容,其中渗透着对人的价值的深刻认识,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它是对殷商奴隶社会的非人道主义、神道主义的否定,是春秋时期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能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加以推崇的主要原因。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采纳和推行,从而把孔孟之道推上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宝座。从此,虽然一次次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但封建统治者都是“改朝不改制”,儒家的纲常名教、仁政德治之“制”一代代地因袭承接,延续下来。经过一个个思想家加工、改造,日益完善、深刻,成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强有力思想武器。
        董仲舒以为,朝代更换是黑统、白统、赤统这“三统之变”的依次循环,如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每一个新王朝出现,都要相应地“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同上),分别以寅月 (农历正月)、丑月 (农历十二月)、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以黑色、白色、赤色为上色。衣服、旗号的颜色亦作相应改变,这就叫“新王必改制”。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这种“三统”、“三正”的历史观是一种承认变化而歪曲历史螺旋发展的循环论。它有力地巩固了封建统治,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后来变成了阻碍社会变革的绊脚石。

子思作《中庸》处碑,在今山东邹城孟庙内。

        东汉杰出思想家王充从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也得出了“百代同道”的结论。他认为,“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论衡·齐世》)》。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水火还是这个水火,声色还是这个声色,所以“帝王治世,百代同道”(同上)。一句话,气不变,道
        亦不变。他还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作了经验主义的推论“鸟兽草水,人民好恶,以今而见古,以此而知来。千岁之前,万世之后,无以异也。”(《论衡·实知》)“文质之复,三教之重,正朔相缘,损益相因,圣贤所共知也。”(同上)
        董仲舒和王充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社会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因而治世之道也是固定不变的。后来,中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一般都承认这一点,并承认孔孟之道的普遍适用性。即使是提出“王道尚变”、“新故相除”的著名改革家王安石,也主张首先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原则:“有本以保常而后可文也。”在此基础上再对封建制度的某些环节加以变革:“三十年为一世,则其所因,必有革。”(《周官新义》附《考工记》卷上)认为社会发展是“因”和革的统一。中国古代哲学的终结者王夫之强调“荣枯代谢”、“推移吐纳”、“变化日新”,但又讲“变在常之中”、“奉常以处变”、“变而不失其常,而后大常贞”(《周易外传》卷七)。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提出“新学”的同时仍主张部分保存“旧学”,把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纳于“立数改制”的轨道。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用“托古改制”的方法实行资产阶级的变法、改良。当资产阶级革命浪潮汹涌而起时,仍在宣传以孔子为教主的新宗教,成了帝制复辟派;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了“尊民叛君”的口号,宣传“自由”、民主思想,但又否定暴力革命,主张走教育救国的改良道路,最后也陷入了保皇派的泥坑。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孔孟之道力量之强大,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