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雅的反面是怪异虚伪和迂腐

        《论语·雍也》载孔子告诫他的学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就告诉我们,儒家自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它的成员内部就有君子与小人之分。以上几节所讨论的儒雅,都是就君子儒而言的。而那些小人儒,或者不遵守礼仪规范而走向怪异,或者以儒雅作为装点门面的手段,而实际上从事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行为。或者食古不化而走向迂腐拘执一途,成为被社会唾弃的受人嘲讽的对象。对于儒雅这种种变异现象,古籍中多有生动的描述与辛辣的嘲讽。
         小人儒
        《荀子·非十二子》在正面描述了士君子的仪态之后,又以犀利的笔触,对种种不合礼法的怪异情态作了勾画:
        “吾语汝学者之嵬容:其冠絻,其缨禁缓, 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礼节之中则疾疾然、訾訾然,劳苦事业之中则  然、离离然,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溪訽,是学者之嵬也。”
        这些小人儒把帽子戴得很低,系帽子的缨带和系腰的腰带都系得松松垮垮,一副骄傲自得、目中无人的神态;他们走路时蹦蹦跳跳,极为轻狂浮躁;他们有时候又沉默不语,举止无常;他们走路时东张西望,处处注目;他们稍有不快就显得垂头丧气,神情沮丧,显得神情茫然;他们沉溺酒食声色,过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认为礼节既拘束又麻烦,很想偷懒;他们害怕劳苦的工作,又懦弱怕事,只好说假话骗人;尤其是他们没有廉耻之心,即使被责骂也甘心忍受,激不起半点自尊意识。荀子认为,小人儒这种种怪异表现,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礼仪规范。
         假儒
        一种思想学说形成或某些行为规范制定之后,那些真诚的人们身体力行,甚至为它们献身也在所不辞。但也会有一些投机者或政治骗子接过这些招牌,将它们作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他们的心里何曾有半点仁心!他们何曾想到要遵守礼仪规范!这些儒生可以称之为假儒,伪儒!他们表面上也会说一些仁义道德,甚至比别人叫得更加响亮,他们的拿手好戏是装模作样,但只要将他们所说的与他们所做的一对照,麒麟皮下就会露出马脚,骗子的原形就会立即显露出来。孔子对这种虚伪的君子深恶痛绝,《论语·阳货》载孔子语云:“巧言令色,鲜矣仁。”话说得太漂亮,而在实际行动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伪君子究竟能有多少仁心呢?《论语·公冶长》又记载孔子的话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像这样华而不实、表里不一的伪君子,真正的君子是羞与为伍的。从《论语》这两条记载来看,早在孔子时代,就存在着这些花言巧语、品质恶劣的人物。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儒家学派的发展与分化,一些动机不纯分子也钻进儒家阵营,他们以《诗》、《书》礼义作为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儒家的对立学派道家辛辣地讽刺了这些伪儒,《庄子·外物》记载了一个儒生以诗礼盗墓的寓言故事: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希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 ,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大儒和小儒正在黎明之前干着见不得人的盗墓勾当。他们与其他的盗贼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在盗墓时还挂着《诗》、《书》礼仪的招牌,他们借诗的名义,指责墓中死者生前未能乐施好善,因此死后就不应该口中含珠。《诗》、《书》礼义本来是教人处理好现实中的各种伦理关系,但在这里却被用来作为偷盗的手段。这则寓言当然不是纪实,但它却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它无情地戳穿了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的伪儒的惯用把戏,还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
         伪儒
        魏晋之际的大诗人阮籍在《詠怀诗》第六十七首中,也尖锐地讽刺了那些矫揉造作的伪善礼法之士: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梁。外厉贞素谈,户风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屈周旋仪,恣态愁我肠。”
        洪生指的是鸿儒,这些养尊处优的大儒以古代礼制为凭藉,他们的服饰容仪从表面上看也遵守礼仪规范,他们区分尊卑等级次序,待人处事颇能纲纪分明。他们朝见时神色庄重,手执圭璋。总之,鸿儒们似乎是无可挑剔的,他们的一切行动无不遵守礼制,显得道貌岸然。待到写够了这些鸿儒的装模作样之后,诗人笔锋一转,写鸿儒的表里不一:他们在外高谈礼法,但在家中却尽干一些肮脏的事,偶尔他们也不慎说出一两句真心话,但随即又假装正经,大发仁义道德的高论了。原来上述鸿儒种种循规蹈矩的礼法行为,无一不是在装腔作势,他们呈现在外的只不过是委曲周旋的假象!这些揭露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堪称一幅伪儒群丑图。作家运用冷隽的笔墨,入木三分地刻划了各个层次的儒生的无行。例如严贡生正在向别人吹嘘自己“为人直率,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正在此时,“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对他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明明关了别人的猪,却说自己从来不知占乡亲半点便宜,将严贡生的言行相对照,我们就不难看出严贡生是何许人物了。儒生范进在母亲死了以后,吃饭时连银镶杯箸甚至连象牙筷子都不敢用,似乎恪守丧礼,“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若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范进的孝道于此可见一斑。又如杜慎卿口头宣称不爱好女色,说女人都不是好东西,但在实际上却忙于纳妾,欣赏女优。严监生的小舅王仁宣称,“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但他却抵御不了二百两纹银的诱惑,怂恿严监生在自己亲妹王氏没咽气之前,扶正了侍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真假、诚伪的区分。
         腐儒
        有些儒生倒是真诚地服膺儒家学说,但是他们食古不化,不知变通,故而又走向迂腐拘执一途。《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为汉高祖拟定朝仪,鲁地有两位儒生不听征召,他们认为:“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这两位儒生因为不知变通而失去了及时为国家立功的机会,遭到叔孙通的嘲笑。唐代大诗人李白到山东漫游,他的浪漫作风被一些腐儒传为笑谈,李白为此写下了一首《嘲鲁儒》,给这些腐儒描绘了一幅肖像: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没水滨。”
        这些老儒只知道背诵五经章句,而与时代现实完全脱离,他们对如何治国安民一窍不通,完全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穿着宽大的儒服,行动迟缓,举止笨拙,显得滑稽可笑。诗人指出这些腐儒于世无补,奉劝他们躬耕没水之滨,以他们的劳动作为对社会的唯一贡献。
        以上我们讨论了儒雅风范的一些反面表现,从中我们看到,要培养儒雅风度,既要内在的诚心,又要善于变通。不诚,就会走向怪异或虚伪;不善变通,又会导致盲目信古,成为被时代抛弃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