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文学艺术发展

        儒学宗教祭祀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诗经》中的《颂》诗,本身就是宗庙的祭歌。上古神话伴随着原始宗教崇拜而产生。宗教的种种幻想,刺激和强化了文学的想象,成了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借以表达理想的手段,于是我们读到了狂放奇艳的楚辞。宗教祭祀活动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题材和内容,于是我们读到了有上古“神曲”之称的屈原《九歌》。《离骚》中灵氛、巫咸的卜筮祭祷的情节,借用于楚国卜筮祈祷的程序,并由此形成《离骚》后半部有关卜筮的艺术构思。(参见汤炳正《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作为宗教祭祀的设施如宗庙、神庙、祭坛、祭堂等,都是辉煌的建筑艺术。神像的雕塑和绘画,以宗教祭祀题材为内容的帛画、壁画等,更是很长历史时期内美术创作的重要内容,流传下来的这些宗教艺术品成了传统文化的瑰宝。举行宗教仪式时必定要以“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九歌序》),这无疑对中国音乐舞蹈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治人之道,莫重于祭”。因此,各级贵族都把祭祀作为头等大事来办。《礼记·曲礼下》说“君子营造屋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牲赋次之,养器为后。”诸侯建国,首先修建宗庙社稷,统治者也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来搞祭祀。《礼记·王制》说,周代国家的财政预算由冢宰负责,用于中央政府祭祀活动的开支,以国家三十年收入的平均数的十分之一为准制定计划;若有大丧,则用三年收入的平均数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修建宗庙社稷及祭器的制造,更没有包括在其他礼仪活动中的宗教仪式的开支,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开支。以后的历代王朝用于宗教祭祀的开支,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西汉宣帝时,仅用于皇族宗庙陵院的开支,每年就用粮二万四千多石,用卫士四万五千多人,用乐人一万二千多人,饲养祭牲的士卒不计其数。(《汉书·韦玄成传》)如果加上天子祭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祷旱求雨等等,人力财力的开支就更是大得惊人。统治者对宗教祭祀的巨大投入,也影响并削弱了民间用于生产和生活的资金。如宋代广德县的一个庙,“民岁祠神,杀牛数千”(《宋史·范师道传》)。牛为农耕之本,仅一个县的一个庙每年就要杀牛数千作为祭牲,若从全国来看,这样做无疑对农民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封建社会的宗教祭祀活动,吸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任何一种思想流派,都必然要用自已的理论去解释社会、改造社会,也必然要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宗教。
        儒家以礼治天下,以理性为基础,追求成为圣贤之人,安民济世,不仅将宗教祭祀纳入礼的范围,而且放在五礼之首。儒家虽热衷于宗教祭祀,但敬鬼神而远之,以神道设教的态度看重宗教所能释放出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汉代统治者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王朝,需要统一的思想,统一的制度和统一的宗教来维持社会秩序。汉武帝看中了儒家积极入世、重视礼教的特点,于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官方的政治思想的经典。从此,儒家的宗教观成为正统的宗教观,而正统宗教的鬼神观念仅仅成为一个形式或外壳,“治人之道”才是它的实质。这样,儒家经典既是理论形态的学术文化,又是保存以祭祀活动为中心的古代传统宗教礼制的典章,而儒家的宗教祭祀又辐射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深入研究儒学宗教祭祀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