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雅是儒家的专利
雅是和儒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所讲的文明风范,应该归功于儒家。对此要通过比较才能看得更为清楚。
道家尚得意而忘形
道家对中国文化及其中国人生的影响仅次于儒家,而其对中国古典艺术的影响甚或在儒家之上。道家追求一种超脱一切束缚的绝对的人生自由,《庄子》的第一篇《逍遥游》即是表述了这种绝对自由的人生理想。正因为庄子学派过分重视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超脱,所以他们对外在的风度举止就采取了贬低和忽视的态度。为了防止人们重视外在的形式,将人们的精神引向超现实的极端自由的逍遥游境界,庄子提出“磅礴万物以为一”的齐物观点:“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在很多情况下,庄子甚至以丑怪为美。他往往通过强烈的艺术夸张,有意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支离其形,造成形神的巨大反差,借形象的丑陋残缺来衬托内德的充实饱满。如《人间世》中的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这是怎样的一个丑怪形象啊!他的面颊隐缩到肚脐里面,两肩高高地耸出头顶,一小束发髻高高地指向天空,五脏的脉管都暴露在上,两条大腿与肋骨相并。《大宗师》中的子舆,病成了一个畸形人物,他的形象是“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与支离疏相比,两人恰好是一对孪生兄弟。特别是《德充符》描写了一个丑怪系列,他们有的被砍掉了双脚,有的被剁掉了脚趾而靠脚跟行走,有的以形容丑恶而名闻天下,有的是驼背跛腿豁嘴,有的则是脖子上长了个甕㼜般的巨瘤。 众多的残缺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千奇百怪的丑怪图。就是这样的一群丑怪人物,国君宰相被他们折服,连世俗圣人孔子也甘拜下风。例如卫国的哀骀它,形象丑到怵目惊心的程度,但他却有着无比的魅力:男人和他相处,迷恋他而不忍离去;姑娘们见了他,回去对父母说,与其做别人的正妻,还不如做哀骀它的媵妾,像这样的姑娘有十几个;鲁君和他相处,便很快让他做宰相。“ 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灵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 瓮㼜大瘿说齐桓公,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这两位丑怪人物游说卫、齐国君,很快地得到了国君的喜爱,以致卫灵公、齐桓公看那些形体健全的人,反而觉得颈脖细小,像个瘪三了!这对世俗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为什么这些丑怪人物这样得到人们的由衷喜爱呢? 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道德是天全的,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侵害,他们在道德上远远高出于世俗。人们爱他们,是爱他们自由的精神,这叫做“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宣颖在《南华经解》中,说庄子“深明德充全不是外边的事,先要抹去形骸一边”,这正是庄子学派的用心。《庄子·天道》篇说:“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形色名声也就是外在的言行风度,庄子学派认为,只要精神获得充分的绝对的自由,那么外在的文明风度是可以不管的。
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庄子学派这一得意忘形的学说运用到生活实践之中,他们以精神的玄远超脱相标榜,而在外表上则放浪形骸:有的与野猪共饮,有的赤身裸体,有的服药滥饮,有的扪虱而谈,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魏晋名士风度。这种风度是道家风度,是一种只讲内不讲外的风度,它与讲礼仪、文明、典雅的儒雅风范是完全对立的。尽管道家学说对中国人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它并未成为指导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最高行为准则。否则,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一个为所欲为的社会,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一个自然人性恶性发展的社会。
墨家重质轻文
墨家是从儒家内部分化出来的。《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的着眼点在于下层人民的生存问题,因而主张仁者应该把精力和时间用在消除战乱、兴利除害方面,至于礼仪规范、服饰风度等外在形式都是非常次要的东西。《墨子·非乐上》云:“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墨子从节用的原则出发,反对儒家倡导的厚葬久丧和繁缛礼仪,批评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甚至指责孔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下》)。《墨子·公孟》篇对儒家倡导的诗教痛加批判:“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墨家在这些地方所极力否定的诗乐礼仪,恰恰是儒雅风范中的重要内容。墨家学派说话写文章,只求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反对追求文彩,认为如果讲求文彩,那么读者或听众就会被文彩所吸引,反而忽视了思想观点。《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 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这个故事说明,如果形式过于华美,那么人们就会注意形式,而忽略其中的主要内容。文彩是儒雅风范的重要形式因素,不讲文彩,也就是轻文重质,这与儒家提倡的文质彬彬是背道而驰的。墨家的宗旨是为天下人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他们以忧劳天下的大禹为榜样,“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墨家的形象是一种面色黧黑、手足胼胝的辛劳者形象,文明风度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来不及考虑的多余的东西。
法家扬铁血非温雅
法家的政治主张是鼓励耕战。鼓励人民从事农耕,这是因为要解决吃饭问题;而鼓励人民英勇作战,则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为了用武力统一天下,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政策。法家认为“儒以文乱法”,《韩非子·五蠹》指责儒家“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把儒家看作是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蛀虫,主张从社会上将儒家彻底予以清除。法家所推行的是一种冷酷无情的铁血政策,儒雅风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迂腐作风。
其他如兵家、农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小说家也都不提倡儒雅风范。惟有儒家,才以极大的热情来讲礼义诗书,讲文明风度,讲内德修养与外在行为规范,所以雅是儒家的专利。
道家尚得意而忘形
道家对中国文化及其中国人生的影响仅次于儒家,而其对中国古典艺术的影响甚或在儒家之上。道家追求一种超脱一切束缚的绝对的人生自由,《庄子》的第一篇《逍遥游》即是表述了这种绝对自由的人生理想。正因为庄子学派过分重视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超脱,所以他们对外在的风度举止就采取了贬低和忽视的态度。为了防止人们重视外在的形式,将人们的精神引向超现实的极端自由的逍遥游境界,庄子提出“磅礴万物以为一”的齐物观点:“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在很多情况下,庄子甚至以丑怪为美。他往往通过强烈的艺术夸张,有意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支离其形,造成形神的巨大反差,借形象的丑陋残缺来衬托内德的充实饱满。如《人间世》中的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这是怎样的一个丑怪形象啊!他的面颊隐缩到肚脐里面,两肩高高地耸出头顶,一小束发髻高高地指向天空,五脏的脉管都暴露在上,两条大腿与肋骨相并。《大宗师》中的子舆,病成了一个畸形人物,他的形象是“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与支离疏相比,两人恰好是一对孪生兄弟。特别是《德充符》描写了一个丑怪系列,他们有的被砍掉了双脚,有的被剁掉了脚趾而靠脚跟行走,有的以形容丑恶而名闻天下,有的是驼背跛腿豁嘴,有的则是脖子上长了个甕㼜般的巨瘤。 众多的残缺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千奇百怪的丑怪图。就是这样的一群丑怪人物,国君宰相被他们折服,连世俗圣人孔子也甘拜下风。例如卫国的哀骀它,形象丑到怵目惊心的程度,但他却有着无比的魅力:男人和他相处,迷恋他而不忍离去;姑娘们见了他,回去对父母说,与其做别人的正妻,还不如做哀骀它的媵妾,像这样的姑娘有十几个;鲁君和他相处,便很快让他做宰相。“ 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灵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 瓮㼜大瘿说齐桓公,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这两位丑怪人物游说卫、齐国君,很快地得到了国君的喜爱,以致卫灵公、齐桓公看那些形体健全的人,反而觉得颈脖细小,像个瘪三了!这对世俗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为什么这些丑怪人物这样得到人们的由衷喜爱呢? 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道德是天全的,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侵害,他们在道德上远远高出于世俗。人们爱他们,是爱他们自由的精神,这叫做“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宣颖在《南华经解》中,说庄子“深明德充全不是外边的事,先要抹去形骸一边”,这正是庄子学派的用心。《庄子·天道》篇说:“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形色名声也就是外在的言行风度,庄子学派认为,只要精神获得充分的绝对的自由,那么外在的文明风度是可以不管的。
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庄子学派这一得意忘形的学说运用到生活实践之中,他们以精神的玄远超脱相标榜,而在外表上则放浪形骸:有的与野猪共饮,有的赤身裸体,有的服药滥饮,有的扪虱而谈,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魏晋名士风度。这种风度是道家风度,是一种只讲内不讲外的风度,它与讲礼仪、文明、典雅的儒雅风范是完全对立的。尽管道家学说对中国人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它并未成为指导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最高行为准则。否则,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一个为所欲为的社会,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一个自然人性恶性发展的社会。
墨家重质轻文
墨家是从儒家内部分化出来的。《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的着眼点在于下层人民的生存问题,因而主张仁者应该把精力和时间用在消除战乱、兴利除害方面,至于礼仪规范、服饰风度等外在形式都是非常次要的东西。《墨子·非乐上》云:“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墨子从节用的原则出发,反对儒家倡导的厚葬久丧和繁缛礼仪,批评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甚至指责孔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下》)。《墨子·公孟》篇对儒家倡导的诗教痛加批判:“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墨家在这些地方所极力否定的诗乐礼仪,恰恰是儒雅风范中的重要内容。墨家学派说话写文章,只求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反对追求文彩,认为如果讲求文彩,那么读者或听众就会被文彩所吸引,反而忽视了思想观点。《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 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这个故事说明,如果形式过于华美,那么人们就会注意形式,而忽略其中的主要内容。文彩是儒雅风范的重要形式因素,不讲文彩,也就是轻文重质,这与儒家提倡的文质彬彬是背道而驰的。墨家的宗旨是为天下人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他们以忧劳天下的大禹为榜样,“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墨家的形象是一种面色黧黑、手足胼胝的辛劳者形象,文明风度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来不及考虑的多余的东西。
法家扬铁血非温雅
法家的政治主张是鼓励耕战。鼓励人民从事农耕,这是因为要解决吃饭问题;而鼓励人民英勇作战,则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为了用武力统一天下,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政策。法家认为“儒以文乱法”,《韩非子·五蠹》指责儒家“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把儒家看作是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蛀虫,主张从社会上将儒家彻底予以清除。法家所推行的是一种冷酷无情的铁血政策,儒雅风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迂腐作风。
其他如兵家、农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小说家也都不提倡儒雅风范。惟有儒家,才以极大的热情来讲礼义诗书,讲文明风度,讲内德修养与外在行为规范,所以雅是儒家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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