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格
儒学的价值系统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在人世间的落实。
圣贤人格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所以人人可以为尧舜。因此,圣贤人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目标和最高的理想境界。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从其可能性立言的。儒学认为“圣人可学而至”。而学圣之道,在正心养性而已。从理论上讲,圣人境界不是高不可攀的。中正而诚,即所谓圣。所谓诚,就是要对圣人之道笃信不疑。有了坚强的信念,才会有脚踏实地的行动,才能做到“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但在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然而不懈地追求去达到超越的“圣人”境界却是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道德理想或道德境界。重要的不在于这种道德追求的最终结果,而在于每一个人都应该时时处处以这种最高的道德理想来导引自己的一言一行。正是在这不懈地追求实现这一最高的道德理想的漫长过程中,自己的人格在不断地充实、伟大,自己的道德境界在不断地升华、提高,自己的行为在不断地臻于完善、崇高。
儒学的理想人格成了两千年中国社会中被普遍认同了的最高道德原则,成了每一个人检验自己言行的道德标准。
君子践仁人格
孔子最早对儒家的理想人格作了解说。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圣人不可得而见,唯君子可以做为道德行为的楷模。在《论语》中,所谓“君子”就是以行仁为己任,抛却仁道就不可以为君子。所以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于此可见,君子就是仁道的担当者、实践者。仁可从忠恕两方面得到阐述。仲弓问仁,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从消极方面说的。从积极方面说,则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为仁的方法就是从周围贴近的事情做起,既要立己又要立人,既要达己也要达人。仁者应该博施于众,立己达己与立人达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没有时间上的先后,不可分割成两截。总之,君子必须仁以为己任,应当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唯有克己践仁、修身养性才能做到由己推人,由内而外。如不能以仁为己任,则大本已失。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而不是一外在的强加于人的道德他律,“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君子怀仁,所以君子既有修己的功夫,又有能推而广之而有安人、安百姓的外王业绩。“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即是仁以为己任的君子。君子的理想境界就是在修己以敬的基础上做到安人、安百姓。诚如程颐所说:“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无气不和,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聪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飨帝。”(转引自朱熹《论语集注》卷七)
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身体力行地践仁的理想人格的典范。他以“德之不修,学而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忧。自述其为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立己达己还得立人达人,正因为如此,他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才能做到“有教无类”。正是在这种理想人格的鼓舞之下,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游说,希望当时各国的统治者能采纳他的治国理想,虽屡遭挫折,仍奋斗不已。他曾自述其为学的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为政》)。“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距”表明孔子已通过修身养性的功夫使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天地万物浑然同体,而达到了天人一体的天地境界。正因为德合天地,知周万物,与物同体,才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距”。孔子修己敬人,超凡人圣,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子贡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孔子生前并不得志,但在后世其身价地位却不断上升,越抬越高。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元代统治者为孔子所立的神道碑则云:“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我们于此可见孔子为封建社会立法立言所起到的承先启后的伟大历史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是历史上任何帝王所不可企及的。孔子也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榜样。他有超越的形上学的体验但却不神化天命,有内在的道德自觉但却不无限夸张自我,有广泛而又深沉的治世意愿但又不依附任何权贵,有崇高伟大的历史使命却又不以圣贤自居。
大丈夫独立人格
孟子沿着孔子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思路,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而将其理想人格完全建立在主体自觉的道德理性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将这些“善端”加以扩充光大,就成为了仁、义、礼、智这四种德性。充分地认识到人心本来就先验地具备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品质,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本性是善的。孟子认为,顺此方向就可以达到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这就是他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圣人的境界。人格的理想就在于要达到这种“尽心知性知天”的理想境界。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因为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因此“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又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上》)。圣人是孟子的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者。这种理想人格,孟子又称之为大丈夫。大丈夫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道德尊严。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大丈夫有独立的人格,有不可侵犯的道德尊严。可见,孟子极大地强调了道德自律,从而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孟子看来,道德主体的价值理想不受制于外界的条件,所以大丈夫完全可以做到不为富贵、权势、贫贱所左右。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贵就在于人有能力在天地之间挺立起崇高伟大的独立的人格。即便在生死之间也能做出“舍生取义”的道德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人的道德人格,在孟子看来,要高于个人的生命。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舍生取义是最合理的道德选择。孟子在思想史上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从理论上无限地提升了个人独立的道德品格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
圣人的品行不受外界的干扰,不受外物的影响。但是,孟子认为,圣人却必须博施于众,关心天下的兴亡盛衰,要与人为善、与民共忧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要以平治天下为己任,要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孕育出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执着的社会参与意识。这便是只有儒家的理想人格才具有的道德品质。
孟子又认为,理想人格的树立,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与奋斗。要经受得住艰难困苦的磨炼与捶打。于是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他强调理想人格的树立是善于培养“浩然之气”的结果。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关于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培养的理想,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许多志士仁人都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敢于直面暴政、抗议邪恶、不媚权贵,却又安于贫困,守志不移。
《周易》乾卦《文言传》对儒家的理想人格作了极为传神的描绘:“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大人德合天地,知周万物,穷神知化,与时推移;与天地同其广大,同其博厚,同其悠久。这里所谓的大人,即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孟子所谓的圣人,亦即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人的形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但高尚的道德人格却可以使人取得与天地相参的崇高而又伟大的地位。
志士仁人人格
儒学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起了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它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价值系统。它在历史上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生存发展,他们创造出了动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如宋朝著名学者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便是孔孟民本主义思想的历史结晶。而民族英雄文天祥就义前所喊出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则是儒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杀生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义的具体体现。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成为鼓舞中华民族有志之士救亡图存、顽强拼搏、不断进取的民族生命的原动力。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在后世的历史上则演变成了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和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充溢着崇高的道德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历史使命感的名句。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家的理想人格理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在于它造就成了中华民族的这一精神脊梁。
当然,儒学理想人格的思想自有其历史局限性。如它过分地着重于人格的道德精神层面,而具有道德决定论之错误,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道德决定论就是儒学理想人格在近代中国的延伸和拓展。这种泛道德化的理论倾向容易培养、造就道德至上的意识。而过分发展了的求善的道德意识又历史地延缓或阻碍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又如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如它强调实践理性与直觉思维,而轻视抽象的理论思辩,逻辑分析,这就使它成为了造成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在现代落后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在充分估计儒学理想人格思想在塑造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境界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它的种种不足。
圣贤人格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所以人人可以为尧舜。因此,圣贤人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目标和最高的理想境界。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从其可能性立言的。儒学认为“圣人可学而至”。而学圣之道,在正心养性而已。从理论上讲,圣人境界不是高不可攀的。中正而诚,即所谓圣。所谓诚,就是要对圣人之道笃信不疑。有了坚强的信念,才会有脚踏实地的行动,才能做到“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但在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然而不懈地追求去达到超越的“圣人”境界却是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道德理想或道德境界。重要的不在于这种道德追求的最终结果,而在于每一个人都应该时时处处以这种最高的道德理想来导引自己的一言一行。正是在这不懈地追求实现这一最高的道德理想的漫长过程中,自己的人格在不断地充实、伟大,自己的道德境界在不断地升华、提高,自己的行为在不断地臻于完善、崇高。
儒学的理想人格成了两千年中国社会中被普遍认同了的最高道德原则,成了每一个人检验自己言行的道德标准。
君子践仁人格
孔子最早对儒家的理想人格作了解说。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圣人不可得而见,唯君子可以做为道德行为的楷模。在《论语》中,所谓“君子”就是以行仁为己任,抛却仁道就不可以为君子。所以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于此可见,君子就是仁道的担当者、实践者。仁可从忠恕两方面得到阐述。仲弓问仁,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从消极方面说的。从积极方面说,则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为仁的方法就是从周围贴近的事情做起,既要立己又要立人,既要达己也要达人。仁者应该博施于众,立己达己与立人达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没有时间上的先后,不可分割成两截。总之,君子必须仁以为己任,应当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唯有克己践仁、修身养性才能做到由己推人,由内而外。如不能以仁为己任,则大本已失。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而不是一外在的强加于人的道德他律,“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君子怀仁,所以君子既有修己的功夫,又有能推而广之而有安人、安百姓的外王业绩。“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即是仁以为己任的君子。君子的理想境界就是在修己以敬的基础上做到安人、安百姓。诚如程颐所说:“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无气不和,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聪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飨帝。”(转引自朱熹《论语集注》卷七)
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身体力行地践仁的理想人格的典范。他以“德之不修,学而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忧。自述其为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立己达己还得立人达人,正因为如此,他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才能做到“有教无类”。正是在这种理想人格的鼓舞之下,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游说,希望当时各国的统治者能采纳他的治国理想,虽屡遭挫折,仍奋斗不已。他曾自述其为学的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为政》)。“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距”表明孔子已通过修身养性的功夫使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天地万物浑然同体,而达到了天人一体的天地境界。正因为德合天地,知周万物,与物同体,才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距”。孔子修己敬人,超凡人圣,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子贡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孔子生前并不得志,但在后世其身价地位却不断上升,越抬越高。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元代统治者为孔子所立的神道碑则云:“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我们于此可见孔子为封建社会立法立言所起到的承先启后的伟大历史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是历史上任何帝王所不可企及的。孔子也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榜样。他有超越的形上学的体验但却不神化天命,有内在的道德自觉但却不无限夸张自我,有广泛而又深沉的治世意愿但又不依附任何权贵,有崇高伟大的历史使命却又不以圣贤自居。
大丈夫独立人格
孟子沿着孔子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思路,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而将其理想人格完全建立在主体自觉的道德理性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将这些“善端”加以扩充光大,就成为了仁、义、礼、智这四种德性。充分地认识到人心本来就先验地具备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品质,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本性是善的。孟子认为,顺此方向就可以达到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这就是他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圣人的境界。人格的理想就在于要达到这种“尽心知性知天”的理想境界。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因为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因此“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又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上》)。圣人是孟子的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者。这种理想人格,孟子又称之为大丈夫。大丈夫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道德尊严。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大丈夫有独立的人格,有不可侵犯的道德尊严。可见,孟子极大地强调了道德自律,从而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孟子看来,道德主体的价值理想不受制于外界的条件,所以大丈夫完全可以做到不为富贵、权势、贫贱所左右。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贵就在于人有能力在天地之间挺立起崇高伟大的独立的人格。即便在生死之间也能做出“舍生取义”的道德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人的道德人格,在孟子看来,要高于个人的生命。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舍生取义是最合理的道德选择。孟子在思想史上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从理论上无限地提升了个人独立的道德品格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
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明《圣迹图》)
圣人的品行不受外界的干扰,不受外物的影响。但是,孟子认为,圣人却必须博施于众,关心天下的兴亡盛衰,要与人为善、与民共忧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要以平治天下为己任,要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孕育出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执着的社会参与意识。这便是只有儒家的理想人格才具有的道德品质。
孟子又认为,理想人格的树立,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与奋斗。要经受得住艰难困苦的磨炼与捶打。于是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他强调理想人格的树立是善于培养“浩然之气”的结果。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关于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培养的理想,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许多志士仁人都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敢于直面暴政、抗议邪恶、不媚权贵,却又安于贫困,守志不移。
《周易》乾卦《文言传》对儒家的理想人格作了极为传神的描绘:“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大人德合天地,知周万物,穷神知化,与时推移;与天地同其广大,同其博厚,同其悠久。这里所谓的大人,即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孟子所谓的圣人,亦即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人的形体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但高尚的道德人格却可以使人取得与天地相参的崇高而又伟大的地位。
志士仁人人格
儒学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起了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它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价值系统。它在历史上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生存发展,他们创造出了动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如宋朝著名学者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便是孔孟民本主义思想的历史结晶。而民族英雄文天祥就义前所喊出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则是儒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杀生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义的具体体现。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成为鼓舞中华民族有志之士救亡图存、顽强拼搏、不断进取的民族生命的原动力。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在后世的历史上则演变成了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和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充溢着崇高的道德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历史使命感的名句。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家的理想人格理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在于它造就成了中华民族的这一精神脊梁。
范仲淹像
当然,儒学理想人格的思想自有其历史局限性。如它过分地着重于人格的道德精神层面,而具有道德决定论之错误,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道德决定论就是儒学理想人格在近代中国的延伸和拓展。这种泛道德化的理论倾向容易培养、造就道德至上的意识。而过分发展了的求善的道德意识又历史地延缓或阻碍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又如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如它强调实践理性与直觉思维,而轻视抽象的理论思辩,逻辑分析,这就使它成为了造成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在现代落后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在充分估计儒学理想人格思想在塑造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境界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它的种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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