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但儒学思想在汉初仍然十分活跃。《史记·儒林传》云:“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义,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且汉初奉行“无为”政策,在实际上已突破了秦朝的禁书令,客观上使儒家思想得以公开传授。但直到汉惠帝四年,才明令废除秦朝的禁书令,并下诏征求天下遗书,开始了对经书的整理工作。因此儒家经典在民间公开传授就成为合法的了。从此儒家思想逐渐呈现出复兴之势。儒家思想在维护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在维护君主集权统治,在安定社会方面所能起的巨大作用已为统治者所重视。故而虽“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但也想“征用”儒学之士,然由于重臣们的反对,也只得作罢。但“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后汉书·翟酺传》),以晃错为《书》博士、申公、韩婴为《诗》博士,同时《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见东汉赵岐《孟子章句题辞》)汉景帝虽仍“不任儒者”,但他却以辕固生为《诗》博士,董仲舒、胡母生为《春秋》博士。这些表明,汉初儒学在朝廷及民间仍有很大的影响。
        汉景帝不任儒者,而其母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所以虽设置儒学博士,也只是“具官待问”,仍未跻身于上层政权的核心,成为决策人物,所以其影响、地位仍极其有限。景帝时,儒生辕固生与黄老学派的黄生之间曾就汤武是否“受命”进行论争。辕固生说:“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这当然是“受命”。黄生说:“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因为他认为“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这就是“君臣上下之分”。辕固生说,如按黄生的说法,那么汉高祖代秦王朝而有天下,也是不合法的了。汉景帝见此,只好从中调解说:“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史记·儒林传》)儒、道打了个平手。但窦太后专好道,所以儒生只得屈居下位。如太后好《老子》书,辕固生则把《老子》书说成“此是家人言耳”。太后听后勃然大怒,遂令辕固生入圈刺猪。景帝见此情此景也无可如何。但辕固生直言无罪,于是景帝借他一把利刃。辕固生入圈后一刀刺进猪心,猪应声而倒地。于是“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史记·儒林传》)。儒生受辱表明了儒学在汉初的地位。
         董仲舒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儒学的地位急剧上升。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即位,丞相卫绾奏请“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由于武帝好儒,所以同意了丞相卫绾的奏请,罢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其时,窦婴、田蚡都好儒生,赵绾、王臧都是申公的弟子,均习《鲁诗》。武帝初以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都是崇尚儒术的。他们提出建立明堂,草拟巡狩、封禅、改历服色诸事,并令列侯各自回国,且揭发窦太后的亲属和宗室贵族的问题,要除去他们的贵族身份。建元二年(前139),赵绾“请无奏事东宫”。于是,窦太后大怒,抓着他们的“奸利”之事,责令汉武帝免去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的职务,废除设明堂、改历服色诸事,并把赵绾、王臧两人投入狱中,后两人自杀。这件事虽和遣列侯就国,受到列侯的毁谤有关,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儒学与黄老之学的斗争。结果是儒家败下阵来。汉初以来,黄老之学与儒学屡次较量,但由于统治者好黄老之学,所以儒学始终未占有优势。
        直到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田蚡复任丞相,才“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百人”(《史记·儒林传》)。这是政治思想儒家化运动的一大胜利。它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的提出做了准备。
        汉朝自高、惠、文、景四朝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以来,国库充盈、钱索朽烂,太仓的粮食积累多年,有的已陈腐不能食用。汉景帝削平了吴楚七国之乱,削弱了地方割据王的割据力量。此后又逐步地取消了诸侯王的继承权。于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得到空前的加强。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统一的新形势也要求在思想界、学术界做出相应的变革,以为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建立一种适应于封建大一统的经济、政治的思想体系,而代替汉初以来奉行的清静无为的思想政策。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正是适应了这种新形势的需要而出现的。
        据《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曾下过一次诏令,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术。”董仲舒就是在“策试”中被武帝发现的。
        董仲舒(约前179—前104),河北广川人,专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曾任江都易王刘非及胶西王刘瑞相。恐久任易获罪,遂病免,以修养著书为事。据《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著作凡一百二十三篇。现尚存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文》二卷。
        汉武帝时政治、经济上的统一要求有思想文化上的统一与之相适应。董仲舒顺应这一历史大潮流,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必须有思想文化上的统一。他援引《春秋公羊传》关于大一统的意义,把封建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普遍法则。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种封建的大一统,要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而当时思想界的实际情况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听任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将会造成“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严重后果(见《汉书·董仲舒传》)。要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就必须提倡儒家思想。于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熄灭,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同是,他还建议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同上)。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定于一尊,成为了汉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孔子的地位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先秦孔子仅为诸子之一,但经董仲舒神化之后,孔子却成为了圣人。
         阴阳五行为框架
        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已经大大不同于先秦的儒学思想。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他认为,汉代统治者是秉承天意而推行统治的。他所说的“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最高主宰,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董仲舒讲“天”有意志,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以来关于“天命”的思想,而是将阴阳五行和儒家的仁义德政结合起来。如他说:“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以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春秋繁露·对策》)他又将五行解释成为五种封建道德的属性。他说:“天有五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他认为,五行间的关系是天意的表现。五行相生体现了天的恩德,五行相胜则体现天的刑罚。五行间相生相胜的关系是天意按着一定的目的规定好了的“天次之序也”,不能错乱。否则,就会引起天下大乱。
        董仲舒认为,君权是神授的,同时他又认为天可用灾异对人君进行谴告,借以限制统治者的胡作非为。他在《对策》中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儒学思想体系符合了汉朝统治者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要求,因此它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这一新儒学思想体系随之成为了西汉王朝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且成了西汉之后的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之付诸实际的政治思想生活中,其第一个实际步骤就是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不久又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这是汉代立太学的开始。
        武帝崇儒的第二个实际步骤,就是任治《春秋公羊传》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汉初以来均以列侯为丞相。然公孙弘出身低微,在武帝初即位时以贤良征为博士,无爵,于是武帝下诏封丞相公孙弘为平津候。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于是天下学士糜然向风。任用儒生为丞相实由汉武帝开其端。但武帝、宣帝亦好刑名,不专重儒生。但元帝却专好儒生,凡是能通一经者,皆免其徭役。其时治《鲁诗》的儒生韦贤及其子玄成、治《齐诗》的儒生匡衡及治《齐论》贡禹,都曾以儒学而位至丞相。自此之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者进。元帝、成帝之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遇有大事,辄引《春秋》经义为断。一时间官吏多能推明经义,公卿士大夫未有不通一艺者也。经由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提倡,天下之儒往往攻事儒家经典。 当时曾有“黄金满��,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可以想见,儒学在当时定于一尊之后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