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踵事增华

        每一文化系统中的经典的原初含义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由于历史经典本文含义具有这样的确定性,因而本文含义可以复制。这就使得对经典注释和阐释具有了可能性。经典的本文含义虽然始终未发生变化,但这些含义的意义却在历史中不断地变化着。含义和意义是不同的。含义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所要表示的事物中,而意义则是指含义对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含义的意义理解的历史性使注释和阐释显现出现实的复杂多样性。因此,同一经典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由注释者、阐释者的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出现不同的注释和阐释。即使是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中也会产生对同一“经典”的不同的注释及阐释。尽管注释及阐释呈现出历史的多元性,然而,这种传述经典方式决定了不管对经典作什么样注释和阐述,它们都必须以对经典的原初含义的注释和阐释为依据,否则,便另起炉灶,另辟蹊径,这就是离经叛道,就是异端。这是本文的原初含义和含义的意义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现实中的落实就是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
        儒学思想不仅与基督教等宗教思想有可比性,而且它与西方哲学思想又有可比性。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有对哲学经典作注释和阐述的系统,然而这一系统远远不是西方哲学的主流。西方哲学史是哲学家历史而不是哲学史家或思想史家历史,而儒家文化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儒家文化传承方式完全是注释和阐释的方式,后世儒家学者可能是个思想家,但其思想家身份是内在的,而其外在的身份必须是一个思想史家,只有这样他才能为儒家社会所承认、所接纳,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点评儒家经典的同时贩卖私货。
        落实到儒家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化这一注释、阐释特点的形成恐怕离不开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特殊的环境。任何一个思想系统要有其存在的价值,恐怕必须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求知的问题,一是求善的问题。求知问题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程度决定着一个思想系统到底具有多大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所以求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文化系统和思想系统的现实的生命力,这一问题在发展缓慢、交往甚少的古代社会并不突出。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一问题却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和地位。求知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求真的问题,因为求知的问题要解决的是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关系问题,但求知或求真的问题并不是儒家文化系统的基本点。儒家文化追求的第一任务是如何成就一个人的道德理想。儒家传统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知识,而在于教人如何成为圣人,提高心灵境界。于是建立崇高的道德境界成了至高无上的绝对的道德律令。早在春秋时代,这一思想就反映在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之中。立德为最高,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孔子继承周文化中这个重德行的传统,他认为德行建立的重要性要高于对知识的追求。他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儒家道德境界建立的标准在于是否能严格恪守孔孟之道,在于能否准确理解《四书》、《五经》原意。如对荀子儒学思想的评价,在历史上就是以孔孟之道作为根据来进行的。如二程攻击荀子“极偏驳”,朱熹则将其视为“异端”,其理由都在于荀子不能严守孔孟之道,而吸取了申韩法家思想,所以荀子不是“醇儒”。朱熹特别反对荀子的性恶论,就因为荀子从根本上反对了孟子的性善论,所以要求弟子“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又如韩愈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继承者,但程朱都不许韩以这样的地位。朱熹认为“韩退之虽是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他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同上)。又说“韩退之只晓得个大纲,下面工夫却空虚,要做更无下手处,其作用处全疏”(同上)。韩愈把儒学文化看作对知识学问的追求(所谓“道学问”),而忽略了儒家思想的另一基点,即挺立道德主体(所谓“尊德性”)。这样,在程朱看来,韩愈当然也就不是一位“醇儒”了。所以要继承孔孟之道,就必须严守孔孟思想真谛,深深挖掘其中的“微言大义”,因为“圣人所说义理之无穷”,所以“必先穷经”,“训诂明则义理明”,于是儒学的注释和阐释传统也就形成了。
        这种注解和阐释的方式也就是孔子“述而不作”方法的滥觞。孔子以周文化的卫道者自居,他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一再强调自己是“述而不作”。朱熹认为“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论语集注》卷四)。这样孔子的“述而不作”是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都是旨在继承周文化传统,而没有自辟蹊径、另启途辙的创新之举。说孔子没有在周文化之外另作新的开端、创始是对的,但说孔子述仅为“传旧”则似乎无多大的道理。无疑孔子崇仰周礼,但他并不一味地守旧,而是对“周礼”有所修正,最大的一点,在于他以“仁”来释礼,从而把外在强制性的礼义规范换成了内在的道德的自觉,所以“述”实有踵事增华之意,即继承前代之文化系统而作更进一步的发展。而这种踵事增华之功又是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之内完成的。孔子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对后世儒学文化有重大的影响。儒学的注解和阐释传统不能不说是孔子的为学之方的彻底贯彻。
        中国儒学注释传统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两汉“经学”,第二个时期为“宋明义理之学”,第三个时期为“清代考据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