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题

        在中国由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历程中,在应付外来危机的反应中,儒学令人瞩目,能否成功地回应社会和自然界、内发的和外来的挑战,作为治国思想的儒学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它直接关系着儒学的生存和发展。在这场考验中,儒学令人失望,彻底地失败了。当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现代化一挫再挫,儒学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时,一些知识分子不禁对儒学丧失信心。进而,联系到儒学和封建制度的关联,再对比崭新的西洋文化,他们乃对儒学进行激烈而无情的批判和攻击,热情而兴奋地倡导标举西洋文明中的民主与科学。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和西洋文化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无法并存的,要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就要彻底打倒儒家的旧传统。“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一卷六期),所以“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陈独秀《答佩剑青年》,《新青年》三卷一期)。“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所标帜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无疑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历史发展所必然要求的。因此,现代新儒家认识到,儒学要在现代社会生存发展,要在现代中国文化中占一席之地,就必须面对民主科学,在儒学中接纳民主科学精神。
        现代新儒家极为清醒地认识到民主科学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但同时他们也敏感地意识到,且从新文化运动身上证实了,民主科学与传统儒学存在着相当大的冲突。个人主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是无法相融于孝道礼教的儒学伦理教义的,科学的人生观更于道德的理想主义不利;新文化运动正是接受了民主科学,才要否认并以之替代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和学术;其后,科玄论战中科学主义直接冲击着儒学的根基;第三代新儒家还从台湾自由主义者那里切身地体会到民主科学的威胁,“中国传统却与科学的思想方式不大相容”,“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层面而已。自由主义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活原理、及人际互动的一组价值观念,或对人对事的态度”(殷海光《殷海光先生文集》)。
        这样,现代新儒家在理智上接受民主科学而在情感上又拒绝民主科学,就在他们内心构成强烈的冲突。要消融这种冲突,则既要吸收民主科学,又不让民主科学威胁到儒学传统,以同时满足情感和理智的要求。第三代新儒家深切感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唐君毅说:“自中国文化来说,科学如何在中国文化中立根,而又不至伤害到中国文化,亦是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并不简单。”(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