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与著作

        贺麟,字自昭,1902年生于四川金堂县五凤镇,幼年在家乡读书,1919年入清华学堂,受学于梁启超、吴交等国学大家,深喜中国传统学术及严复译作,曾发表《戴东原研究指南》、《严复的翻译》等重要文章。1926年,贺麟赴美国奥柏林大学留学,师从耶顿夫人(Mrs.Yeaton)学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并阅读了大量关于原始文化方面的著作。1928年,贺麟去芝加哥大学,接触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柏格森哲学。半年后转赴哈佛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又入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读了美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鲁一士(J.Royce)的著作,接受了鲁一士的新黑格尔主义观点,确立了精神是本体,世界是表现,精神自我、绝对自我高于经验自我的思想,并选择了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的精神》、《近代唯心主义演讲》中的重要章节,合为一书,名《黑格尔学述》,在国内出版。1930年10月,贺麟离开哈佛大学,到黑格尔的故乡德国去研究黑格尔哲学。在德国,他读了尼古拉·哈特曼(N.Hartmann)、狄尔泰(Dilthey)、克洛那(R.Kroner)等人关于黑格尔的著作和阐发他们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狄尔泰的直觉方法论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在德国,贺麟开始潜心研读斯宾诺莎最重要的著作《伦理学》,并把它译成中文。
        1931年8月,贺麟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并在清华大学兼课。不久,“九· 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举国震动,贺麟接受了当时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吴宓的建议,写了《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一书,在《大公报》连载。在本书中,贺麟欲以德国大诗人歌德,大哲学家黑格尔、费希特在拿破仑侵占德国时的态度,给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树立赴国难的榜样。贺麟着重介绍歌德“谋国以忠”、“临难勿苟免”的爱国精神,黑格尔的矛盾升进、死以求生的辩证法和费希特知行合一的知识学体系。特别赞赏和向往费希特在敌国危城中冒着生命危险作“告德意志国民讲演”,为德意志民族复兴奠定精神基础的壮举。这本书对激励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的爱国御侮自处,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后,贺麟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黑格尔、斯宾诺莎哲学的文章,思想逐步成熟。1934年发表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文,是他新心学思想的宣言。文中提出,作为哲学概念的“心”有两个最根本的意思:心理意义的心指感觉、思维、意志、想象等心理生理活动;逻辑意义的心指超经验的精神原则,这一原则是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逻辑意义的心可归纳为“心即理”:心中本有统御后天经验材料的先天理则。
        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充分发扬的时期,也是哲学上弃旧图新的时期。这样的时代特点,为贺麟新心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1942年,代表贺麟新心学创发能力和理论特点的论文集《近代唯心论简释》在重庆出版。论文集共十五篇文章。其中《时空和超时空》发挥康德学说,阐发“时空是心中之理,是自然知识和自然行为所以可能的先天标准”这一心学重要命题。而超时空是心与理一、神与道俱、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知行合一新论》是贺麟又一篇重要文章,主旨在用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和现代西方心理学一些观点解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命题。文中提出“自然的知行合一”、“理想的价值的知行合一”、“直觉的率真的知行合一”等重要概念,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高扬知的主宰性、先在性,发挥知主行从、知先行后等观点。《宋儒的思想方法》重在讨论思维方式,认为直觉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方法。直觉不废理智,二者可以互相补充。认为宋明理学中的程朱派是“后理智的直觉”,陆王派是“先理智的直觉”。《辩证法与辩证观》提出辩证法本身是矛盾的统一,它既是方法,又是直观。作辩证思考需要天才慧眼,需要严密的逻辑和高度的思辨相结合。《文化的体与用》摒弃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比较中惯用的提法,根据黑格尔哲学提出了关于文化的新定义:道之凭借人类的精神活动而显现者谓之文化,精神是文化之体,文化是精神之用,道是精神之体,精神是道之用,既高扬精神的能动作用,又使精神的活动不出天道的范围。贺麟还提出“以精神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主张,呼吁抛弃狭隘的中西优劣之争,主张研究任何文化必须得其体用之全。
        《近代唯心论简释》是贺麟新心学的代表作,阐述了新心学的各个方面:本体论、知识论、知行论、文化观,表现出贺麟深厚的中西哲学素养和会通中西、创造民族新哲学的切实努力。
        贺麟在抗战期间写的其他文章,收入《文化与人生》论文集。这本论集是贺麟本其哲学主张,在文化和人生方面提出的见解。和《近代唯心论简释》比,《简释》是纯哲学,本论集是纯哲学在文化人生方面的发挥。《简释》是主干、骨骼,本论集是枝叶、血肉,《简释》是形上之体,本论集是文化人生之用。这两部书构成了贺麟的主要思想,贺麟的有体有用之学。
        《文化与人生》首篇《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提出了全面复兴儒家思想的主张。文中指出,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民族复兴不仅是要争抗战的胜利,而且要争民族文化的复兴。而民族文化复兴主要就是儒家文化的复兴。贺麟并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儒家思想的根本途径,这就是用西方思想充实儒家。具体说,就是:一,吸收西方哲学发挥儒家理学;二,吸收基督教的精华充实儒家礼教;三,吸收西方艺术发挥儒家诗教。儒家思想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贺麟之为新儒家的主要标志。贺麟的特点是提出了复兴儒家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必要性和所应取的途径。《文化与人生》的其他篇章皆是新心学在各具体领域的应用,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如《新道德的动向》、《五伦观念的新检讨》等,都是复兴儒家根本主张指导下的具体应用。
        贺麟在抗战期间写成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当代中国哲学》。书中评述了十九世纪末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约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他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就是陆王心学复兴的历史;中国当代哲学家,都是陆王心学派。
        在这本书里,贺麟还介绍了自严复以来二十多位西方哲学的研究者、翻译者的主要思想,这部分内容是他四十年之后的重要文章《康德、黑格尔东渐记》的雏形。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时代思潮的演变与批判》,是贺麟本心学立场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思潮的分析与评论,重申了他的主客合一、心物合一、知行合一中高扬精神的决定作用的心学基本观点。
        这本书还有专章讨论知行问题,可以说是《知行合一新论》的姐妹篇。本篇讨论的重点是知难行易问题,前篇讨论的重点是知行合一。
        抗战期间,贺麟开始翻译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小逻辑》,边翻译,边研究,边讲授。重要成果就是写于1943年的《黑格尔理则学简述》。本书是贺麟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系统著作。也是当时国内研究黑格尔逻辑学最完整、最深刻的著作,在中国学者的黑格尔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书中对黑格尔有绍述,有发挥。最重要的是,贺麟据美国新实在论者鲁一士的思想,把黑格尔说成主要是一个心学学者,以突出绝对精神自强不息、自创理则、借理则矛盾升进的思想。绝对精神不是理,而是即理即心;不是僵死的,而是活动的;不是被动的由人摆布的,而是主动的自创理则的。这本书是贺麟新心学的哲学根据。
        抗战结束后,贺麟随北大返回北平,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在讲课中,他大力表彰鲁一士、怀特海的思想,对新实在论则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对新实在论,包括新实在论在中国的代表金岳霖和冯友兰,主要批评其离心言理,离心言性。贺麟主张理、气、心、性四者不可离,新实在论离心言理,其理是“满坑满谷死无对证之理”。新实在论取理气而遗心性,正抛弃了哲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对怀特海,则表彰其超出实在论与唯心论,打破生机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对立,融合理智与直觉二种思维方式这个根本方向。而这正是贺麟新心学所取的途径。
        1949年10月之后,贺麟经历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非马列主义批判运动、用新观点研究讲授黑格尔这样几个阶段。1955年,贺麟发表《两点批判、一点反省》,对自己的新心学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1956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他提出“唯心主义体系中有好东西”、“对唯心主义否定过多不恰当”等观点,对一些人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风加以批评。此后不久,反右运动开始,贺麟转入翻译和“客观研究黑格尔”的时期,个人思想锋芒逐渐消磨。这期间,贺麟花时间对以前介绍较少的黑格尔政治哲学、法哲学、艺术哲学、哲学史等作了介绍。这期间贺麟的主要成就在翻译,《精神现象学》、《伦理学》、《知性改进论》、《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相继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