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近代史学的新区宇
辛亥风云突变,王国维依随罗振玉避居日本,羁旅异域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慨叹国内时事政治,“莽莽神州入战国”,“虎踞龙争讫未休”。但罗氏私藏大云书库内琳琅满目的书籍和文物仍把他的注意力牢牢吸引住了。他日拥书城,潜心钻研,治学兴趣也发生一大转折,开始从流光溢彩的美学大殿步入窈深古渺的史学考古的厅堂。
王国维是一位创新意识极强的学者。对新学问和新发现的不倦追求,使他决不甘为学术界的凡庸之辈。他清醒地认识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考古新发现,为自身投入这个“发现的时代”准备了最为重要的客观条件。对此他不无庆幸之感:“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确如王国维所言,近代有关甲骨、木简、写本、档册等珍贵文化学术资料的发现,都曾震撼国内外学术界,并很快形成甲骨学、敦煌学等新兴的显学。在这些新兴学科的初建阶段,王国维始终是在前开辟榛莽的先行人物。他把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倾注进去,用缜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一个个具体的文化研究领域作出了不同凡响的建树。
筚路蓝缕的简牍研究。简牍是古代用来书写文字的材料。剖竹为片谓之简,削木为版谓之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简牍发现,一为公元前二百三十多年的孔子宅壁中书,二为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魏安釐王墓所得。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境内所得为第三次大发现。斯坦因将所得简牍带回欧洲后,由其友法国沙畹博士加以考释,写成《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中国文献》。由于王国维在此之前写过一篇《简牍检署考》寄赠沙畹,作为回报,沙畹于1913年冬将其即将出版之书寄往京都。罗、王见到后,认为对斯坦因所得资料有重加整理考订的必要,于是分工合作,罗负责小学、术数、方技书部分,王负责屯戍丛残部分,很快撰成《流沙附简》一书,于1914年出版。在书中,他们根据此番所得简牍,参以古籍,将古代西北有关历史地理问题,如玉门的方位、烽燧的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都一一考证得非常清楚,为日后的简牍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同行寂寥的封泥研究。封泥又称泥封,与简牍关系密切。古人以简牍若干编组成策,用绳捆扎,为防私拆,在结绳处用泥封固,再在泥上加盖印章,这就叫封泥。造纸术发明后,封泥与简牍同时湮灭。清道光二年(1842)四川最早发现封泥,后来各地也续有发现。光绪末年吴式芬、陈介祺合著《封泥考略》十卷和刘鹗《铁云泥封》问世,成为最早的封泥专著。王国维在日本居留期间,利用罗氏收藏甚丰的封泥,整理选择了四百余种为吴、陈等未见的封泥,编为《齐鲁封泥集存》一书,并撰写了前后两序,论证封泥“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
成果惊人的甲骨研究。1899年安阳小屯出土甲骨后,甲骨学很快成为一门新兴学科。1914年冬,在王国维的参与下,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问世。此后,王国维潜心于甲骨研究,于1917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成为该学科的一篇扛鼎之作。殷商历史渺远,典籍散失无遗,《史记·殷本纪》中虽有一个殷代王统,但司马迁对千年以上殷代历史的追溯究竟可信性如何,历来是一个疑问。现在王氏从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中找到了殷王世系,证明《史记》为一信史,同时也订正了司马迁对殷王世系排列顺序上的一些错误。王国维以自己出色的成果表明甲骨文字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可靠资料,为古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后来居上的金文研究。勃然兴起于宋代的金石之学,在经历了元明两代的消歇后,入清中叶复又盛极一时,阮元、吴大澂、孙诒让等均以考证严谨而卓然成家。王国维凭借罗氏丰富的收藏和自身缜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金文研究领域成绩斐然。他撰写的《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系统整理总结了宋、清两代所著录的金文,而《两周金石文韵读》和《两汉金石文韵读》,又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完成了“两表”、“两读”这样异常坚实的基础性研究后,他常常通过考释或题跋的形式,发表各种各样的论文。许多论文短小精悍,推翻前人成说,提出独创性的见解。
别领风骚的敦煌研究。自敦煌文物在本世纪初被发现后,敦煌作为伟大的文化宝库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王国维在居东期间看到日本汉学家狩野喜直1912年从伦敦博物馆过录的敦煌唐人写本后,就把自己的敦煌研究工作主要倾注在唐人写本这一方面。唐人写本内容包罗甚广,他所见到的就有唐《职官志》的残本,民间流传的通俗小册《太公家教》、《龟园册府》,以及敦煌曲子词、敦煌县户籍等。对此类资料,尤其是那些民间读物,他予以高度重视是出于与众不同的认识,即认为这些直接来自民间的通俗读物,较之经籍更有价值,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的最好资料。“经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致缪荃孙》)他为这些写本所作的跋,在自定的《观堂集林》中几乎占了整整一卷,对敦煌学这一新学科颇有开辟门径之劳。
自评甚高的石经研究。所谓石经,始于东汉,即灵帝诏命蔡邕将正定的五经文字书碑立于太学,是为汉石经。魏正始中(240—249)又建古文、篆、隶三种字体的石经于汉碑之侧。后因社会动乱,石经毁损,留下的实物残缺不全,拓本则又真伪难辨。儒家经典的特殊地位,使得探求考证这些石经者代不乏人。但悠远的年代和乏当的方法,使千载以来此项工作进展不大,研究者往往停留在残字的文字考订或石经的源流考证上。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王国维参以1923年新发现的魏石经残石,写成《魏石经考》,以科学合理的方法,对魏石经的经数和刻石之碑数作出了结论。他把此项成果同备受学界推崇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提并论,可见其自许之意。
在辛亥前,王国维先后致力于“深邃的哲学”和“伟大的文学”。辛亥后,转而从事“绵密的科学”,在上述考古史学诸方面同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在同时代的学人中是不多见的。王国维治史博大精深,史学界对他的推重几乎是一致无二的。仅就历史地理学的贡献而言,有人就历述其种种成就:对殷商和周秦都邑的论证,对秦郡汉郡的考释,对古今水道的辨别,对民族分布地区的探讨;在西北地理研究方面,他对古代行政的整理,对古城位置的确定,对西汉边塞和烽燧的考实,对前代道路的探索,等等。(史念海、曹尔琴《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
王国维治学之精勤用功,也为学界共钦。据其年谱可知,仅在1925至1927年,即其一生的最后二年间,他就在蒙古族史和元史研究方面成果累累。他著有《鞑靼考》、《萌古考》、《黑车子室韦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蒙古札记》、《耶律文正公年谱及余记》等,此外尚有大量有关蒙古族史和元史的史料校注和所撰序跋。如果再加上同时所作的西北地理研究,以及在此之外所作的其他学术研究领域的论著,他那巨大的工作量实在令人惊叹。有人甚至认为,王国维去世前二年多所从事的工作,一般研究工作者一辈子也难以完成。
难怪陈寅恪称扬这位“大师巨子”,“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同时还高度归纳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一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皆如此;二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皆如此;三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皆如此。陈氏断言,“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在近代文化学术上的突出建树,使王国维无愧于“卓尔不群”四字。在近代美学史上,蔡元培足与王国维并列。但他美学思想的形成迟于王国维十年。他以儒家传统为本与西方美学相结合,他的美学多取伦理学、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美与善的连结较多,显有别于王国维以道家传统为本,更多理论思辨色彩,美与真的连结较紧。在近代文学史上,倡导“诗界革命”、“小说革命”和“戏剧革命”者,视诗词、小说和戏剧为政治或道德之工具的气息甚浓。试一读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等著作,其与《人间词话》的价值标准判然有分。在近代史学史上,梁启超、章太炎的新史学思想偏重于政治意识,与王国维倾注实力于较纯的学术范围有别,而章太炎晚年对地下发掘还持存疑态度。可以说,在同时代的文化巨匠中,王国维具有无法掩盖的文化学术特色。
然而,一涉足政海,他却显得那么保守畏怯,彷徨无所措手足。尽管他前半生一直是一位超政治的学者,但在辛亥革命后,却因罗振玉之故,以遗老自居,卷进政治斗争的是非之地。他长辫不剪,行文称业已消亡的清朝为“国朝”,对于张勋、端方等“忠良”之臣,他缱绻情深。1923年经人荐举为废帝溥仪的文学侍从——“南书房行走”,他欢跃应命,深感知遇之恩。次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他又痛心疾首。学术上的非凡与政治上的庸凡就如此集合于他一身。“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虞美人》)“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蝶恋花》)“人间”的“孤愤”和“人间”的“换世”,终于使这位“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学者,放弃了一生钟情且浮沉自如的学海弄潮事业,自溺于颐和园内清浅无波的昆明湖内。
有些西方哲人喜欢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若干学术疑难以启后人。王国维这位生前擅解学术疑难的大师,在身后也以自己的死因为后人留下了一重公案。在流行的“殉清说”、“悲观性格说”和“罗振玉逼迫说”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文化冲突说。倡言此说的陈寅恪确指:“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是叔本华悲剧论的信从者。叔本华分悲剧为三种,一是恶人从中作祟,二是由于盲目的命运造成,三是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王国维认为第三种悲剧为悲剧中之悲剧,最具撼人的力量。按此推论,我们也不妨认为,他之自沉也是由于人生舞台上的位置及关系不得其所使然。无独有偶,叔本华在本国的著名信从者尼采,也曾出演这一悲剧论者的悲剧。只是他因自身精神崩溃而落下人生帷幕,较之王国维早了二十七年。 ＝7
王国维是一位创新意识极强的学者。对新学问和新发现的不倦追求,使他决不甘为学术界的凡庸之辈。他清醒地认识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考古新发现,为自身投入这个“发现的时代”准备了最为重要的客观条件。对此他不无庆幸之感:“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确如王国维所言,近代有关甲骨、木简、写本、档册等珍贵文化学术资料的发现,都曾震撼国内外学术界,并很快形成甲骨学、敦煌学等新兴的显学。在这些新兴学科的初建阶段,王国维始终是在前开辟榛莽的先行人物。他把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倾注进去,用缜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一个个具体的文化研究领域作出了不同凡响的建树。
筚路蓝缕的简牍研究。简牍是古代用来书写文字的材料。剖竹为片谓之简,削木为版谓之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简牍发现,一为公元前二百三十多年的孔子宅壁中书,二为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魏安釐王墓所得。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境内所得为第三次大发现。斯坦因将所得简牍带回欧洲后,由其友法国沙畹博士加以考释,写成《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中国文献》。由于王国维在此之前写过一篇《简牍检署考》寄赠沙畹,作为回报,沙畹于1913年冬将其即将出版之书寄往京都。罗、王见到后,认为对斯坦因所得资料有重加整理考订的必要,于是分工合作,罗负责小学、术数、方技书部分,王负责屯戍丛残部分,很快撰成《流沙附简》一书,于1914年出版。在书中,他们根据此番所得简牍,参以古籍,将古代西北有关历史地理问题,如玉门的方位、烽燧的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都一一考证得非常清楚,为日后的简牍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同行寂寥的封泥研究。封泥又称泥封,与简牍关系密切。古人以简牍若干编组成策,用绳捆扎,为防私拆,在结绳处用泥封固,再在泥上加盖印章,这就叫封泥。造纸术发明后,封泥与简牍同时湮灭。清道光二年(1842)四川最早发现封泥,后来各地也续有发现。光绪末年吴式芬、陈介祺合著《封泥考略》十卷和刘鹗《铁云泥封》问世,成为最早的封泥专著。王国维在日本居留期间,利用罗氏收藏甚丰的封泥,整理选择了四百余种为吴、陈等未见的封泥,编为《齐鲁封泥集存》一书,并撰写了前后两序,论证封泥“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
成果惊人的甲骨研究。1899年安阳小屯出土甲骨后,甲骨学很快成为一门新兴学科。1914年冬,在王国维的参与下,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问世。此后,王国维潜心于甲骨研究,于1917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成为该学科的一篇扛鼎之作。殷商历史渺远,典籍散失无遗,《史记·殷本纪》中虽有一个殷代王统,但司马迁对千年以上殷代历史的追溯究竟可信性如何,历来是一个疑问。现在王氏从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中找到了殷王世系,证明《史记》为一信史,同时也订正了司马迁对殷王世系排列顺序上的一些错误。王国维以自己出色的成果表明甲骨文字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可靠资料,为古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后来居上的金文研究。勃然兴起于宋代的金石之学,在经历了元明两代的消歇后,入清中叶复又盛极一时,阮元、吴大澂、孙诒让等均以考证严谨而卓然成家。王国维凭借罗氏丰富的收藏和自身缜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金文研究领域成绩斐然。他撰写的《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系统整理总结了宋、清两代所著录的金文,而《两周金石文韵读》和《两汉金石文韵读》,又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在完成了“两表”、“两读”这样异常坚实的基础性研究后,他常常通过考释或题跋的形式,发表各种各样的论文。许多论文短小精悍,推翻前人成说,提出独创性的见解。
别领风骚的敦煌研究。自敦煌文物在本世纪初被发现后,敦煌作为伟大的文化宝库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王国维在居东期间看到日本汉学家狩野喜直1912年从伦敦博物馆过录的敦煌唐人写本后,就把自己的敦煌研究工作主要倾注在唐人写本这一方面。唐人写本内容包罗甚广,他所见到的就有唐《职官志》的残本,民间流传的通俗小册《太公家教》、《龟园册府》,以及敦煌曲子词、敦煌县户籍等。对此类资料,尤其是那些民间读物,他予以高度重视是出于与众不同的认识,即认为这些直接来自民间的通俗读物,较之经籍更有价值,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的最好资料。“经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致缪荃孙》)他为这些写本所作的跋,在自定的《观堂集林》中几乎占了整整一卷,对敦煌学这一新学科颇有开辟门径之劳。
自评甚高的石经研究。所谓石经,始于东汉,即灵帝诏命蔡邕将正定的五经文字书碑立于太学,是为汉石经。魏正始中(240—249)又建古文、篆、隶三种字体的石经于汉碑之侧。后因社会动乱,石经毁损,留下的实物残缺不全,拓本则又真伪难辨。儒家经典的特殊地位,使得探求考证这些石经者代不乏人。但悠远的年代和乏当的方法,使千载以来此项工作进展不大,研究者往往停留在残字的文字考订或石经的源流考证上。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王国维参以1923年新发现的魏石经残石,写成《魏石经考》,以科学合理的方法,对魏石经的经数和刻石之碑数作出了结论。他把此项成果同备受学界推崇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提并论,可见其自许之意。
在辛亥前,王国维先后致力于“深邃的哲学”和“伟大的文学”。辛亥后,转而从事“绵密的科学”,在上述考古史学诸方面同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在同时代的学人中是不多见的。王国维治史博大精深,史学界对他的推重几乎是一致无二的。仅就历史地理学的贡献而言,有人就历述其种种成就:对殷商和周秦都邑的论证,对秦郡汉郡的考释,对古今水道的辨别,对民族分布地区的探讨;在西北地理研究方面,他对古代行政的整理,对古城位置的确定,对西汉边塞和烽燧的考实,对前代道路的探索,等等。(史念海、曹尔琴《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
王国维治学之精勤用功,也为学界共钦。据其年谱可知,仅在1925至1927年,即其一生的最后二年间,他就在蒙古族史和元史研究方面成果累累。他著有《鞑靼考》、《萌古考》、《黑车子室韦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蒙古札记》、《耶律文正公年谱及余记》等,此外尚有大量有关蒙古族史和元史的史料校注和所撰序跋。如果再加上同时所作的西北地理研究,以及在此之外所作的其他学术研究领域的论著,他那巨大的工作量实在令人惊叹。有人甚至认为,王国维去世前二年多所从事的工作,一般研究工作者一辈子也难以完成。
难怪陈寅恪称扬这位“大师巨子”,“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同时还高度归纳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一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皆如此;二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皆如此;三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皆如此。陈氏断言,“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在近代文化学术上的突出建树,使王国维无愧于“卓尔不群”四字。在近代美学史上,蔡元培足与王国维并列。但他美学思想的形成迟于王国维十年。他以儒家传统为本与西方美学相结合,他的美学多取伦理学、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美与善的连结较多,显有别于王国维以道家传统为本,更多理论思辨色彩,美与真的连结较紧。在近代文学史上,倡导“诗界革命”、“小说革命”和“戏剧革命”者,视诗词、小说和戏剧为政治或道德之工具的气息甚浓。试一读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等著作,其与《人间词话》的价值标准判然有分。在近代史学史上,梁启超、章太炎的新史学思想偏重于政治意识,与王国维倾注实力于较纯的学术范围有别,而章太炎晚年对地下发掘还持存疑态度。可以说,在同时代的文化巨匠中,王国维具有无法掩盖的文化学术特色。
然而,一涉足政海,他却显得那么保守畏怯,彷徨无所措手足。尽管他前半生一直是一位超政治的学者,但在辛亥革命后,却因罗振玉之故,以遗老自居,卷进政治斗争的是非之地。他长辫不剪,行文称业已消亡的清朝为“国朝”,对于张勋、端方等“忠良”之臣,他缱绻情深。1923年经人荐举为废帝溥仪的文学侍从——“南书房行走”,他欢跃应命,深感知遇之恩。次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他又痛心疾首。学术上的非凡与政治上的庸凡就如此集合于他一身。“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虞美人》)“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蝶恋花》)“人间”的“孤愤”和“人间”的“换世”,终于使这位“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学者,放弃了一生钟情且浮沉自如的学海弄潮事业,自溺于颐和园内清浅无波的昆明湖内。
有些西方哲人喜欢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若干学术疑难以启后人。王国维这位生前擅解学术疑难的大师,在身后也以自己的死因为后人留下了一重公案。在流行的“殉清说”、“悲观性格说”和“罗振玉逼迫说”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文化冲突说。倡言此说的陈寅恪确指:“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是叔本华悲剧论的信从者。叔本华分悲剧为三种,一是恶人从中作祟,二是由于盲目的命运造成,三是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王国维认为第三种悲剧为悲剧中之悲剧,最具撼人的力量。按此推论,我们也不妨认为,他之自沉也是由于人生舞台上的位置及关系不得其所使然。无独有偶,叔本华在本国的著名信从者尼采,也曾出演这一悲剧论者的悲剧。只是他因自身精神崩溃而落下人生帷幕,较之王国维早了二十七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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