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订孔”的先行者

        1901年,章太炎发表《订孔》一文。订者,平议,也就是重新评价之意。订什么? 主要是纠正对孔子和儒学的不恰当评价。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不但断言六经为孔所作,且论定孔子所以为大圣为教主,范围千秋万世,均因此故。章太炎出而力驳,“六艺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从说之以《金版》、《六弢》。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章太炎认为,六经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故六经中的故事为老子、墨子所熟知。在秦始皇焚书以后,道、墨诸家日渐衰微,唯有儒家各类典籍“遭焚散复出”。因缘时会,孔子遂成为一位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究其实际,孔子的学说并不见得高明,比起孟子来,“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比起荀子来,优绌长短更是昭然。历代统治者尊孔抑荀,导致“名辩坏,故言淆;进取失,故业堕”,严重妨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訄书·订孔》)。
        在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中,章太炎进一步从政治和道德的角度对孔子加以全新的评价:“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在他笔下,孔子开干谒游说之风,是一“湛心荣利”、“哗众取宠”之徒。孔子倡导所谓“中庸”,驯致儒家道德水准难以上扬:“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昌设奔竞者皆是。……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文章引《墨子·非儒》讥评孔子“穷于陈、蔡之间”的“汗邪诈伪”,直斥其为甚于“乡愿”的“国愿”。文章还直揭“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在这里,章太炎把“大成至圣”的神圣外衣剥了个精光,把孔子彻底降到一般道德的理想水平。
        不过,章太炎也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在他笔下,孔子以一史学家和教育家现身。《订孔》坚持并发展了章学诚所提出的“六经皆史”的观点,强调孔子删定六经以保存古代典籍,为“古良史”。《诸子学略说》则肯定“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订孔》赞扬孔子为有“三千之化”的教育家。《诸子学略说》也肯定其热心教育、不信鬼神,“变几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 绝千古”。
        对孔子及其儒学加以如此直截了当、毫无顾忌的批评,章太炎实为近代第一人。孔子和儒学在思想文化界的无上权威,使得前此康有为等只能用塑造一个“托古改制”的新孔子和形式上尊孔尊经的办法,进行迂回战。这位“孔教之马丁路德”致力于在经学的殿堂内部发动“宫廷政变”,只能让自己塑造的新孔子仍然穿着古色古香的旧服装上场。章太炎则不然,他致力的是还孔子与儒学的本来面目,给孔子与儒学以实事求是的理性主义的新评价,强烈体现了一种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他自觉把引导人们冲破政治上的“保皇”关,同冲破思想上的“纪孔”关两大任务合成一处。在他对古代孔子“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的批评中,不乏对以当代“素王”自居的康有为的针砭。他把孔子从历代儒家尊孔论者的放大镜下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去其衮冕,撤其华盖,这种认识具有更多的历史真实性和可信性,也更富学术价值。这是必然的:章太炎从正面对孔子与儒学的凌厉攻势,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传统儒学文化的卫道士们痛诋他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进步思想界则肯定《订孔》发表后,“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
        作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其学术起点及最大成就均在中国传统文化。而他最初跃上学术论坛并引动学界注意,主要便在于他对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加以广泛的探讨和初步的总结。在《訄书》修订本中,除《订孔》之外,他还新增了《学变》、《学蛊》、《王学》、《颜学》、《清儒》等篇,对汉、晋以至近代中国儒学文化的变迁大势加以综合考察。在表彰王充、王符、仲长统、崔实和颜元、戴震、惠栋等一批对儒学文化发展起过特殊作用的重要人物的同时,他也一反成说,批评那些历来被视为儒学功臣的著名人物。他直斥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将儒学神学化宗教化,结果“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学变》)。在他看来,宋代欧阳修“不通六艺,正义不习,而瞍以说经”,苏轼则专门“上便辞以耀听者”,“令 己者不学而自高贤”,“使人跌飏而无主”。他们实开宋明理学和今文经学空言说经之滥觞,所以他不客气地称他们为“蛊民之学者”(《学蛊》)。明代王阳明的学说,“立义至单”,“独‘致良知’为自得,其他皆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王学》)。及至清代,“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清儒》)。

章太炎《訄书》(清光绪刊本)

        章太炎目光如炬,纵观千年,论析经史,品藻百家,校其异同,考其得失,显示了近代思想文化界一代新人的虎虎生气。他雄辩地证明,思想文化在永无止息的新陈代谢中前进,传统儒学也是这样,这正是历史的必然。
        需要指出,章氏此时所论虽在日后又被他自我否定,但他毕竟以空前的识力,发出空前的声音。继之而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他的思想洗礼。作为运动中坚核心的《新青年》杂志七名编委中,竟有三名出自章门(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有两名于当年章氏在日本畅发宏论时相与渊源(陈独秀、沈尹默),另一名胡适,在他那部使他一举成名、被称为中国哲学史“开山”之作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不难发现章氏学术的影响。至于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他之崇拜章太炎,不少批孔观点得之于章氏著作,更不是什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