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粹激动种性”

        像许多杰出的文化名人一样,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往开来,章有炎具有一种坚定而又自觉的历史责任感。每逢身处厄境,他常常把个人的安危同民族文化的存亡放在一起掂量思考。1903年因痛诋“今上”为“小丑”而引发《苏报》案,当讼事震动四海而死生难卜之际,他在狱中却写道:“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癸卯狱中自记》)1914年因直斥袁世凯“包藏祸心”而被囚禁。他拟自杀以示抗议,所遗家书中称自己死后“中夏文化亦亡”(1914年5月23日《家书》)。
        章太炎因何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亦即“国粹”如此情深,如此自负?《苏报》案结案后,章太炎出狱东渡,在东京留学生为他举办的盛大欢迎会上,他曾公开作过解释。从目的而言,倡导国粹,是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也就是说,要借助民族传统文化激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从内容而言,“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为了改变“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的现状,使爱国爱种心“风发泉涌,不可遏抑”,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章太炎身体力行,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创设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社,亲临讲席或编撰讲义,其内容广泛包括语言文字学、文史学、制度学、诸子学、宋明理学和佛学等。他不但是当时宣传国粹主义的重要刊物《国粹学报》的重要撰稿者,还大力支持自己的学生倡办鼓吹国粹刊物。钱玄同主编的普及型的《教育今语杂志》,黄侃主编的提高型的《学林》,均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为宗旨,意在推进具有民族特色的近代建设。在章太炎晚年,日本侵华日急,民族危机严重。他再度创设国学讲习会,亲自主讲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等,同时创办《制言》杂志,作为宣扬和研治国学的专门阵地。在宁静的书斋中,依然喷发出炽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
        纵观章太炎一生,国粹相与始终。每当论及,爱国爱种的情思不能自抑。早年治经,侧重《春秋》和《左传》,晚年则侧重《孝经》和《礼》,始终一贯的则是从中探求“夷夏之辨”、“经国宁民”、“修己治人”一类教诫,以唤起民族精神,救国御侮。早年治史,批判封建史学,提倡“史学革命”,强调史学应“发明”社会政治盛衰之“原理”,“鼓舞民气,启导方来”。晚年治史,仍然强调史学为保国之要件,“不讲历史,即无以维持其家”。讲文学,总觉得希腊、梨俱的诗不及中国的屈原、杜甫优美。讲哲学,虽然西方哲学有其优长,但在“躬行”和“亲证”即实践于人事方面,仍不如中国哲学。……
        具体说来,章太炎借助国粹激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要致力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方面,推进排满革命运动。
        章太炎幼时从外祖父处接受“夷夏之辨”的启蒙教育,少年时更因阅读王夫之等人著作及得知清初文字狱有关情况,从而萌生逐满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革政”改良之心顿化为革命排满之志。他在政治思想上勇敢地向昨天的旧我告别之后,即以排满骁将现身于世。所以,二十世纪初第一篇讨满檄文便出之于他笔下。文章力阐仇满排满在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正义性,以豪迈的民族情绪向国人召唤:“非种不去,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岂可得乎?”(章太炎《正仇满论》)
        在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他又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的保皇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理论清算。他借助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发展丰富了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进一步雄辩地论证了排满革命的必要性。由于《苏报》刊发了此信部分内容并评介了邹容的《革命军》,他和邹容成为《苏报》案的主角。当此案在上海英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时,他和邹容俨然以“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的身份,与清政府官员对簿于公堂,争理之曲直是非,辩革命之可否。他和邹容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排满运动的旗帜,引动全国视线,有力地促进了排满革命思想的广泛传布。
        章太炎认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章太炎《答铁铮》)。循此主张,在他主编或以他为主角的刊物如《民报》和《国粹学报》上,刊发了一大批借助国粹鼓吹排满革命的文章,登载了一大批民族伟人的传记或图像。那些有助于排满革命的相关民族传统文化,被当作益智健身的精神食粮,那些在功业和学问上有功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人物,被请来作为排满革命的接引导师。应该说,排满革命之所以在中国知识阶层中深入人心,章太炎等致力于汲引国粹“灌溉”人心与焉有功。对于这一点,章太炎不无自豪,事后追述民国光复事时说:“清失其鹿,民国肇兴,虽兵不血刃,百日而成,追惟事前经营之力,所以摩荡人心者,盖十有余年矣。炳麟不佞,始以历史民族主义提倡光复,……腾书驰说,不为四百兆人遐弃,内外喁喁,延颈望义。逮乎辛亥,大义举于武昌,十有四省,应如反掌。夫惟历史民族之义,足以为全国斗杓,故举兵不为犯顺,推亡不为篡盗。”(许寿棠《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第二方面,推进民族独立运动。
        在章太炎的理论思考中,排满与反帝本为民族主义革命紧密联系的两大任务。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种种侵害,他知之甚深,以为彼等与满洲贵族实为囚锢中国人民的民族牢狱的新旧两大“狱主”。“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以异族之攘我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言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僧侣之祸,吾弗深知;商人之祸,吾深知之矣。……今者狱主非他,则外来之商旅,余所为日夜切齿腐心者,亦惟斯竖。幸而授首,是为中国剪一长蛇,岂以为病?”(章太炎《革命军约法问答》)
        在有关文章中,章太炎对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与政治控制的危害性作了进一步的揭露。他尖锐指出,帝国主义在华横行无忌,“矿冶阡陌之利日被钞略,邦交之法空言无施,政府且为其胥附”。循此以往,不出十年,中国将进一步沉沦,“中人以下,不入工场被箠楚,乃转徙为乞丐,而富者愈与皙人相结,以陵同类”(章太炎《总同盟罢工序》)。
        章太炎还对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罪恶行径进行声讨。“帝国主义则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为义所当然。” 如“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的法国,偏偏对越南等实施最不自由平等的帝国主义政策。“生则有税,死则有税,乞食有税,清厕有税,毁谤者杀,越境者杀,其酷虐为旷古所未有”,他反复申说,中国革命党人倡导民族主义,“非封于汉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强民族而盗窃其政权,奴虏其人民者,苟有余力,必当一匡而恢复之”(章太炎《无论》)。
        正是基于如上认识,他积极参加由中、印两国革命者牵头在东京创立的亚洲和亲会。该会以“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为宗旨,其《约章》出于章太炎手笔,内称:“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姓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参加这一反帝革命同盟者,中、印之外,还有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缅甸、马来亚等国志士。
        作为这一组织的重要成员,章太炎以特别强调各民族传统文化在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方面的巨大作用而格外引人注目。印度革命者鼓吹“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对此异国知音,他欣表同意并积极应和道:“人无自觉,即为他族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因此,相互交流国粹被他视为加强被压迫民族团结争取民族独立胜利的有效途径。在谈到中、印两国互相支持时,他主张“联合之道,宜以两国文化相互灌输”(章太炎《支那印度联合之法》)。
        第三方面,推进国民道德革新。
        像梁启超一样,章太炎也是本世纪初道德革命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儒家旧道德是败坏人心、有碍革命的“微虫霉菌”,只有彻底清除,才能保证人心的净化和革命的成功。“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在他看来,中国国民性中的许多顽疾,如“诈伪无耻”、“缩肭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等,均与儒家长期教化有关 (章太炎《印度中兴之望》)。
        有鉴于此,章太炎确信“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为此,他专撰《革命之道德》。在文中,他首次将人们的道德水准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他制订的道德等第表上,十六种职业中,农人、工人、稗贩、坐贾、学究、艺人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行伍、胥徒、幕客、官僚等均在不道德之域。他将社会全体成员分成两大类,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别大体符合当时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分野。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章太炎笔下,道德往往成为衡量历史人物的重要尺度,也成为评论现实政治运动的基本准则。他把改良派道德修养中的缺陷,视为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事失败的重要原因。对于一部分革命党人轻视道德修养,反而心安理得地用“公德不逾闲,私德出入可也”来为自己开脱辩解,他深为忧虑。为了疗治国民性中的顽疾,防止民族精神的蜕化,更为了振起革命者的道德,激励排满革命的斗志,章太炎大力倡导“革命之道德”,以之作为发扬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重要任务。
        虽然在批评儒家旧道德方面,章太炎同梁启超基本无二,但在增进国民道德的具体途径上,彼此则有所不同。
        梁启超相对偏重于输入西方近代的伦理道德观念,章太炎则更注意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一方面,他鼓吹“用宗教发起信心”,即用传统佛教文化中特有的道德观念,如“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以及“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不执一己为我,因以众生为我,……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等,从而帮助国人树立“轻去就而齐生死”的信念,帮助革命者养成无畏无私的革命献身精神。另一方面,他又鼓吹继承儒家文化中的优良道德传统,如“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以及顾炎武倡导并践行的“知耻”、“重厚”、“耿介”、“必信”等项。他认为若能承袭前人这些道德准则,就能葆气节,去浮华,弃标榜,保证革命者的人格和意志高昂不堕。到了晚年,随着他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评价愈来愈持肯定态度,反映在道德建设上,他又渐轻前一方面,而渐重后一方面。
        不消说,章太炎倡导的国粹同封建复古主义鼓吹的国粹有着截然对立的内容,在他身上,透露出浓厚的文化民族主义气息。他在排满和反帝革命运动中的先识先行地位,在道德革命中偏重发掘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成分,保证了他所倡导的国粹具有较高的品位,非一般文化保守主义可比。
        “用国粹激动种性”,使他无愧于“有学问的革命家”这一美称。